吾之为哲学，亦初唯依吾之生命所真实感到之问题。而此中之问题，亦正多非出于个人一己之私者。[1]——唐君毅

吾初感哲学问题，亦初非由读书而得。[2]——唐君毅

一、体验：人子之哀的纯孝至情

二、述事：母子情意的永恒感通

三、继志：父母遗著的整理刊印

四、反思：丧礼祭诚的文化期盼

（1）对基督教不重丧葬祭祀之礼的反思

（2）对佛教义理及重丧不重祭的反思

（3）对中华文化重继志述事的祭祀传统及其衰亡的反思

五、升华：慎终追远的生死智慧

（1）鬼神世界的真实性及魔智视其为不实

（2）世俗之见的根本错误在于无视性情超越躯体的存在

（3）儒家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之圆教的根本智慧

六、觉悟：生死感通的至情至理

如果说唐君毅早年的生死体验与其哲学建构的关系，更主要的是自己智慧的开启与宇宙人生直接感通而生出“想象性”生死体验，再由这些想象性生死体验直接激活内在的生命智慧的话，那么到了中年，唐君毅的生死体验与其哲学的关系，则更多的是在经历了事实上或经验上的“生死事件”之后，以反省的方式将这些经验升华为智慧。但是，将生命中经历的“体验”直接转化为自己的哲学问题、哲学意识甚至哲学智慧，则是一以贯之的。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唐先生母亲陈太夫人在苏州旅邸病逝。这是唐君毅中年经历的最大、最伤痛、最直接也最根本的一次生死事件。母亲病逝之于唐先生的影响之大，我们从唐先生下面一句自述即可以体会。一九七一年，唐先生三大卷《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出版时，唐先生在卷一的自序中开篇第一句话这样写到：“以本书之缘起而言，可谓事出偶然。盖自七年前，吾母逝世，吾即尝欲废弃世间著述之事。”[3]对于一位几乎是以哲学著述、思想创造和教育教学为生的思想家来说，“欲废弃世间著述之事”差不多是要废弃自己的生命本身。所以，唐先生母亲的病逝确实带给了唐先生极为深刻的生死体验。但是，唐先生之为唐先生者，就在于，所有的生命体验对他来说都是智慧之所从出之所。唐先生在母亲去世后的十天时间，放弃了自己日日记日记的习惯，直到三月七日稍微静心，撰写了《母丧杂记》，唐君毅夫人也撰写了“廷光代笔”作为唐先生日记的补充。四月六日至八日，唐先生再撰写《母丧杂记续记》。唐先生的两篇记录母亲病逝后自己的经历、体验、感悟、反省的文字，从生死学和生死哲学维度说，是极为珍贵的文献，亦如他晚年直面癌症期间的日记一样，给我们展示了一位儒者如何面对亲人病逝的重大痛苦的真实情感与真实思考，以及由此生发的生死智慧。

一、体验：人子之哀的纯孝至情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农历正月十四日），唐先生母亲陈太夫人在苏州旅邸病逝。二月二十七日（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二妹唐至中自苏州发来的电报送到唐先生家，只“母逝命勿归”五字。唐夫人及女儿在家接到电报，一时惊慌失措，立即电话通知牟宗三先生及郑力为同学，他们瞬间到家。当时，唐先生正出席友人晚宴，唐夫人请郑力为同学往接唐先生回家，并嘱暂勿言母逝消息，只言家中有事请早回家。唐先生在晚宴席间听凌道扬先生谓其母已九十九，体尚康强，内心自念母亲陈太夫人人中甚长，应亦可臻高寿。方作是念，突然郑力为同学来报，说家中有电报，希望早点回家。[4]唐先生当时即预感不祥，“已知吾母已弃吾而去矣”，因为，“去岁农历年底二十八日，吾在校中，得吾妻廷光电话，嘱返舍，知二妹有信至，言母病入医院，而药不可得，速寄药归云云，廷光旋即往药店购药邮寄，计其时母病入院已十四日，顾当农历年底，众人亦忙于过年，唯中心忧念耳。”[5]听闻消息，唐先生登时“全身战栗，几不能行动”，由郑同学搀扶着归家。刚刚到达家里，唐先生已支撑不住，仆倒地上。看到牟宗三先生在场，即频频呼叫：“宗三兄，我是罪人，我要回家，我要见母亲……”[6]。唐先生至情至性，“哀痛欲绝，而奔丧之情，尤难自已。”[7]此时牟先生亦无言相慰。夜深后，牟先生与力为同学离去，唐先生不时捶胸蹬足，嚎啕大哭，夫人和女儿也只有陪他哭到天明。第二日，唐先生向夫人所要电报观阅，“只母逝命勿归五字，中心怆痛，而疑电文有误”，以致多日后撰写《母丧杂记》之时，“此疑犹婉转于心曲”[8]。

按照哀伤五阶段理论来说，唐先生在得知母亲去世消息后的反应，正是哀伤第一阶段“否认”的典型表达。但是，一方面，客观上唐先生不可能从香港到苏州奔丧；另一方面，主观上又体验着丧亲的深刻悲痛，希望有最合适的仪式来表达对母亲的哀痛与悼念。所以，尽管在当夜牟宗三先生即给唐先生提及在香港设灵位之事，唐先生“不忍闻，而不忍设”，但到了第二天，还是“不得不设”，而且考虑到母亲信佛，又曾经在香港小住过一段时间，而沙田又是母亲所“经行处”。[9]于是，唐先生决定在沙田找一座佛教寺庙为母亲设灵位。

第二天，由李国钧先生与赵潜同学陪同，唐先生与晓云法师同赴沙田慈航净苑商议设灵位事宜。慈航净苑为一尼庵，距沙田火车站二里许，位于一小山之麓，是唐先生昔日常游之处，也是母亲陈太夫人来港时曾经到过的地方。庵中有祖堂，遍列亡人木位，由庵尼代为供奉。唐先生便在庵中祖堂之侧为母亲设灵位，灵位牌初由晓云法师以黄纸书，后易为木主，以便于在祖堂长久供祀。考虑到唐先生夫人的父亲十三年前逝于四川眉山，也因路远不得奔丧，加之当时唐先生一家正穷困，未能够充分尽为人子婿之道，遂“请庵中同时订制岳父母木主”，一并供祀。当日，唐先生便住苑中终日守灵，夫人及女儿亦住苑中，丧事则由同学们协助料理。

住苑期间，每日皆有庵尼诵经，有《金刚经》、《地藏经》、《法华经•方便品》等。庵主智林法师近日一直在病中，得知唐先生来为母亲设灵位悼念，亦下楼吊唁，并亲为诵经。中午上供之礼，与唐先生父亲逝世时（一九三一年，唐先生二十二岁）所行旧礼大致相同，只是诵经之音尤为哀切，让人感动难已。素不相识的入庵礼佛者，也到唐先生母亲灵前作礼。唐先生对此特别记念在心：“古人言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今乃亲受之也。”[10]

由于净苑地在乡僻，来悼念者必然多动步履。加之唐先生的悲伤心情也不能斟酌哪些人是应当发讣告之人，于是决定将讣文登在报上。依照香港习俗，子女都应该献花圈，于是由夫人将诸妹弟、妹夫、弟媳及诸侄诸甥之名皆开列出，以备讣文及花圈之用。当唐先生看到报上所载讣文及花店送来的花圈上，众弟、妹及侄、甥的名字皆具在一处，而实际上又海天遥隔，“益增怆痛不能自已”。而且，念及当下自己在净苑设灵遥祭，诸事幸赖朋友学生相助，“二妹五弟在苏州，皆未就业，人事因缘，远非我比，而身体皆羸弱，既侍母疾逾月，更遭巨变，丧葬之事，复必躬亲，又大陆改风，丧事从薄，即吾所汇款，皆依时寄到，亦未必皆准用以尽人子之心。”如今母亲病逝，“骨肉之念，亦以弥笃”[11]。

尽管净苑距离九龙巿区颇远，但朋友、学生及相识前来吊唁者依然络绎不绝，而且大多行跪拜古礼，学生更是多行三跪九叩之礼。一些学生或每日来往数次，或终日相守。此情此景，让唐先生心生感念：一者，“今世人情淡薄，而吾得有此，尤心感刻难忘”。二者，“吾尝深信幽明之际，自有通途，一念相悼，即成相感，存者心念于亡者，亡者即存于存者。故凡相吊唁者，其一念之诚，冥冥之中，对亡者之灵，皆自有扶持翼翼之功德。谢启中常用之殁存均感之言，应非虚文，而为实事。”三者，“愿俟他日德业有进，天启吾衷以大弘斯义，以报今日吊唁者之隆情，与吾亲罔极之深思。”[12]

唐先生在庵中连住九日，每日中夜后即不能成眠，鸡未鸣即起，以与母灵位相守。随着天明，渐渐听到佛殿中的鼓声与罄声，也可以看到诸女尼上殿礼佛，归来相遇，皆合掌为礼，并相互问讯，尽管只是一言半语，但却感到点点滴滴都在心头。人与人之间在此时似乎特别没有距离，特别能够感通。庵中多蚊，唐先生平时在家往往是遇蚊即扑杀之，而今在庵中守灵，则只是“驱之而已”。每夜，灵堂中皆有蝙蝠飞旋。一日晨，唐先生见一黄蜂飞来祭献的花上，皆亲切无比。这样一些万物皆有情谊的景象，平日却往往难于见到。唐先生感叹：“昔贤曰：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今更益以一语曰：敬亲者不敢慢于物可乎？”[13]

这种“不敢慢于人”、“不敢慢于物”的心境，既是其作为儒者的自觉心灵修为，也是其至诚纯孝之心在哀伤之中的直接呈现。由此，唐先生对一切都充满感激和敬意。想到为母亲设灵位的净苑佛寺，是沙田最大、最久的佛寺，是四十年前由智林法师与其师徒向政府购山地，躬辟草莱，荷土运石，备历艰难以建大殿，“念此中一土一石，一草一木，皆来处不易，吾之得居丧于此，皆智林法师与其师徒昔日辛劳之所赐也。”

三月四日，在慈航净苑内举行遥祭典礼。由高僧乐果老法师设坛说法安位，由钱宾四先生主祭，许让成与吴士选两先生陪祭。由于在报章上发出讣文，故来祭者甚众。祭者多行跪拜之礼，学生更多行三跪九叩之礼。唐先生哀痛欲绝，凄苦孺慕之情，吊者无不感动。乐果老法师说法安位后，为唐先生至孝所感，去而复回，对唐先生曰：“老人算是高寿，我已为他说法安位，老人已安，如你太悲伤，老人又不安了，听我的话，体老人爱子之心，节哀保重才是。”唐先生叩谢，呜咽不能语。乐果老法师将唐先生父母及岳父母的木主一并安置于祖堂，与其他异姓的木主并列。这样的安位当然不同于传统乡村祠堂的木主皆为同姓的宗亲，但是，由于时间空间的变化，即使在唐先生的家乡，也已经“不见祠堂旧制”了。想到此净苑祖堂中的木主都是由其他孝子贤孙所供设，而这些逝者的在天之灵如今都与自己父母及岳父母的在天之灵共聚一堂，唐先生顿时心生感动。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于生者如是，于死者亦应然，于是一并为祖堂中的木主上香行礼。

开吊之日，各界前辈友好、先后同学来吊唁者三百余人，灵堂上致祭的挽联甚多。开吊其间，送花圈奠仪者亦甚多，并有远近唁函多件。

看着灵堂上摆满的花圈，唐先生念及作为“唯一的自己”的母亲，其生命的独特性让自己十分感怀：“吾母逝世于元宵佳节，生于二月十二，与百花仙子同生日，先外祖盖因而字吾母曰卓仙，又以文王之母大任之名锡吾母。吾兄弟何敢望文王，而吾数十年来亦未尝一思母字卓仙之义，今母逝世，港俗都以花圈相吊，环绕灵堂者近百，乃忽悟其义。念吾母有灵，当为含笑。”[14]

看到师友学生们往来不绝虔诚的吊唁，唐先生也是感慨不已：“昔日以挽联致唁之风，在港已渐沦废，然吾母之丧，诸前辈先生及同事友生，亲撰写挽联者，乃逾二十，多慰勉有加，相期以道。感愧之余，自念余若有微善，得不见弃于贤者，皆吾父母师友及昔先圣贤之教化薰育之所致，顿悟佛家言回向，凡有丝毫功德，皆当回向于他人。此与基督言光荣归主，儒家之言让德于天，善归父母，同具深旨。”唐先生反省自己：“吾平日贡高我慢，今日母丧，匍匐灵堂，方悟己身，实亦无所有。”进而唐先生发愿：“愿本斯心，与师友相切励，以共继斯文，则今后华夏光明，诚当永在，并愿此光明，更回照吾父母及邦人君子之父母在天之灵，与先圣先贤之灵。”[15]

看到师友学生敬献的挽联花圈对自己目前的称谓都是恭敬有加，唐先生同样感动不已：“吾母既丧，凡见有母之字处，皆悲难自已。而灵堂之挽联花圈，则即疏远之称呼，亦为唐母，例多以伯母及太师母称吾母，而以世侄小门生自称。至如赵冰、钱宾四、沈燕谋、赵鹤琴诸先生皆年在七十左右，吾对之谊属后辈，唯以同事之雅，亦竟以伯母称吾母，既非所敢当，更心怀感激。”对此唐先生反省到：“平日吾往吊丧，见此类之称呼，亦意谓习俗因然耳。今因此感激之情，乃悟此称呼之微，初皆本于吾习先圣贤之教，原以伯叔姑侄兄弟姊妹之伦，通于四海，而后天下之人乃属于一家之亲，若非出自至仁之心，安能有此。念彼他邦之俗，于父母亦有竟呼其名者，唯于摄神职者称之为神父，更见吾昔先圣贤之教，能充人伦之量，而达人伦之至。然今日国运如斯，教化安托？”同时又发愿：“愿以微躯与邦人君子共兴华夏，以此人伦之至之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敬怀心愿，以吿吾母。”[16]

在唐先生为母亲守灵期间，受到众多的挽联和吊唁函，这些挽联和吊唁函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呈现了唐先生母亲懿范和唐先生作为人字的孝道。[17]

张君劢先生挽词：“大孝终身慕父母；斯文一线系兴亡。”并附言：“君毅先生太夫人仙游苏州寓邸，时局如此，不得亲视殓，诚抱无涯之痛，惟有努力文运以慰亲心。”

钱宾四、吴俊升先生挽词：“教子成名儒，孝思永锡，此日帷帐兴悲，蓼莪废读；倚门伤永诀，寒舍难安，他年收京上冢，进祭椎牛。”

晓云法师挽词：“佛儒兼尊示懿范；行依三宝发菩提。”

牟宗三、程兆熊先生挽词：“丧乱同逢，痛华夏无光，光明终当永在；孤零常慰，钦哲人有母，母教自尔千秋。”

徐佛观先生挽词：“鹤驾九天，桃李园林垂懿范；家国万里，屺瞻诗句动哀思。”

陶元珍先生挽词：“相夫传儒学；教子成哲人。”

王道、梁宜生先生挽词：“读诗废蓼莪，鞠育亲恩同一恸；生子成贤哲，孟欧母教各千秋。”

饶宗颐、萧立声先生挽词：“南海望云哀罔极；西池赴诏报游仙。”

新亚校友会挽词：“懿范应长存，诞赐良师兴绝学；心丧加重服，痛哀贤母别尘寰。”

熊十力老先生唁函：“至中、君实（毅兄妹弟）诸侄，得来函敬悉令慈竟逝于恶劣反常之气候。人生如幻，岂不悲哉。十一年来，沪苏咫尺，而未谋一面，此为恨事。然精神相通，亦无待于接谈也。余衰已甚，未知住世几时。怀思毅、宗、兆，梦或见之，此可转彼等。敬挽令慈如下：唐母陈嫂卓仙夫人千古。仁寿过古稀，好学好思宗往圣；懿德齐邹母，教儿教女导来英。愚弟漆园八一老人拜手献言。公元六四，三月三日。”

劳思光先生唁函：“君毅先生惠鉴：惊闻太夫人仙逝，未及亲赴灵堂一拜，罪歉殊深，以先生纯孝，哀伤可想，然太夫人已享上寿，先生复以卫道自任，仍乞节哀珍重为幸，闻李幼老言，先生居丧不见宾客，故专函致唁，敬颂礼祺。”

在众多吊唁函中，还有一位未曾与唐先生谋面的蔡荒山先生的长篇唁函：

君毅师长礼鉴：接读《人生》杂志，惊悉今先慈陈太夫人在苏州寓邸仙逝，同深哀悼，想先生孝思纯笃，世乱避秦香江，今突遭此不幸变故，不得亲视含殓，又不得归里奔丧，以先生性情之敦厚恳挚，诚抱无涯之痛，感伤悲痛，自不待言。然则世事如斯，天意人事非人所能穷求，切望以贵体为重，节哀顺变，莫过伤神。晚辈对先生高贵庄严之人格，思有一语寄慰，学养卑陋，亦不知应何说起，唯内心哀痛，由此而生之关切同情，则非笔墨所能尽言。先生与晚辈素未谋面，唯晚辈对先生之崇仰敬意，其所存在于心胸之间有深切之了解，乃先生所阐发之儒家精神、道德理性，多能有所契接受用，落实生根。此应感谢王道先生之接引，使晚辈知所反省顿悟，知所亲近师友，礼敬贤人，亦知所以师友慧命相续之庄严意义。晚辈自幼浪迹天涯，生活在此蛮荒之地，读书写文，学识卑陋浅薄，先天禀赋资质都不如人，后天又缺少教育培养，虽勤谨学习，躬行笃实唯恐不及，无如驽骀朽质，所学所思仍无法超越俗情。虽无有亲炙先生之机缘，恭聆教益，然每当灯下展卷，潜研先生学术思想，心与神会，几若置身在先生门下，恍若先生亲身授教，精神与先生相契相接，无时不以先生之上庠教学与健康生活状况为念。若久无见尊作在《人生》刊上发表，则心神若有所失，殷殷悬念，常是寄情默祷。十余年来，千里神交，对先生之宏深悲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久思有一语为先生道候安好，亦恐因先生忙于教学著述，精神劳倦，冒渎骚扰，始终未敢贸然轻易表达私心敬意。简慢之罪，谅荷先生宽予薄责！今日中国文化之兴亡继绝，有赖先生及《人生》师友之继续努力。谨此奉唁，并致慰问之忱。肃此敬请礼安。[18]

遥祭典礼结束后，唐先生由慈航净苑返回九龙家中，并奉唐先生母亲像于天地祖宗圣贤神位之侧，每日献茶、上香。唐先生因为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常思自己侍母不周，有许多疏忽之处，只希望他日能承欢膝下，谁知从此已为“无母之人”，每念及此，莫不声泪俱下。在家中，唐先生常读佛经，希能有小小功德以回向母亲。

唐先生夫人谢廷光去乐果老法师处拜谢其为唐先生母亲说法安位之功德，老法师以念珠一串相赐，并望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观想亲人，并言，思亲者心安，亲即心安。受老法师慈悲感召，即决定常念阿弥陀佛.每当深深的念，亲切的念，偶亦有“六字弘明系心中，声声唤出主人翁”当下得到解脱之感。由此感悟到：“吾人常执迷不悟，不知反省，不知一念诚明，本心即可出现。佛说人人有佛性，先儒说凡人皆有仁心，廷光此时才深切的体验到，但愿常保此种心情。”[19]

逢七之日，唐先生必携夫人、女儿去慈航净苑拜祭母亲，并请庵尼诵经。有空之时，一家人也会隔一日或二日去净苑母亲灵前上香。每当跪拜之时，唐先生夫人言，“竟有幽明相通之感”，并感叹到：“平日不解毅兄每逢节日忌日必拜祭天地祖宗圣贤之意，如今廷光已领会其亲切之处，吾民族先贤提倡奉立天地祖宗圣贤神位，主张祭祀叩拜，其义实在深远，原来一念之诚，若能相续，即可开启继志述事之重任，慧命由此相续也。”[20]

唐先生到香港的十余年来，尽管常念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而时喜时惧，但总是希望着有重聚之期。“四年来，薪资所得，月尚有余。曾以分期付款，购重庆大厦E2之一楼，初实非经选择，痴心所寄，唯在迎母侍养，以遂乌私。念重庆乃吾母久居之地，E2与吾母之呼我之毅儿同音，吾母应乐居于此。”[21]自母亲逝世后，不免随时触目兴哀。唐先生夫人安慰道：你如此这般悲痛，像我才一岁即丧母，甚至不知道母亲的面目，那又如何？唐先生也自思，自己母亲逝世时年七十八，堪称上寿；尽管不能回乡奔丧，但在香港也有众多友生来相吊唁，当此乱世，已可谓哀荣；又念及，各位来吊的友生中，或有年少于自己而其亲已早逝者，或有其亲存而自己多欲归侍养而不可得者，或有欲寄款接济而力有不及者。想到这些，唐先生也很清楚，“今天之所赐于吾者，未尝薄于人，而实已厚于人，则吾更当何求。”只是，自己的哀思，并非出于更有所求；而只是“时感此心悬于死生幽明之际，而未知何托，亦若不忍其别有所托耳。”[22]

尽管作为一位对生死有深入系统思考的哲学家是坚信“人生自有死而不亡者存，人间亲子兄弟夫妇师友之情之至，皆将历万劫而恒贞”，但是，念及如今已不能当母亲面述及此义，依然悲痛不已。唯一可以让自己有点安慰的，是看着灵堂中并书着自己父母之名的木主，可藉此想见父母在天之灵已然重新相遇于天上宫阙。面对父母之灵，对于自己的未来生活，唐先生谓：“呜呼形骸七尺，百步同归丘垄，吾今年已五十七矣，不再半生，还当一逝，惟望而今而后，以吾之不孝，能长念母忝尔所生之言，以继志述事，使于他日与父母重相见时，能无愧怍耳。”[23]同时也提醒自己：“日来哀思辗转，有如循环。常念古人云：毁不灭性。父母生我，欲我生也。而吾生有事在，哀毁之情，往而不返，是耽于哀以为乐也。耽哀为乐，是亦罪也。此义吾自知之，而自蹈之。唯念情之不能已者，圣人弗禁，因就其不能自已者，一加追述，藏之筐箧，以待后世之仁人君子，怜而正之。”[24]

唐先生对母亲的哀悼和纪念之后一直延续终身。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四日，是农历二月十七日，唐先生母亲逝世已七年一月又三日。唐先生下午至慈航净苑，将七年前母亲逝世时友人及学生所送挽联在香炉中焚化，以示悼念。[25]唐先生将母亲遗像与“天地 祖宗 圣贤”牌位一起一直供奉于自己客厅中的供桌上，并每日上香。

二、述事：母子情意的永恒感通

唐先生母亲去世后，坚持不缀的日记也中断了十天。在沙田慈航净苑守灵九日，哀思难忘。随着丧礼结束，唐先生的生活也必须从“丧哀”之中进入日常。为了化解自己的哀思，唐先生在母亲逝世十日的正月二十四日（三月八日），于慈航净苑杂记哀思其间的苦难而成《母丧杂记》，记述父母养育之恩德和自己的怀念之情，开始了自己“继志述事”的孝行。在《母丧杂记》中，唐先生回忆叙述了父母亲的生平事迹，在“述事”中实现与父母生命的感通，并让父母的生命因文字而永恒。

唐先生首先叙述了自己的父亲与祖母的生死关系。“吾父为遗腹子，吾年十二而吾祖母逝世，吾无诸姑伯叔，吾祖母苦节一生，吾父以哀毁过情而得脑病，数年后遂从欧阳竞无大师游。终吾父之生，每道及祖母事，未尝不流涕。”[26]在唐先生二十三岁时，父亲因回老家参加唐先生大伯母的丧事而病逝，母亲也伤痛而致腿疾。之后，唐先生母亲为遣悲怀诗，并将这些诗歌呈欧阳大师，大师叹为希有，于是为唐先生父亲作墓志。欧阳大师在墓志铭中写道：“妻陈大任、蜀奇女子也、能诗、有句：今年更比去年穷、零米升升过一冬。以是不可久、棹还蜀。乡居食粗粝、大任有句：自砻麦面和麸饱、清煮鲜蔬入碗香。铁风处之晏然。呜呼、可以约矣。”“教学二十年、语未尝不动人。教学月所得、十余金耳。有乞资返里者、悉与之、不吝、而亦不问其名。盖强制之力有如此。”又言“毅能继父志”。[27]

被欧阳大师誉为“蜀中奇女子”的唐先生母亲对“能继父志”的唐先生影响十分深远。尽管唐先生“一生得侍吾母膝下之日，不及其半，儿时往事，尤依稀难记”[28]。但是，唐先生生命记忆中尤为深刻的事件，大多与母亲有关。

唐先生母亲陈大任，是陈勉之的女儿。关于唐先生父母的认识和结合，唐先生弟弟唐君实回忆：“那时唐家在周坝说得上大户人家，七叔公生病曾派人去二十里外的窦坝请医生来看病，正巧请来的是我们后来的家公陈勉之先生，由于看病来往频繁，从而知道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很有学问，在当教书的老师。在看病过程中认识阿爸，很赏识阿爸的用功读书及为人，遂选为女婿，那时七娘与阿妈都未出阁，不知怎么缘故，选定了阿妈。”[29]陈勉之乃书香人家，熟读诗书，医道亦高，教书为业，业余行医，曾任教于成都淑行女校。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三年）二月十二日，陈大任生于宜宾县窦坝村。因其生期传谓百花生日，父亲乃以“卓仙”字之，又以文王之母大任之名赐之。陈大任虽出生书香之家，但终为女流，因此儿时与姊妹从未得到父亲教课识字。直到陈大任与唐迪风结婚后，方得就学于其父亲陈勉之执教的成都淑行女校。陈大任十九岁时与唐迪风成婚。婚后除有两年时间任职简阳女子师范教师、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图书馆管理员和女生训育员，及短期负责敬业学院女生训导之外，余皆尽瘁于操劳家务，教子成人。

陈大任从小即有主见，决不随波逐流。儿时读《天雨花》小说，非常佩服女主人公左仪贞的为人，暗中以之为榜样。其为人果毅，不畏惧权势，亦不亲昵权贵，自谓“生性不知与俗浮沉”。[30]陈大任才思敏捷，感受深切，运笔细腻隽永，凡有感于山川风物、世道人情、家国爱恨，都能发而为诗，淳朴而情真。欧阳竞无推为“蜀中奇女子”[31]，并评论其人品曰：“夫人之德，古所难能，况兹末世。迪风往矣，佳嗣如君毅，能学圣学，是直接孟母之贤，岂陶母欧母之所可毗哉!”[32]有《思复堂遗诗》五卷凡二百余篇传世。“思复堂”是其先夫唐迪风为其诗稿题名。[33]李证刚先生评价其著：“以肫挚之情，寄于真朴之笔，一片性灵，奚假雕饰？诗之言志，实际在斯。由此进而游心物初，颐神道腴，直入《三百篇》之室矣！章法整饬，气韵醇茂，盖其余事。”[34]《思复堂遗诗》后由唐先生刊印于香港和台湾，并收入《唐君毅全集》。

唐先生的一生，若就思想学术而言，父亲的影响巨大，不管是少时所讲故事留下的深刻影响还是读书先后顺序的安排，这些在唐先生晚年的回忆中多有述及；若就生命性情而言，则是母亲影响深远，这在《母丧杂记》及其他回忆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就唐先生与母亲关系样式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幼年和少年时期享受母亲的爱与教育（从出生到17岁中学毕业），青年与壮年时期体验聚散离别的情怀（从17岁中学毕业到40岁离开大陆），中年和晚年时期感受遥不可见的思念情感（从40岁离开大陆到55岁母亲去世）。

关于幼年和少年时期享受到的充分的母爱和教育，在唐先生的“述事”中，都有真切实在的呈现[35]。

唐先生母亲十九岁嫁给唐迪风，三年后生唐君毅。唐先生出生时，头骨丑异，母亲怕人笑话，时时以手加以按摩，才逐渐浑圆。当身怀唐先生二妹唐至中时，即知胎教之义，于是常面对贤像，而自存诚敬之心，所以唐先生谓，在诸兄弟姊妹中，“二妹亦生而最为贤孝”。事实上，唐先生二妹一生对于母亲和弟弟妹妹，确实最为贤孝。

因为唐先生的外公陈勉之当时在成都女子师范任教，所以在唐先生半岁时，母亲和父亲就带着唐君毅同去成都，并就学于该校。因为女生必须住校，只有星期六才能返家。处在母乳期的唐先生，“每日由家中老仆抱吾至校中门房，就乳两次”。

唐先生不及两岁，母亲即教识字，并以火柴排其字形。母亲曾经给唐先生讲述过其两岁时的一件趣事，某一日天还未明，母亲突然发现唐先生不在床上，马上起来寻找，唐先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用火柴在桌上排字，并且自取糕饼而食，母亲赶紧点灯查看，糕饼上已经遍布黄蚂蚁。由于唐先生父亲忙于学校教务，往往是傍晚才回家，所以，唐先生“幼年读书，皆母所教”。

唐先生十岁后才入小学。小学课程中有一门课程是做手工，是唐先生“所最苦”的，母亲并不为难唐先生，总是“代作纸盒等，以当成绩”。

唐先生十三岁时，父亲迪风公与彭云生、蒙文通、杨叔明各位先生共同答应重庆联合中学的聘用，举家迁往重庆。唐先生于是年秋考入重庆联中，联中也成为唐先生学习哲学的发源地。一九四四年夏，唐先生与母亲、二妹至中偕游重庆两路口一花园时，曾登至最高处，指着重庆联中笑对妹妹说：“那里就是我学习哲学的发源地。”[36]唐先生在十二岁半以前，一直随父母居住和生活在成都。考入重庆联中后，随家人住重庆两路口江滨大溪沟，在此居住长达四年。在这里居住期间，有一天有军队想强占唐先生家的房子，唐先生与他们争论，被士兵劫持，母亲忽然赶到，直接牵着唐先生离开，兵士顿感惊愕，“诸兵士皆愕然”。

一九二五年，十七岁的唐先生到北京就学，母亲则与父亲一起去南京从游欧阳大师。一年半后，唐先生由北京到南京与家人相聚。短暂相聚后，母亲随父亲返回四川，唐先生则转学南京中央大学。当此之时，唐先生“青年心境，烦恼甚重。一日忽觉无以自解，径函禀父母，谓吾不愿久居人世，以抒一时之情，固未虑其言之将使父母忧念也。”此信让唐先生父母十分揪心，在父亲筹借路费后，唐先生母亲带着两岁的六妹由成都至南京，探望唐先生。其时，从成都到南京没有飞机，需要旱行十日，再从重庆水行约十日。加之社会风气不良，偷抢之事时有发生。到达重庆时，即遇火灾，唐母一行三人的行李衣物全被烧毁。经过数十日的行程，历尽千辛万苦，唐母带着年幼的孩子才抵达南京。在母亲的精心陪伴、照顾和关爱下，唐先生的身体逐渐康复[37]。到暑假，唐先生送母亲和弟妹回成都，然后又去南充探望在当地教书的父亲，并代为批改学生文章，一直到寒假前与父亲一起返回成都。第二年（一九二九年）春天，唐君毅才返回南京上学。此次母亲千里探儿，唐母有诗《到南京探望毅儿》曰：“万里迢迢出蜀都，为几何暇计征途。世间祗识穷通理，毋怪时人笑我迂。”[38]念及此，唐先生不禁唏嘘：“吾母唯以吾之一言，即跋涉万里而至，路费皆出于借贷。今吾母病逝苏州，陆行仅三日可达，而吾竟不克奔丧，吾之罪孽，讵可赎哉。”

一九二八年，唐先生父亲与彭云生、吴芳吉、刘鉴泉、蒙文通诸先生在成都创办敬业学院，大家推唐先生父亲任院长，彭云生主事，并延请唐先生母亲负责女生训导工作。由于唐先生父亲不隶政治组织，又喜讲人伦大义，为当时政治意识浓厚的师生不容。“吾母乃深为忧虑，尝劝吾父谓天下无道，盍归偕隐。”可惜天不与时，一九三一年五月，唐先生父亲在回宜宾奔丧期间罹疾逝世。此时唐先生还不到二十三岁，大学尚未毕业，妹弟又皆幼，而家非素丰，完全靠借贷为生。甚至父亲的丧事也因告贷不成，而不得不暂时殡起来，直至阴历七月十六日才出殡。从此，唐先生作为长子，与母亲和弟妹相依为命，共度时艰。

一九三二年八月，唐先生大学毕业，回到成都家中，与母亲及弟妹团聚。当时的成都，人浮于事，找工作不易。唐先生在中学任教的几位同学，各让出部分授课钟点给唐先生，于是得以在敬业、蜀华、天府、成公等中学教授论理学、人生哲学、以及国文等课程。只是薪俸微薄，不足以供弟弟妹妹上学教授教育的费用，不得不借贷为生。一年半后，一九三三年冬，友人许思园赴美留学，推荐唐先生到中央大学替代他的教职。唐先生遂回中央大学哲学系任助教，每周教课四小时，于是离家远行赴南京求职。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唐先生由南京返回四川成都，在华西大学、华西高中、及省立成都中学等学校任教。不二年，一九三九年暑期后，又迫于生计赴重庆陪都任“教育部”编辑之事。再一年，一九四Ο年十月，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宗白华先生邀唐先生返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哲学系任讲师，月薪二百八十元。从一九三二年八月从中央大学毕业以来的八年多时间，唐先生在成都、南京、重庆往返漂泊，为了生计不得安定，也无暇兼顾对母亲的奉养，直到到一九四Ο年十月回到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有一份相对固定的收入，才“稍得舒息”。又二年，“乃得迎母至渝侍养”，一家人可以有相对安定而清苦的日子。

但是，抗战结束后，一九四六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唐先生也随校到南京工作，“又重离膝下”。到南京后，唐先生在南京两校任职，后又任教无锡的江南大学。一九四七年九月，唐先生暑假回四川探亲后即将母亲和夫人等家眷接到无锡，得以侍奉母亲以尽孝道。

一九四八年秋，唐先生一方面返回中央大学授课，同时在无锡江南大学兼课，另一方面又分其心力于恢复鹅湖书院的工作，非常繁忙。母亲、夫人、小妹等家眷一并到南京，二妹则留无锡工作。十一月中旬，因为国共内战时局变化，唐先生决定与家人从上海坐船返川。因为时局稍好，且路费不足，并念行期太匆忙，又决定暂不行。后，因为无船返回四川，便又陆续回到南京。十二月初，时局极度紧张，十一日送母亲到上海，十四日母亲坐民俗轮返回四川，唐先生则返回学校上课。在与母亲临别时，唐先生告诉母亲：“儿未尝为官吏，亦不隶任何政党，唯儿上承父志，必以发扬中华文教为归，今世乱方亟，以后行无定所，今有妹等侍养，望勿以儿为念”。母亲答曰：“汝必欲与中华文教共存亡乎？则亦任汝之所之。”[39]

简单梳理唐先生离开母亲外出求学到离开大陆的的二十余年时间，其与母亲及家人的聚散经历，大致如下：

1925.7-197.2，北京，独自求学

1927.2-1927.3，南京，与家人聚（1月）

1927.4-1928.7，南京，独自求学

1928.7-1929.3，成都-南充，与家人一起（7月）

1929.3-1928.7，南京，独自求学

1929.7-1930.8，成都，休学一年，川大执教半年，与家人一起（12月）

1930.9-1931.5，南京，独自求学

1931.5-1931.10，宜宾，奔丧（5月）

1931.10-1932.8，南京，独自求学

1932.8-1933.11，成都，与家人一起（15月）

1933.11-1937.7，南京，中央大学，独自求职

1937.8-1939.7，成都，与家人一起（2年）

1939.7-1940.10，重庆，教育部，独自求职

1940.10-1942.8，重庆，中央大学，独自求职

1942.8-1946.11，重庆，中央大学，一家人一起（4年3月）

1946.11-1947.8，南京，中央大学，独自求职

1947.9-1948.9，无锡，江南大学，与家人一起（1年）

1948.9-1948.12，南京，中央大学，与家人一起（3月）

1948.12.14，上海离别

从一九二五年夏季唐先生离开父母到北京求学，到一九四八年底送母亲回四川而自己到广州随后到香港，二十三年的时间，从十七岁到四十岁，是唐先生从少年到青年、中年，从求学到立业，从单身到成家，不断走向成熟的生命阶段；同时又是中国社会最为混乱残酷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唐先生与母亲和家人是聚少离多，二十三年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与母亲在一起，而且是在成都、重庆、南京、无锡等地不断因应时局和事业而迁徙变动。尽管如此，唐先生对于母亲的孝道，总是念兹在兹，有一点机会，就希望能够看望或者陪伴母亲。一九四八年秋，因为回中央大学工作，唐先生已经接母亲、夫人到南京居住，二妹则在无锡工作。中秋前，母亲、幼妹到无锡，二妹至中提议中秋去苏州游览。母亲担心唐先生届时到无锡而不想去苏州，妹妹谓，哥哥有嫂侄在南京，不会来无锡，于是便与女儿一起去苏州。等到次日返回无锡，发现唐先生果然曾经来过。母亲知道唐先生来而复去，不得见母及妹妹，必然十分失望，因此非常后悔苏州之行。并告诉二妹至中：“记得民国三十年在宜宾乡下时，哥哥尚未结婚。暑假中，廷光来玩，与之同去眉山看谢姻伯。回来我以‘久望毅儿不至书以示之’[40]一诗与看，他顿时神色黯然。”[41]平日，母亲心中稍有不快，唐先生常常最先感到，并总是想尽办法安慰目前，直至母亲心情舒畅为止。

一九四九年初，南京随时面临战火。一月十八日，唐先生送四妹、五弟及其他亲友上江泰轮回四川，一人继续留无锡、南京。尽管战争迫在眉睫，仍然每日读书写作，此时正撰写《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二月下旬，广州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先生约唐先生与钱宾四先生赴穗讲学，但学校及学生挽留唐先生及钱先生，赴粤事颇感困难。三月二日，给王淑陶先生去信决定暂不去粤。四月四日，与二妹及钱先生同赴上海。五日，与二妹赴杭，访牟宗三。七日，与钱先生同乘金刚轮赴粤。十一日，抵广州。六月七日夜，与二妹及钱宾四先生乘船抵港。唐先生与钱先生同任教于沙田大围铜锣湾的华侨工商学院。为了生活方便，母亲旋命唐先生夫人谢廷光到香港，与唐先生共患难。七月十八日，二妹至中乘飞机返回重庆。八月十九日，夫人与六妹到达香港。十一月十四日，六妹到华侨工商学院注册读书。二十日，请二桌客代六妹与胥灵臣订婚仪式。

一九五Ο年五月二十一日，六妹与胥灵臣结婚。唐先生对六妹和胥灵臣多有教诲，仍然希望他们勿忘学问。但是深感难以有效。日记中感叹：“习俗环境移人，我亦无法。对家庭中人与亲戚只能望之能生存，甚难勉以道义，往往用力多而成效少。学问事业之相勉皆只能求之于师友，此点我以后当记住，以免自讨烦恼，浪费精力。”二十三日，与夫人谢廷光、六妹、胥灵臣回拜数位客人。但是在访完二友后，胥灵臣忽然不愿同去了，唐先生很是生气。二十四夜，与六妹与灵臣说回拜的理由，言“人不能太小孩气太任性”。并自谓：“我喜教人，常使人不快，以后宜少责人。”[42]

唐先生到香港后一直十分惦记母亲。日记中言“我常念母亲，但不能返内地”。于是希望接母亲到香港一同居住。六妹宁孺在港与胥灵臣先生结婚不及半月，即返大陆迎唐先生母亲陈太夫人及唐先生之女公子安仁小姐来港，因为时局不定暂缓。十一月十五日，六妹终于接到母亲一起到达香港。因为桂林街住址狭窄，母亲陈太夫人乃与其六女同住，唐先生每隔二三日即往问起居，并视母亲是否长胖，然后出游。唐先生对此事有这样的叙事：“吾母旋命吾妻来港以共患难。其时六妹亦莅港与胥灵臣君结婚。婚后不半月，一日六妹忽不知何所往，灵臣大怪异。继得其自大陆来信谓往迎母，六妹亦旋与母偕来。时吾住新亚书院桂林街旧址，所居逼窄，母乃依六妹灵臣同住。”[43]

唐先生母亲在港与六妹同住，唐先生除随时前往问候并陪同游玩外，特别带母亲诊治常年老病痔疮。经多方医治，到三月下旬基本痊愈。唐先生在日记中言：“母亲痔疮过去常流血，迄今六年，今已愈可谓了一大事。以后再调治腰痛之病并服补药，则可以长寿矣。”并感叹“乱世老人能健康亦实不易。念人类皆在水深火热中，吾人应负之责任甚多，我亦当注意身体为是。”[44]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廿九日，胥灵臣来信，希望唐先生六妹宁孺去广州。当时胥先生任职民生轮船公司。因为宁孺女士已怀孕多月将生产，母亲亦希望同去广州，照料其六女生产。唐先生的意思是暂时不去，一时商量不定。并因此反省自己：“我之最大缺点在不定，无论在内心意念与说话态度行动上皆然。以后宜首在行路与说话时力求从容稳定。”[45]经过反复考量，母亲和六妹一同返回广州。唐先生谓：“母素多病，每病辄自虞不起。忆母居港时，尝阅报后谓吾与六妹曰：此间有只用三百元以完丧葬者，若吾旦夕有不测，则三百元足矣。然吾母终以不忍相累，而与六妹同返穗。”[46]十二月八日，唐先生与夫人谢廷光女士及女儿安仁小姐，送母亲到罗湖桥头，唐先生站立在火车路旁，目送母亲背影在夕阳斜照中消失，百感交集，潸然下泪。此次分别，竟是唐先生母子的生离死别，唐先生谓：“念吾之一生，皆衣食于奔走，方得有以慰乱世之亲心，又复远离，临别依依难忍，然又恶知此度生离，便成死别哉。”[47]送别母亲，唐先生将六妹家的家具数件搬到自己家中，整理书物，并与母亲一信，并感言：“此十日均以母亲、六妹走事忙，明日可开始作他事。”[48]

唐先生母亲在香港居住一年多一点时间，回大陆后曾经往返于广州六妹处及苏州二妹处数次。唐先生感叹：“吾母之一生，亦来往于儿女之间而未遑宁处”。唐先生也曾经多次希望母亲再到香港同住，一则香港医药条件较好，二则自己的收入也逐渐增加，可以奉养母亲。但是，几次申请都未获批准。一九五三年，唐先生日记记载，多次催促移民局咨询和办理母亲入境证明，均无结果。五月十八日，“得母亲一函谓不能来，想系出境证未许之故，颇不快乐，并与母亲一函，请其改请单程不知可否”。六月十日，终于办理好母亲入境手续，“赴移民局领母妹入境证”。但是，直到七月八日，“母亲来信谓出境证仍未得，已不能来矣”。[49]唐先生对此也是无可奈何：“余亦屡望母申请来港，以此间医药较便，而吾所入亦渐丰，得以甘旨奉养也。然经申请两次，皆未获准。”[50]

由于无法接母亲到香港来以尽孝道，唐先生便随时为母亲和弟妹寄钱寄物，一是满足母亲弟妹的生活需要，二是疏解自己的相思之情。即使在经济拮据时期，唐先生也是将每月微薄薪水的一部分用于供养在大陆的母亲和妹弟的。但是，彼时的交通还很不发达通畅，所寄钱物和药品，往往不能按时到达，因此多有耽误。唐先生对此也只有感叹“天命”：“前岁国内大饥，米面亦由此邮寄，而道途悠阻，到时多已霉烂，吾母盖以此而体气就衰。而吾所最痛心者，则为年来所寄药物，皆必经检验，必多日而后能达，吾母亦终以药物不继而弃吾长逝。呜呼，岂天命之谓哉！”[51]

三、继志：父母遗著的整理刊印

“述事”当然是尽孝道，让先人的生命事迹得以彰显人间。唐先生通过撰写“母丧杂记”，确实一方面释放了自己的哀伤情感，另一方面也让母亲的大智大慧大慈大爱通过自己的心而历历在目并通过文字而为世人记诵。今日所知道的唐先生母亲的诸多事迹和德行，确实主要是通过唐先生的文字而获得的。这便是真正的孝道。当然，唐先生所为者还不只是这样的“述事”，同时，决定将母亲所著诗文及父亲遗著一并刊行于世，实现真正完整的“继志述事”。

唐先生父亲唐迪风在任教于敬业学院及四川大学时，有遗作数种，又有日记十余册，但是只有《孟子大义》一种曾经由父执彭云生先生印行，列为敬业学院丛刊，并载于《学衡》杂志，其他著作都未曾刊印，而且即使《孟子大义》也已经久绝于世。[52]对于唐迪风的为人为学，同时代的学友平角都极高，谓其性情真挚坦易，语皆如肺肝中流出。彭云生为《孟子大义》所作跋语谓：“性刚介，不肯少阿俗。少年治音韵，及周秦诸子。民国十年病目后，始专读宋明诸儒书。深有所契悟。……迪风于学，直截透辟近象山，艰苦实践近二曲。此篇乃为诸生所撰讲稿。然于孟子之学，已竭尽无余蕴。”[53]四川宿儒徐子休老先生尝谓唐迪风为能笃行；吴芳吉先生则谓当世川中学问之正，唐迪风为第一人；而刘鉴泉先生在为唐迪风所作的“别传”中，惜其逝世之年才四十五，学未大成，乃赍志以殁。[54]

对于父亲的遗著，唐先生曾经函告在大陆的弟妹，希望他们缮写，然后再寄香港刊行，可是却因循未果。唐迪风的治学日记，“尤为吾父治学之心得所在，最堪珍贵。抗日战起，吾虑或有被日机炸毁之虞，乃并家藏古籍，移置双流彭家场刘宅，以为可得保全。不意以刘家为地主之故，而于二十三年前，其家遭受清算之时，乃并吾父之遗稿，及其所藏书，共运入制纸工场，化为纸浆。吾父之所述著，不亡于敌国外患，乃以内乱，而永成湮没，呜呼痛哉。吾来港后，曾屡函居大陆之妹弟，探询吾父遗著消息，答书皆含混其辞，后乃以实相告。”[55]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唐先生收到二妹来信，“谓父亲之遗作已丧失，甚痛悔前未另抄一份”。念父亲遗作已失，想祖父遗作亦必不存，唯有母亲遗诗在案头，皆二妹所手抄寄来，乃连续多日校对母亲的诗稿。[56]一九六七年七月，唐先生于日本治疗眼疾期间写信给周开庆先生，言及父亲遗稿被毁事宜：

先父手稿日记数十卷及藏书一二万卷，原存成都，以惧日机轰炸而移置双流友人家中，及……而荡然无存。弟未能事先设法保存，罪无可赎，每一念及，痛心无已。今据弟所知，先父之著作，唯在若干杂志者尚可收辑。此来京都，觅得民国十四五年之《甲寅》，其中有先父之通信及文数篇，已加影印。此外闻北平图书馆尚藏有先父《孟子大义》初印本。又欧阳竞无先生为先父所著墓志，及刘咸炘鉴泉为先父所著别传，亦尚待搜求。再则吴芳吉先生于其与友人函中，屡述及先父之言论，尝在卢作孚之三峡图书馆中所藏吴先生书札中见之。但吴先生之书信，除任二北所辑者外，恐在台北亦难见得矣。[57]

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唐先生再给周开庆先生写信，希望帮忙查找父亲的遗稿。

唐先生母亲被欧阳大师誉为“奇女子”，善于以诗抒怀。唐先生父亲去世后，曾“为遣悲怀诗，又附其与吾父在生时唱和之作，而自抄为一集。”在唐先生母亲七十岁时，唐先生曾经嘱妹弟重抄寄影印，未能遂愿而罢。唐先生在港期间，“常得母书，偶附新诗，一喜母之心志未衰，兴致犹昔，健康应可无虞。意俟后年母寿八十之期，再并严亲所著，合以印行，以承吾母欢。不意以吾罪孽深重，天乃不假之二载，呜呼痛哉！”[58]因此，唐先生除了搜集父亲遗稿外，也整理母亲遗稿诗作，并印刷保存和赠人。

一九七三年六月，唐先生编辑校对母亲遗著为《思复堂遗诗》刊印。日记记载：六月一日，上午整理母亲遗诗。三日，下午写母亲诗后志二千余字，并言：“此后志数年来皆不知如何写，今写成自觉甚平实，亦了一心事。”四日，下午整理母亲诗稿，与二妹信，晚整理母亲诗稿至深夜四时半始睡。十九日，下午二妹来信关母亲诗者，整理母亲诗稿至深夜。二十一日，晚编母亲诗目录完。二十二日，上午重读母亲诗稿检定错字。二十七日，晚整理母亲诗完。二十八日，将母亲诗集交李国钧印刷所印。

“思复堂”是唐先生父亲为唐先生母亲诗稿所题之名。唐先生母亲一生，除了曾经在简阳及重庆的女子师范任教职二年外，“皆尽劳瘁于养育吾及妹弟五人，至于成立。吾家素质，先父一生不入仕途，家务皆先母躬自操作，初罕余闲治学。”但就是在这样一种近乎现代意义上的罕有余闲治学的“家庭主妇”境况下，唐先生母亲依然留下了五卷诗稿，而且还是因为“所为诗，多随手散失”。《思复堂遗诗》五卷，是在唐先生母亲逝世后，由唐先生二妹至中、四妹恂季、六妹宁孺，及五弟慈幼分别所存而汇集整理成的。由此可见唐先生母亲之勤奋、智慧、性情之一斑。唐先生在“编后记”中谓：“吾妹至中既编遗诗为五卷，更加恭录，辗转寄港。吾奉而读之，既痛不获再得吾母之训诲；更念吾母一生劳瘁，奔波道途，其事虽只为一家，吾亦日久渐忘；然其情之所及，志之所存，则不限一家，并见于此五卷诗，而德音如闻，慈晖宛在。”[59]

《思复堂遗诗》按照时间先后及主题共分五卷。第一卷是唐先生父亲未逝世前唐先生母亲所作，这段时间，唐先生父母客居成都以及川北、江南各地，并一度还乡，唐先生母亲的诗作除了对于异乡景物兴感之外，也有不少怀念兄弟姐妹情感之作。第二卷则为唐先生父亲逝世周年后哀悼亡夫之作，唐先生母亲曾经自编为一集寄呈欧阳竟无先生，后唐先生二妹唐至中又以之请教李证刚先生，两位先生都有题字。唐先生编辑《思复堂遗诗》时一并影印卷前，以作纪念。第三卷是唐先生母亲走出悲怀情感后与孩子们共居成都时，以及抗日战争发生后的感怀时事之作。第四卷则是抗战结束后，唐先生母亲与唐先生二妹至中居灵岩山及一同去江南后所作。此时，“吾与诸妹弟，皆渐有家室，故先母为诗，尤多谆谆诲勉之辞。今先母逝世，瞬逾九载，吾与诸妹弟及其子女，虽塞北天南，各处一方，而骨肉之情，一体无间，皆先母之遗教也。”[60]第五卷则为一九四九年后，唐先生与诸妹弟既散居各地，唐先生母亲或往来其间之所作，因此有更多的怀念儿孙之句。

唐先生母亲最后一首诗是癸卯一九六三年十月应熊十力先生之嘱而作的“不可一日闷缩缩”，题解自注：“熊子真先生《示至儿书》以‘不可一日闷缩缩’为题，嘱为诗，因就书中‘宁可’二语续成。”全诗如下：

宁可一日不食肉，不可一日闷缩缩。

闷缩缩兮倾家酿，莫教怀抱耻尘爵。

朝来醉眼不逢人，但见海沤浮浮摇空碧。

万里乾坤如是观，茂叔窗前草自绿。

闲来问讯桃源洞，云是五柳先生宅。

愿借南村一亩地，长事先生半耕读。[61]

在为《思复堂遗诗》写的“编后记”最后，唐先生谓：

忆吾母常称温柔敦厚为诗教，于古人之诗，喜道及陶之意境与杜之性情，未尝以摹拟雕饰为诗也。吾稍知学问，初皆由吾父母之教。顾吾为学，偏尚知解。及今年已垂老，方渐知诗礼乐之教，为教之至极；亦不敢于慈亲之作，妄作评论。唯当今之世，人伦道丧，本温柔敦厚之旨以为诗者，盖不多见。则吾母之遗诗，亦当为关心世教之大雅君子所不废。故今就吾妹至中手抄稿，影印若干册，寄赠吾家亲故之尚存者，亦留俟来者之观览焉。[62]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唐先生拟将父亲遗稿《孟子大义》重刊，当日写《重刊记》。在《<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一文中，唐先生谓：

至吾父之著，则唯《孟子大义》一书，曾由云生先生列为敬业学院丛刊，于民国二十年冬，刻于燕京；后经《学衡》杂志七十六期加以转载。此外，则如云生先生所提及之《诸子论释》、《志学謏闻》及文集、诗集若干种；与吾所知之吾父初年所著之《广新方言》，二十余年之治学日记，及门人学生所记语录，初并藏于吾家。其中之治学日记，尤为吾父治学之心得所在，最堪珍贵。抗日战起，吾虑或有被日机炸毁之虞，乃并家藏古籍，移置双流彭家场刘宅，以为可得保全。不意以刘家为地主之故，而于二十三年前，其家遭受清算之时，乃并吾父之遗稿，及其所藏书，共运入制纸工场，化为纸浆。

……吾来港后，曾屡函居大陆之妹弟，探询吾父遗著消息，答书皆含混其辞，后乃以实相告。吾十余年来，屡游日本及欧美，恒就其藏中文书刊之图书馆，搜求吾父遗文之刊载于报章者，而所得则寥寥无几。云生先生初刊之《孟子大义》，闻在大陆图书馆尚有存者，亦路远不可得。今沧海横流，世变日亟，吾父逝世，忽忽已将四十三载。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今惟就《学衡》所转载之《孟子大义》，重加刊印，以聊尽人子之心。并将欧阳竞无先生所为墓志铭、刘鉴泉先生所为别传、彭云生先生《孟子大义》跋、吴碧柳先生书札中道及吾父之二语，吾搜求仅得之《甲寅》杂志所载吾父之一文，暨三书札，及吾所仅忆及之遗文二篇、遗诗七首，并视若沧海遗珠，附载此书中，以使后之来者，得略想见吾父之为人与为学之遗风。[63]

又谓：

吾父好与人谈，谈辄不知倦。尝自谓，能笃信性善，其言谈多直心而发。与学生讲论义理，或引古今人行事为证；于其事之可歌可泣者，未尝不动容。平日为学，喜抄书。于古圣贤书及所好诗文，皆以小楷恭录，无一笔苟。又好纹石，暇则摩挲忘倦。盖取其文理见于外，坚刚蕴于内耶。诸父执与吾父论学，虽不无异同，然于吾父之为人，则皆无间言。尝见吴碧柳先生与其友人书，称吾父之论学，谓当世吾川学问之正，尚未有能过吾父者云云。吾父尝欲为人学一书未就。今仅成之《孟子大义》一书，要在以辨义利、道性善、息邪说、正人伦政教、述孟子守先待后之学。吾父以深恶乡愿之乱德，更有感于为乡愿者，亦恒有其理论以自持，乃有乡愿学派之说。时诸父执，皆不谓然。吾亦尝疑之。近乃心知其意，乃在谓：人必自先去其用以自持其为乡愿之理论，方得免于为乡愿。吾年来亦日益感吾平日之为文论学，不能如吾父之直心而发，而喜繁辞广说；正多不免随顺世俗所尚之乡愿之习。今惟望假我余年，得拔除旧习，还我本来，庶几不愧吾父之教耳。[64]

此外，唐先生校《孟子大义》既毕，于字里行间，得父亲迪风公志业所存，以为可以第三章首节及第五章末节之数语概括之。唐先生对此数语，感刻于心，特录出以示读者。其语云：

夏而变为夷，中国之忧也。人而流为禽兽，圣人之所深惧也。忧而后设教，惧而后立言，不得已而后讲学，无可奈何而后著书，以诏天下后世；孟子之闳识孤怀，孟子所欲痛哭而失声者也。

……天地不生人与禽兽同，自必有人知其实有以异于禽兽。千载而上，有闻而知之、见而知之者；千载而下，自必有闻而知之、见而知之者。人心未死，此理长存，宇宙不曾限隔人，人亦何能自限。岂必问夫道之行不行，学之传不传哉。[65]

除了整理刊印父母遗著外，唐先生将父母对于中国文化的信仰信念也进一步落实在自己的文化传承和思想创造上，尤其是作为自己思想体系完成之作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和作为思想体系化的中国哲学总结之作《中国哲学原论》（导论、原性、原道三卷、原教）六卷本的写作。

关于《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唐先生在一九七七年该书出版时自言，“三十余年前，即欲写此书”。一九六四年，唐先生在母亲逝世后，曾经决定废止一切写作，也包括此书在内。一九六六年，又罹患目疾，更有失明之忧。在日本住院治病其间，时念义理自在天壤，而此书亦不必写，以此自宁其心。又尝念，如果自己果真失明，亦可将拟陈述于此书的义理，以韵语或短文写出。幸而目疾未至失明，唐先生方可以继续完成此书及其他著述。

一九六八年，由春至夏到八月初，四月时间，唐先生撰成此书初稿五十余万字。此时，目疾加剧，旋至菲律宾就医看病。在医院中，唐先生更念及初稿应改进之处甚多。一九七Ο年初，又以五月之期，将全书重写，并自谓“此重写者较为完备，俟以后再改正。”[66]二月十三日的日记言：“写文一万三千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之草稿，除一章外皆已重写，可以代前年所写者，前年所写者多误亦多未完备，此重写者较为完备，俟以后再改正。”[67]

一九七一年四月，唐先生又开始改写基于哲学笔记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日记记载：一日，改写此书第二部。七日，改写《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六千字。十九日，写《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序千余字。在之后的七八年中，唐先生于写《中国哲学原论》四卷六册之余，又陆续对自认为的疏漏之处不时加以增补，似已较为完善整齐。因此，此书的写作，从一九六八年正式动笔到一九七七年完稿交付出版，历时十年。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二日，唐先生被诊断罹患肺癌。当日，电话给台湾学生书局张洪瑜，请其速排《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以便至台湾校对。[68]八月二十二日，唐先生与夫人自香港抵台北，到荣民医院治病。当时，唐先生的最后巨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正在学生书局排印，唐先生天天要夫人打电话催促送校稿来。八月二十四日，出版社送来《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校稿，此后每天，除了医生吩咐应做的事外，唐先生即付出所有时间校对他的书稿。尽管因为治疗，胃口不好，但校对书稿时就提起全部精神。八月二十七日，唐先生继续校文，但频频咳嗽，吐出不少鲜血。医生为他打了止血针，要他卧床休息。但唐先生却若无其事，左手拿着一叠草纸接着一口一口的鲜血，右手拿着笔杆一心一意校对书稿，并对夫人说：“不要怕，我不觉有什么痛苦，我如不校对书稿，恐以后就无时校对了。”[69]九月八日是中秋节，《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已大体校完，唐先生自谓心愿已了，可以安心治病了。九月九日动手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唐先生和夫人告别台北返回香港。次日，即开始重校《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春节期间，唐先生对检查病况之事毫不关心，主要精力都用在再校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七日，学生书局送来《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书稿，唐先生再次校对。本年十月二十七日，唐先生又开始再次校对《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印本，看最后改正的错字是否已改。至十一月七日，校读《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完。[70]十二月，《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正式面世。十二月十三日，学生唐端正来看望，病中的唐先生送他《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并言是自己的绝笔之作了。此时离唐先生去世已不到两月。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可谓唐先生真正的心血之作！该书意在说明种种世间、出世间的境界，都是人的生命存在与心灵诸方向活动所感通而成，并说明此感通的种种方式，以求由如实观、如实知，而起真实行，使人的生命存在成真实的存在，以立人极为目的。世间出世间的境界，约有九境，而生命存在与心灵的方向，则约有三向，故此书又名《生命存在之三向与心灵九境》。

对中国哲学问题做系统的研究，是唐先生多年的心愿和追求。一九六六年，唐先生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在人生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唐先生六大册《中国哲学原论》的第一篇，出版时书名为“《中国哲学原论》（上册）”，一九七四年七月经作者修订，改为今名，由东方人文学会再版、新亚研究所发行。该书依名辞与问题为中心，以贯论中国哲学。这些文章，最早的成于十三年前（1953年），最迟的亦成于两年前（1964年）。两年前，唐先生曾经想将此诸文分为三编，即可分别代表中国哲学的三个方面，与西方哲学论理性的心灵、知识、与形上实在三方面约略相当，足以彰显中国哲学的面目。当时即拟加以整理、修改付印，以补《哲学概论》一书初欲东西哲学并重、终对中国哲学所论犹略之过。不幸，母亲逝世苏州客寓，唐先生飘零异域而奔丧无门，“自顾罪深孽重，于该书中一切抽象之哲学戏论，尤深恶痛绝，遂复弃置。半年后，乃始执笔整理。其时亦意在摒当旧业后，即斩断文字孽缘；更于知解名相之外，求原始要终，以究天人之道，通幽明之故”。[71]

唐先生在撰成《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后，认为在导论篇诸文外，应加“原性”一篇，以补述及心性部分的不足。初意只写四五万字，已足尽抒所怀，不料下笔之后，一波继动，万波相随，竟不能自休，于五十日内，每日仅以教课办公之余执笔，竟成初稿二十余万言。由此，唐先生便决定，对《原性》各章核查文献，删补改正，加添加解，并撰《原德性功夫》一篇阐述由二程至朱陆工夫论问题的发展，另册别行。一九六八年，唐先生《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一书在新亚研究所出版。该书又名《中国哲学中人性思想之发展》。在自序中，唐先生谓，此书为《中国哲学原论》的第四编，其前三编为导论编、名辨与致知编、天道与天命编，合为《中国哲学原论》（上），因原性编篇幅较多，故别为一书，为《中国哲学原论》（下）。不过，之后，唐先生又撰写出版了《原道篇》三册、《原教篇》，由此成《中国哲学原论》六册。

一九六九年，是年，唐先生开始写作《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唐先生在写作其间，往往思如泉涌，效率极高。四月十日到三十日二十一天，除了参加各项日常事务和完成教学外，日记所记载的每日撰文字数如下：[72]十日，写论墨子文四千字。十一日，续写墨子文六千字。十二日，下午续昨文六千字。十三日，写文万二千字完，以后再改，又写孟子文一千字。十四日，写孟子文五千字。十五日，续草昨文万七千字完，以后再改。十七日，上午写论道家文四千字，下午续写文四千字。十八日，续昨文三千字。十九日，续昨文九千字。二十日，续昨文八千字。二十一日，草庄子文二万二千字。二十二日，草《庄子·外/杂篇》大义八千字，下午写荀子之道六千字。二十三日，写文八千字。二十四日，上午写文一万三千字完，以后再修改。二十六日，下午改庄子文三千字。二十七日，上午改庄子文七千字完，夜写韩非子二千字。二十八日，写论韩非子文六千字。二十九日，续写论韩非子六千字完。三十日，写《庄子·天下篇》论道术及《大学》《中庸》之道一万六千字完。二十一天中有两天没有写作，在完全手工写作的情况下，完成近十九万字的学术著作的写作，平均每天一万字。一九七三年，唐先生出版三大册《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自母亲逝世后，唐先生尝欲废弃世间著述之事。后勉成《原性篇》，曾在最初的自序中谓，今生著述，即止于此。此后即罹患目疾，“乃不远秦楚之路，求医异域，几于不读书者，半载有余”。在多方寻医治疗后，唐先生的目疾有所好转，仍有一目可用。于是在此后的几年间，以教课办公之余先草成《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唐先生在写此书之时，多是自顾己之所知所见，对于自己所承接的中国先贤前哲之论，未及系统阐释，而是“多针对西哲立论，所论述之问题，自与古人有异，亦自有发古人所未发者。然不识吾书之渊原所自者，亦不能知其所发古人所未发者在何处，抑亦解人难遇于当今之世。故还为此《原道篇》，以广述此中国前哲对此道之所发明，以报前哲之恩我，亦如陆象山之以六经还注我”。[73]最初，唐先生只打算写孔子、老子、墨子言道三篇，以补《原性篇》对于孔老墨的论述因限于体例，而未能及之的遗憾。三篇既完，又觉责不容已，遂论及其后哲人所言之道，遂成此三大卷之《原道篇》。

一九七五年，唐先生在新亚研究所出版《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原教篇》是唐先生六大卷《中国哲学原论》的最后一册。此书名《原教篇》，实为《原道篇》的续篇，乃专论宋明以降儒学的发展。《原道篇》与《原性篇》论述唐以前的心性之论互相交涉；而本篇则与《原性篇》述宋明儒心性之论互相交涉。因此，唐先生最初本拟定名为《续原道篇》或《辨道篇》。经反复思量，久而不决，但最终定名为《原教篇》。之所以如此定名，是取于《中庸》“修道之谓教”之义。唐先生认为，修道之道，故原是道，而凡对人说道，亦皆是教。故“原教”“原道”本为一事，则二名固可互用。考虑到《原道篇》既已先行出版，为避免重复，故今改用《原教篇》以名此论宋明儒学的著作。而且《中庸》言“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唐先生谓，《中国哲学原论》既有“原性”与“原道”，亦宜有“原教”，以上契于《中庸》兼重“性”“道”“教”的宗旨。同时，以“原教”之名说宋明儒所言之道，归在“修道之道”，亦与宋明儒学的精神更能相应。

自母亲去世后，唐先生的生命除了完成现实世界的社会使命外，在学术和精神上，为继承父母之遗志，便一直在整理出版父母遗著、撰写《中国哲学原论》、撰写《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三者之间轮换运思，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其继志之心可谓尽矣！

四、反思：丧礼祭诚的文化期盼

唐先生母亲去世满七七后，哀思仍不克自已，于是又作《母丧杂记续记》，除了继续缅怀母亲之恩德外，又对基督教、佛教和儒教对死者的态度之不同多有反省和论述，从而将自己的哀思之情通过理的运思而升华为了关于生死的哲学智慧。

唐先生首先陈述了自己哀思期间所遇到的理上的困惑以及由此而撰写此文的缘由。这些困惑一些是由在哀思期间亲人的互动激发出来的，一些则上自己在哀思体验中想到的。这些理上的困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母亲逝世已经四十日，自己和妹妹的哀思仍然不能自已。尽管自己与妹妹相互通信安慰，但是，对于自己不能再奉养母亲、不能再见母亲之音容的感伤却无法减少。这份感伤和哀思需要自己在理上给予说明和安顿。

其次，妹妹来信言及已经在苏州为母亲购买墓地安葬，自己远在香港，遥望而不知所在。而且，念及母亲已经不再与妹弟相伴而独自长眠于此，心痛难忍。此对于母亲独自长眠的心痛需要理上给予说明与安顿。

再其次，翻阅母亲写给自己的最后一信（当时还未生病），其中谓梦见一大风车，忽尔崩倒，有青蛙在旁作笑；继言宇宙不会毁灭，如毁灭则众生将何所凭依云云。自己当时不解。得知母亲逝世，仿佛觉得“天地变色”。而在母亲逝世后四十日的哀思中，也总觉得天地已非昔日天地。客观上说，天地固不毁，众生亦将永在。但是，自己兄弟姊妹已经失去母亲，将何所凭依？对此内心的惶惑需要理上的说明与安顿。

再其次，二妹来函，言及母亲病重时对二妹自言，如果自己有不测，唐先生必然会十分悲痛，因此不宜相吿。同时又言，唐先生于学问已有所得，悲痛亦应可已。母亲“生前原已有见于道，尝信人生有死而不亡者存。吾亦尝与吾母言及此义。吾母谓吾学问有所得亦指此。然二妹来信，谓吾母遗容虽微带笑容，而临终时亦尝流泪。”[74]母亲虽自知其慈灵常在，也不忍弃子女而去。自己三相信母亲慈灵常在，悲痛也终不能已。这种相信永恒却依然不忍的情感体验需要理上的说明与安顿。

最后，母亲逝世后，唐先生在沙田慈航净苑设母亲神位，每周去进香二次，又于家中设母亲像位，以便朝夕供饭礼拜。四十日来，自己除来读佛经与儒书外，其他书都不想过目。上课也不想讲儒佛以外的义理。日常生活中尤其厌烦事务上的会议与一般的谈话应对。除了情感上的哀思寄托外，自己也“常思由情与理之交澈，以真知死生幽明之际，尚如何加以感通之道，而时有所悟”。[75]这些所思所想所悟所得，也需要在理上得到梳理与说明。

唐先生所有的这些困惑，核心是生死幽冥之际的感通问题，有无感通？如何感通？感通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唐先生首先对基督教和佛教在生死安顿、生死感通上的相关义理做了反思，对其不重视生死之际的感通给予了质疑。进而，对于现实生活中传统的生死安顿之道及鬼神信仰的衰亡表达了心痛。进而，反思了何以现代人会怀疑鬼神世界的真实性，根本的在于理智思考忽视了人的情志的超越性。进而，通过体会哀悼之情之诚，以彰显幽冥感通的真实性和内在性。进而，说明儒家“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的根本智慧，将孝亲之道落实在真志的领会与承继上。进而，通过反思继志在理上的惶惑，而将“继志”之事落实在自己当下发心成圣成佛的真志的全副披露上，而有了可以即行的理据。

（1）对基督教不重丧葬祭祀之礼的反思

唐先生认为，世间之思想大多不重死生幽明之际的感通，即使是哲学家、宗教家中相信灵魂不灭者，也很少言及生死幽冥之际的感通。基督教、佛教即是代表。

唐先生是一位胸襟十分开阔的仁者，其朋友中有各种信仰者。唐先生母亲去世以后，其友人中有基督教徒、天主教徒驰函相唁，以其教义而言唐先生母亲“已息劳人间，魂归天上”来安慰唐先生，唐先生也会有所契会。因为在一般义理上而言，基督教并非自然主义的断灭论，并不认为人死即一瞑不视而只留躯壳。唐先生自己也一直坚信，既然人之生有所自来，那么其殁亦有所往。何况，骨肉归于地，魂气返于天，也是中华传统思想中的固有古义。而自己数十年的慎思明辨也使自己深信，人心与人的精神并非七尺之躯所能限制；而不限于七尺之躯者，也不应与躯壳共存亡。基督徒们所言“魂归天上”的安慰的确与唐先生如上的些信念、认知有所契合，所以自己也会有所“感”。

但是，相比于契会，在面对母亲逝世这样一个具体的生死事件所带来的哀思之情时，唐先生更多的是疑惑。母亲的魂灵果真只是“魂归天上而已乎？”依据基督教教义，人的灵是由天帝所造，所以天帝爱之如己。人死之后，人的灵魂即还归于天帝的怀抱，其乐当然无极。但是，基督教教义中也强调，有些人死后不必归天而是入于地狱或炼狱。既然如此，唐先生就疑惑了，“吾母今又果何在乎？”是真的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或者炼狱？依据基督教教义，人要升天，必须在其生前先信其教。即使子孙皈依基督教，也未曾听说就可以使父母必然得到超生。那么，“吾今又将何所为乎？”母亲在生并非基督教徒，我即使现在信教也不一定能让母亲超生，我能做什么呢？依照基督教教义，既然母亲已经“魂归天国”，那么，母亲的灵魂便与天上所有的魂灵一道，都与天帝的纯灵浑合而无二了，犹如冰泯释于水。既如此，那么，即使我自己也返归天国，也将不可能见到母亲的魂灵；如此，自己当下思念母亲的情感如何向母亲表达呢？也“终将无所吿语”。依据基督教教义，如果母亲魂归天国后仍然在天帝左右，那么，也只有期待千百年后耶稣再降世而一起复活。如此，在耶稣还未复活的这千百年之中，自己与母亲就仍然只能“天人相隔，无道以通”，自己思念母亲之情如何安顿？所有这些依据基督教教义演绎出来的信念，都无法告慰自己当下失去母亲后对母亲的思念之情，“皆令我徨惑，而疑情难释”。[76]

另外一些学者依据自己对基督教的理解和信仰告诉唐先生，“依基督教义，父母死之后，息劳归天，乃死者之幸，故生者应为之乐，而不应生悲。生悲者乃以生者自觉失其怙恃之私情，非为死者计之公情也。”[77]唐先生对此也有疑惑。唐先生谓，一方面，自验自己之心和自己母亲逝世带来的哀伤之情，固然不能自免于此“失其怙恃之私情”；但是另一方面，唐先生认为自己的哀痛及对母亲的思念也并非只有“私情”。回念数十年来，因为自己居于香港，没有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种种对母亲未能尽孝之事浮现眼前，便负疚无已。如今母亲逝世，自己欲求赎过之地而不得，所以特别哀痛悲伤。唐先生指出，这样一种“求赎过之地”之情怎么能是私情呢？如果此情为私情，那么，我们对活着的人求赎过之事，岂非也只是“私情”？如果自己求对母亲赎过并非私情，那么，自己现在“求此赎过之地而不得”的悲伤，也就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私情”。面对此疑惑，唐先生指出，“吾未闻信基督者，于此有以释我之疑，则吾疑彼信基督者于父母死之后，一经弥撒，即足慰情，正证其情之不深不厚，故慰情之道，乃若此之轻而易矣。”[78]

（2）对佛教义理及重丧不重祭的反思

因为唐先生母亲生前曾经信佛，所以在母亲去世后，唐先生特地在香港九龙慈航净苑为母亲诵经，并在慈航净苑居丧十日。如今，唐先生在反思佛教对于生死之际的理论和设想时，便多了一份基于自己实际生命体悟的思考。

在唐先生看来，佛家最初大多是由感生死事大而发心的，尤其是自己父母之死。《高僧传》中就记载有很多高僧，确实是因为父母死而后发心出家的。从这个角度说，佛家更能够体贴到亲人死亡所带来的情感冲击和情感寄托。唐先生举了几部佛经以说明佛教对于生死大事尤其是父母之死的情感体贴。

佛经中有专门的《佛说难报父母恩重经》，一开始就记载到：“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二千五百人，菩萨摩诃萨三万八千人俱。尔时，世尊引领大众，直往南行，忽见路边聚骨一堆。尔时，如来向彼枯骨，五体投地，恭敬礼拜。”唐先生强调，释迦恭敬礼拜的“白骨”，实际上便是“其无量劫中之父母”。释迦自言：“此一堆枯骨，或是我前世祖先，多生父母。以是因缘，我今礼拜。”该经还详细述说了父母恩之无尽，认为父有慈恩，母有悲恩……。还提到，在诸世间，“何为最富？何为最贫？悲母在堂，名之为富；悲母不在，名之为贫；悲母在时，名为日中；悲母死时，名为日没；悲母在时，名为月明；悲母亡时，名为暗夜。”唐先生说，“此诸言皆足令人感泣”[79]。

佛教有《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地藏王菩萨本是位女士，她母亲因为大罪而入地狱，她也随母亲到了地狱，之后发心成道，即永住地狱，救众生，成为地藏王菩萨。

佛经《佛说盂兰盆经》中记载了目莲救母的故事。目连的母亲青提夫人，家中甚富，然而吝啬贪婪，儿子却极有道心且孝顺。其母趁儿子外出时，天天宰杀牲畜，大肆烹嚼，无念子心，更从不修善。母死后被打入阴曹地府，受尽苦刑的惩处。目连为了救母亲而出家修行，得了神通，到地狱中见到了受苦的母亲。目连心中不忍，但以他母亲生前的罪孽，终不能走出饿鬼道，给她吃的东西没到她口中，便化成火炭。目连无计可施，十分悲哀，又祈求于佛。佛陀教目连于七月十五日建盂兰盆会，借十方僧众之力让母吃饱。目连乃依佛嘱，于是有了七月十五设盂兰供养十方僧众以超度亡人的佛教典故。目连母亲得以吃饱转入人世，生变为狗。目连又诵了七天七夜的经，使他母亲脱离狗身，进入天堂。

对于佛经的这些内容和故事，唐先生都能“闻之而生感”。

除了佛经的内容有诸多让唐先生心生感通的关于父母子女的内容与故事，中国佛教僧侣对于特别重视追荐亡魂以慰子女之心的法事，也让唐先生特别心生感动。作追荐之事的僧尼，尽管位居三宝之一，往往也会为死者上香作礼。这就大不同于基督教中的牧师、神父，只代表上帝，而不对死者作礼。这一点尤其让唐先生“感刻于心”。而且，佛教的追荐绝不同于基督教的弥撒一日可了，而是必须相继到七七，以顺畅生者对死者之情。在唐先生看来，“其意亦至深而至厚”[80]。

同时，中国的寺院也像中国传统的祠堂列亡人木主一样，设有祖堂。尽管人的魂气不可言只寄托于木主，但是，“人心必有所注念，乃能上通于神明。则木主之设，正所以使人永志不忘，其义大矣。”[81]唐先生母亲去世后，既在慈航净苑设母亲木主，又在家里设母亲像位，每次上香之时，见香气氤氲，便顿觉母亲之灵宛然而来。母亲去世后，唐先生六妹来函，寥寥数字，只是言自己迷路，问唐先生，母亲有灵吗？并希望寄母亲的照片。唐先生随即将母亲照片寄去。六妹回信，自得到母亲遗像，以香烛供奉，便觉得母亲好像就子啊身边。由此，唐先生强调，“祭祀之仪，实足以通幽明之际”。但是，佛家“有丧礼而无祭礼之教，必率人情日归于漓薄，亦断断然矣。”[82]换言之，尽管佛家有丧礼，可以在居丧期间通过设立木柱及念经，帮助超度亡灵，也帮助丧亲者寄托哀思。但是，因为其没有持续的祭祀要求，这就必然导致丧亲者和亡人之间缺乏持续的情感沟通仪式，随着时间延续，人情必然会逐渐淡泊而至遗忘。

唐先生母亲去世后的居丧期间，慈航净苑的诸尼，以及乐果老法师和洗尘法师，都极为虔诚地诵经说法，也确实给唐先生极大安慰。乐果老法师见唐先生哀毁过情，还多次提醒唐先生，如此哀伤过度将使母灵不安。其慈祥恺悌，见于面目，使唐先生感刻铭心。但是，细思佛教之教义与相应法事，唐先生还是感到其中的一些矛盾无法解释，自己的内心情感也无法得到完全的安顿，特别是佛教的极乐世界和因果报应两种观念之间的内在矛盾。

依照佛教教义，佛教的超荐，目的是使死者升入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徒认为，西方极乐世界乃是“林池树鸟，皆衍法音。”唐先生母亲在世之时，也曾经给唐先生言及，所以唐先生对此也难以忘怀。唐先生自己的哲学信念也使他坚信，世界无量无边，因此，凡属可有，皆应有之。如此，如果母亲得然升入此极乐世界，长闻林池树鸟之法音，使母亲德慧日深，那当然是最大的安慰，自己也没有更多的期待。但是，另一方面，依照佛教教义中的因果业报之说，人死之后，投生何界，乃随其造业。而依照净土宗之义，根本上是要凭仗佛力才可能使人带业往生。如此，通过超荐让死者升入极乐世界，和死者将随其造业而投生于不同世界，或必须凭仗佛理才可带业往生，这两者之间就“不无出入”。唐先生反思到：

（1）如果说佛力无边，并总是以大悲为怀，那么，一切众生都应该同归净土。

（2）如果说必须通过生前持名念佛，或者经子孙超荐，才能往生于极乐世界，那么，那些“未于生前持名念佛者”，或“未经佛教僧尼为之诵经超荐者”，又将如何？

（3）佛教僧尼超荐功德的大小，往往系于僧尼自己道行的大小，如此，那些造业深重者，仍有可能得不到超度。由此，亡人是否真正升入西方极乐世界，并非是必然可期的。

（4）另一方面，如果自己将超荐之事托付给佛教僧尼，那么，我自己之所以为母亲尽孝之事，又当如何？对此，佛教并没有明确的昭示。不知如何在亲人去世后继续尽孝，也就无法真正安顿自己的心灵。

（5）进一步，即使母亲果真最后升入了西方极乐世界，果真能够长闻林池树鸟所衍之法音，那么，母亲是否还能够听到唐先生兄弟姐妹回忆想念母亲的声音呢？是否还能够享受到唐先生兄弟姐妹祭奠母亲的真诚之心呢？如果不能，当然也没有什么埋怨。但是，这就意味着真正的“人天永隔”。

基于以上反思，唐先生对于佛教教义的“出入”之处，还不能满意，仅仅是佛教的超荐法事，还不足以完全安顿自己。因为，作为儒者，作为一个真实的性情中的人，唐先生还期待，升入西方极乐世界的母亲在长闻法音之外，也能够“闻吾兄弟姊妹忆母之音而来享吾兄弟姊妹祭奠之诚”[83]。因此，唐先生强调，除了僧尼所做的超荐之事外，自己还应该为母亲做一些应当做的事情，以实现人天幽明之际的感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安慰自己思念母亲的心、尽自己想念母亲的情。

进而，唐先生对于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事死如事生”的祭祀之礼做了梳理与反省。

（3）对中华文化重继志述事的祭祀传统及其衰亡的反思

关于中华传统的生死安顿之教，唐先生做了一个基本概括：“先圣贤之教，尝谓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足以当大事，乃为此人之至痛，立三年之丧之制。大孝终身慕父母，而祭祀之事，无时或已，则七七亦不能限之。夫然而为人子者之肫肫恳恳之情，乃未尝一息不与若父若祖相离。此其为教，皆所以彰至情而尽至性。而儒者之教尤重生者之所当事于死者之处何在，故祭祖之外，尤重在以继志述事尽孝。”[84]这里涉及的一些基本观念和义理包括：（1）对待生死之事上的基本观念和核心信念是：“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2）生死安顿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环节是尽“三年之丧”（丧尽礼）。（3）生死感通最重要的要求和环节是“祭祀不已”（祭尽诚）。（4）生死超越的最重要事情是让死者的性情生命与生者的性情生命真正感通，此即需要在祭祀之外“继志述事以尽孝”。

“继志述事”一语，最早见于《中庸》，其意是指武王周公的志业。于此，唐先生发思古之幽，“遥想三千载前”之事，以明亘古不变之理。当文王既丧，武王、周公的悲痛也肯定是无极的。武王在军中奉文王之木主，誓师牧野，以伐商纣之无道。当此之时，胜败未知，而武王、周公乃冒死难，以求承继文王之遗志、遗业。殷纣既亡，武王旋崩，管叔又殷叛，宗周之业于是又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唐先生谓，读周公《鸱鴞》之诗[85]，便可想见其室家之痛。而最后承文王、武王之业以定八百年成周天下者，是周公。对此，一些以不肖之心视人者，当然可以挑剔地说，武王乃是奉文王木主作为军中的号令，周公以至成康之世，乐章中歌颂后稷以至太王、文王、武王之祖德时不无隐恶扬善而未必尽实之处。但是，唐先生看到的则是周室的孝友之道和孝子贤孙的用心。如果当时周室的人本无孝友之心，那么，即使奉文王木主于军中又有何用呢？而隐恶扬善，本就该是孝子慈孙应有之心。

进而，唐先生将这种孝友之道推扩于中华文化本身的传承。周公既殁，孔子起而其梦魂常绕于周公之侧，乃教孝而教仁。孔子以无改于父之道教孝，孟子言孝以养志为先，而《中庸》有继志述事之语，后儒乃有《孝经》之书，以立身扬名，以显其亲，使文德光于天下为大孝。“此乃先圣先贤之教之血脉所贯，而要在使孝子慈孙，于悲痛之余，更有所事，以成先人之志，而于祭祀之际，吿诸先人，以安先人之心。”[86]每个人都生活于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因此，先人之事必皆有可述，先人之志必皆有可继，也都堪为子孙不已的祭祀。因此，唐先生强调，继往开来、光前裕后之业，也应该是人人所可有，而不仅仅是士大夫能以碑诔祭文对联志其先人之德，才可以被视为继先人之德之事。

很显然，中华文化的先圣先贤，对于死生之际是有一整套依于人的至性至情而立的、高明广大的教义传承。但是，唐先生感叹，现在却为“不肖子孙”所忽视忘却了！“当吾思至此，吾乃不能不痛吾华之文教日已衰亡。而衰亡之徵之尤者，则在今人之以继志述事之言为慰后人之心者，多已不知其深义之所存，而极其性情之所往，以生诚信。”[87]

在唐先生看来，近代中华文化衰亡的典型表现，即对鬼神和生死感通缺乏信仰。一方面，现代人大多不相信鬼神的真实存在。就此而言，唐先生认为，秦汉以降的儒者之言，以及近世所输入的西方自然主义之论的流行，不能辞其咎。由于不相信鬼神的真实存在，丧礼便逐渐被视为虚设的文饰，而所谓“继志述事”则被视为只是无可奈何中的自慰其心。如此以往，则更有甚者，为文以叙先人之德，铺张丧葬，并非是为了彰显亲人的生命性情，而是为了自显以扬己名。唐先生谓，此弊至清末民初而达到极致。到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便直接“弃丧祭之礼如敝屣”了。另一方面，世俗所流传的“继志述事”的说法，“其高者亦不过意谓死者已矣更无复余，生者唯有体其遗志为己志，理其未竟之业而已。其低者则唯以此言使人心不复寄情于死生幽明之际，而还自沉溺于暂得之生事之中，于死者更无深情厚意之存。”[88]也就是说，“继志述事”成为了现实中的人“苟安自逸”，锢蔽自封于尘俗的托词和媒介。面对此情此境，唐先生痛心不已，并严厉批评：此是中华文教衰亡的膏肓之疾，而接受此衰亡文教的现代中国人，对于死生之际，甚至远不如基督教、佛教郑重。

唐先生的心痛，是面对死生之际的至诚之心的表现；唐先生的批评，是面对衰亡的中国文教怒其不争的虔诚之心的表达。其批评，有其据，彰其理；其心痛，本其性，显其情。在痛心和批评的基础上，唐先生进一步以其性情体验和循理反思，充分说明鬼神存在的真实性，并以此彰显幽冥感通的真实存在，继而接续中华文教关于死生之际的真情实感。

五、升华：慎终追远的生死智慧

唐先生对中华文教生死智慧的承继与发扬，是从说明对鬼神世界的信仰开始的，进而反思常人不信鬼神的根本错误在于无视性情超越躯体的存在，进而彰显儒家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之圆教的根本智慧，最后将一切众生及天地万物鬼神幽冥的感通植根于情志的扩充。

（1）鬼神世界的真实性及魔智视其为不实

唐先生指出，一方面，凡是真正为世立教的圣贤，莫不相信鬼神为实有的真实存在。孔子言“祭神如神在”。《礼记》谓，在祭祀之际，于死者当“如闻其声，如见其形”，“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从这些言论及信念而言，绝不可以认为鬼神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纯朴敦厚的古代之民，以及现在满街的“愚夫愚妇”，也都未尝致疑于鬼神，而是相信鬼神的真实存在。

但是，伴随文明的发展，一方面，人的心志日益驰散于外物；另一方面，世俗的智者们又多奔逐于名想而封限于曲知小见。由此，对于世俗感官、理智所不及者，便皆视为虚而无实。尽管这其中的曲知小见复杂万端，不可骤理，但是最根本的，“皆原于人情淡薄，失其纯朴与敦厚，故于其对死者之一念之诚，不能直下自觉，以深观其义之所涵。若有能观者，旋又支离而去，故得其义，旋复失之。”[89]也就是说，文明发展过程中，伴随人心的向外趋驰，在人与人之间嵌入了对物的追逐，导致人情淡薄，原来可以直下自觉仁心的纯朴而敦厚的人情，逐步被世俗的感官和理智遮蔽。由此，仁心中对于死者的一念之诚，便不能直接当机呈现，也就不能真正体会到哀丧祭祀的真正义理。即使偶有人有时能够体会，但是也多半支离破碎，而无法身心合一，便又会失去真义。

唐先生指出，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人的本心本性即仁心本身，我们对于死者的“一念之诚”是可以当下升起的。因为这“一念之诚”，也就是“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诚”。这样一种“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念”，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顿然升起的；而在此可以顿然升起的“一念”之中，“死”实如“生”，而“亡”亦实如“存”。当此之时，“天地虽大，吾将充目而不视，充耳而不闻，唯此一念，耿耿中悬，念念相继，更无他想，则鬼神之为德即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左右矣。”[90]在这一“念”中，我既无“我”，而只有“死者”、“亡者”，因此，也绝不容认为，此一“念”只不过是我的“私情”。

但是，世俗的“理智之见”，往往却只看见，此一“念”未能自持而有所中断，于是便耿耿于此“一念未能自持而中断”的缝隙，并转而认为，此一“念”只是属于“我”的“私情”。于是，天地易位，疑难自起。“鬼神之为德”便也因此隐遁于无形，而化为一心之虚影。在唐先生看来，在这样的“转念”中，或者说之所有发生这样的“转念”，根本上是由于我们自己未能顺乎性情之正以通死生幽明之际，而只是任凭我们平日沉沦世俗的习气胶固于心底，并因此而将此“一念上达之诚”下沉于世俗。此一向世俗的“下沉”，我们也就远离了原先“一念上达之诚”中所感通到的鬼神的真实，而只能是触摸到其所遗存于心的虚影。长此以往，反复浸淫，慢慢地，我们也就真的认为，那“一念之诚”所真实感受感通到的亡灵鬼神的存在，原来本就只是死者所遗的虚影。唐先生将这一颠倒“转念”而成的“理智之见”称为“魔智”，并对此大为感叹：“颠倒生而魔智成，是所谓天地易位，而疑难自起，宛转相生，亦答不胜答。”[91]

面对这样“颠倒而生”的“魔智”，唐先生认为，只有具有大圣大智之人，或者说只能凭借仁心本有的“大圣大智”，才能够“一刀斩断万藤，还此一念之诚，如其所如以悟其中所涵之义，乃得顺其性情之正，以流行上达，而通此死生幽明之际，乃更为世间立教。”[92]而此立教的根本，在唐先生看来，不是要在理智逻辑上进行充分的辩说论证，而全赖于以礼乐的行事直接呈现展示。而对于世间普通之人，可以通过学习此中的礼乐，化其沉沦世俗的习性，并由此而自然顺其性情之正，并不被“魔智”所迷惑。

但唐先生对于这一理想的实现还是多少有些悲观。因为中西文化精神的不同，实现这一礼乐生活理想的路径和方式也不同。“若在他土，则唯民情敦朴之古代有一大智如摩西、耶稣、释迦者出，以其一念之诚之相续，为死生幽明之际，辟大王路，而万民乃皆得缘之而行。”“然在中国，则恒赖圣人在位，而后礼乐之行事可兴。”[93]而唐先生自谓，自己“寡慧薄德”，而又“生兹末世”，也“无先圣先贤之礼乐可循”，因此，便只能“徒坐见中华文教之衰亡，与华夏子孙之日锢蔽自封于尘俗而斫丧其性情之正，而唯有痛心而已。”[94]当然，唐先生自言“寡慧薄德”实乃谦虚致辞。恰恰是因为唐先生的智慧和德行，对中华文化精神的深刻洞见和对中华礼乐文明的复兴期盼，既适应了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时代，又激励着后学砥砺前行，不自欺于“魔智”而顺乎本然的性情而开发新生命。即便唐先生自己未能亲见此时代的到来，但他的“痛心”已经彰显出他的大智大慧大慈大悲。因为他对于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境遇的领会与领受，及其对于中华文化复兴“灵根自植”的决心与勇气，彰显了他作为儒者的担当，承接上了孔孟的生命性情，而称为一代大儒、真儒。

（2）世俗之见的根本错误在于无视性情超越躯体的存在

既然世俗的理智之见“颠倒”“转念”了人面对死者真实的“一念上达之诚”而形成“魔智”，并因此而导致中华文化于死生之际根本信仰的衰落与缺失，那么，世俗之见的根本问题到底在哪儿呢？只有明白谬见之根源和谬之所在，我们才有重启正见之可能。

唐先生认为，世俗之见的通病在于，“凡事皆由躯壳起见，不知凡发自人之性情之正者，无不有超躯壳起见者存焉。”[95]也就是说，人们习惯于从直观所见的身体躯壳出发来思考问题，而不明白，人的真实性情有超越身体躯壳的能力，因此也就不习惯于从性情本身的超越性来思考问题。

其实，只要我们稍用心去发现，我们就可以明白，不只是那些安邦定国、移风易俗的圣贤豪杰、忠于真理的学者、沈酣于艺事的诗人、画家有这样的超越身体躯壳的真实性请存在，即使是在家家户户的父子夫妇兄弟亲情关系之中，在人与人之间疾病伤痛的相互扶持之中，在现实的丧葬吊唁之中，在人与人之间片言只字的相互存问、相互关切之中，都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到，源自于人自己能自拔于其身躯之外而昭露的真实性情。既然人在活着的时候，这一性情真实地流行于其身体躯壳之外，那么，当人死之时，我们便说，只剩下其身体躯壳，而别无真实性情可以脱离身体躯壳而存在，即毫无道理。

唐先生强调，认为我们的心志与性情皆局限于我的身体躯壳之中，并与之共存亡，此实属妄见；而认为我们活着的人的心志与性情未尝局限于此身，而是能够超越此身以弥纶于世界，但是，死者的心志与性情亦如其遗体，无知而不存，乃是不甘心以妄见视自己，而却以妄见视死者，此是更加错误的妄见，是“妄见之尤者”。

既知妄见，我们便该去妄求真、舍妄存真。当我们舍妄而存真时，我们就可以在哀念死者的“一念之诚”中，一方面自知此“念”乃是由明以澈幽，而溢乎躯壳形骸之我；另一方面，也当念及死者生前心志与性情的表现，虽逝而未尝不存，而是随着我的哀念而由幽而还入于明。既相信死者生前的心志与性情仍然存在，同时又求之于上天下地皆不可得，这便导致我的哀悼之情终不可已。但是，也恰恰是因为此哀之不已，幽明之相澈乃无已。因为哀悼之念之诚，即是幽冥相澈的感通。唐先生谓，“此君子之丧，所以有终身之痛，而死葬之礼之外，必有祭之之礼与人道共终始，将不与君子之亲之灵之升天升西而息者也。”[96]

在唐先生看来，对死者心志性情真实存在的信仰，亦即鬼神世界的实有，不仅是对哀念死者的“一念之诚”的真实顺性，也是“吾华圣教之精义入神之所在”，是中华传统祭祀之礼存在的理由。“吾华圣教，郑重于丧祭之事，而丧祭之事亦初不限于所亲。孔子之死，弟子心丧三年，子贡庐墓者三年。圣贤、忠烈、乡贤、贞节，皆有其庙宇，而祭祀以时，以通幽明之际，以安鬼神之心，而厚民德，此实大不同于夷俗。”[97]

尽管丧祭之事不限于亲人，但是儒家特重亲人的丧祭之情与丧祭之礼。此“特重”所包含的义理，既极平常而又至深远。因为，一个人即使是自私之极，也没有不爱其子女的；而人能爱其子女，就已经证明，其心志性情并非为其一己之身体躯壳所能限制。而以子女角度看父母，则父母生我、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覆我，其恩皆如昊天罔极。当然，此“罔极”，乃是就子女的内在感受而言，而不是从外在的比较而言。如果从外在比较而言，故可以说父母不如天地之大，也不如上帝之尊。但是，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比较言论，是我们的心念先自冒出于父母之外，才可能有这样的比较视域。这样的比较视域和观念，唐先生强调，绝非孝子的存心，而正是人道之所以废忘的缘由。唐先生谓：“夫孝子之存心，乃自处于父母顾育鞠覆之下，而感顾育鞠覆之恩之恒先及于我，而我方继知有以报之。以继追先，终不能及，而父母之恩乃皆为无穷，而同于昊天之罔极。此中不容人之心念，冒出于父母之外以自外比观。既冒出而比观，亦还当知此比观之不当有，而自敛其心。”[98]换言之，人人皆有超越一己之躯的内在心志与性情，孝子之心不应该从外在比较视野，而应该就内在心性去看父母的性情和自己的孝思。

（3）儒家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之圆教的根本智慧

正因为父母之恩入昊天罔极，所以儒家强调，“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99]

唐先生强调，孔子所言仁人“事亲如事天”，是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只强调“事天如事亲”或者以“事天”冒于“事亲”之上的文化精神的。基督教所言“事天如事亲”，是称“天”为“父”，也恰恰是因为人原本有“事亲”之诚，将此“诚”转移到被视为“父”的“天”（神）上。由于其直接将“事亲”之诚转移到“事天”，视“天”（神）为“亲”（父），也就由此而废黜了其“事亲”之情本身所具有的真切性。唐先生谓此乃是“自掘其根本”。由于“事亲”这一根本不再成为根本，“事天如事亲”也就成为了一句空话。所谓“事天”，就与“事亲”没有了任何关系，而只是“事天者”个人的求福，期望个人一身的升天。

但是，儒家绝不是将“事亲”与“事天”割裂，并相互替代。“唯中华先圣之教，既言事天如事亲，而又言事亲如事天。极其事亲如事天之心，而父母之恩乃与天共无极，更不于此分别大小。”[100]正因为父母之恩与天共无极，所以王船山先生谓，乾坤大，而父母亦不小。由此，孝子亲其亲，其德也就与天齐。在儒家的理解中，父母与天地同样构成我之所以为我的缘由，不仅赋予我生命，还赋予我心灵发展的全部可能性，所以孝敬父母就不仅仅是一种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情感回报，而且是继天地之善，感乾坤之德，是生存意义的永恒根源，是自我人格完善的根本。

推而论之，唐先生认为，孔子的弟子视孔子，亦是德与天齐。普通大众对于所敬仰的圣贤忠烈乡贤贞节，在人一念思其鬼神为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时，其德也都无不与天齐。“唯皆思其德与天齐，而不见有大小，方见人之性情之忠厚之至。”[101]

当然，说孝子“事亲如事天”，视亲恩如昊天之罔极，以此性情在祭祀之时致其诚敬，并不是说，一定要孝子终身匍匐灵前，才足以澈幽明之际。如此，此“事亲”之“诚”即成为形式化的存在了。实际上，对于儒家来说，唐先生强调，人要报罔极之亲恩，根本的在于“养志”，此所谓儒家之“孝亲”根本的在于“继志述事”。

六、觉悟：生死感通的至情至理

尽管父母之恩如昊天之极，但是，人如果要从知性上去了解和穷知这个“无极”的“昊天”世界，却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又会带来人当下的困惑。唐先生以自己在母亲去世后的经验，来说明人面对此情此境可能有的困惑及其超越之道。

唐先生回忆，因为自己常年居住香港，而母亲则随弟、妹居住于大陆，所以，在母亲健在的时日，自己不仅对母亲，而且对弟弟妹妹也是常常念及，但是，对于弟弟妹妹的子女们，却很少念及。自母亲去世后，想到母亲疼爱自己子孙之心情，便立即念及，自己弟弟妹妹的子女，也都是自己母亲的骨血。由此，自己对于弟弟妹妹也更增骨肉之情，并常常自念：如果自己能够以余生对于弟弟妹妹及其子女多有所裨益，便也可以弥补自己未能与母亲、弟弟妹妹及其子女们有更多的共同生活的终身之痛，并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不过，唐先生进一步反思到，难道自己对母亲的“继志述事”之孝就仅仅是如此而已吗？唐先生妹妹曾经写信告诉唐先生，母亲病危的那天早晨，忽然说，已经去世的侄女（唐先生的表姊）与自己相见。于此，唐先生想到，母亲在世时，固然会想到自己的子女亦即唐先生的兄弟姐妹，但是也必然会想到自己的其他亲人，如唐先生的父亲、外祖父母与诸舅姑表侄等。现在母亲去世，所有这些已经逝世的亲人应该在幽冥世界相遇了。这般相遇，其情何若，唐先生即使穷极自己的全部思虑，也无法企及。念及此幽冥世界终无路可通，唐先生徨惑不已，不禁悲痛而泣。

不过，唐先生又思及，以自己之不肖尚能念及自己的父母，那么，如果母亲有灵，也必然当念及她的父母、父母之父母……，在这样一种代代先灵次第相追念，而又重新在幽冥世界相遇，其情状如何，也不是生活于当下世界的唐先生可以认知和了解的。进而，“因思彼幽冥之世界中，有吾母之所亲焉，有吾父之所亲焉，而其所亲又各有其所亲，则全人类之幽灵之相追念而重相遇，当如交光之互映，若有界别而实无限别。而此交光互映若有界别而无界别之情状，果为何若，更非吾之所知。”唐先生思及于此，“顿感此幽冥绵邈，吾心更将迷途失所”[102]。

尽管面对幽冥世界的“无知”，让唐先生困惑痛哭，甚至感到“迷途失所”，但是唐先生意识到，自己仍有一“念”不泯。此不泯的“一念”，让唐先生顿悟：“此幽冥绵邈，亦原如此所见之广宇悠宙之绵邈，原非所能尽知。”[103]穷知幽冥世界，本就是不可能的！不仅穷知幽冥世界不可能，即使现实生活世界也不可能穷知。就比如，在经验的生活世界，我知道，我的家人、朋友、学生心中是有我的，但是，他们各自心中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则是我不可能完全知道的，甚至有可能根本不知道。由此可见，即使是眼前人的相遇相知的情状，都未尝不是茫茫昧昧，更何况幽冥世界，更是人的知性所不能穷极的。

但是，唐先生强调，不能尽知，并不妨碍我们相信幽冥世界的相遇与感通，也不妨碍我们应该有对于逝去的亲人的继志之事。这就犹如经验世界中的事情一样，虽然眼前人相遇相知的情状不是我的知所能穷极的，但是我仍然能够相信，确确实实有相遇相知这件事情的存在。因此，我们虽然不能在认知上穷极那绵邈的幽冥世界，但并不妨碍我完全相信，在幽冥世界中有相追而重又相遇的事情存在，也完全不妨碍我应当承继各位逝去亲人的遗志。

尽管对幽冥世界的“无知”并不妨碍我们坚信应该“继志述事”，但是，唐先生认为，对于“继志”这件事本身，在“理”上却又有新的纠葛与惶惑，甚至上“大惶惑”。因为，我到底该如何承继自有人类以来自己无数先灵之志？这并非当下之我所知道的。进一步，不仅是人类有其未遂之志，即使人类之外的众生，实际上也都有其未遂之志。而这些“未遂”之“志”，可谓千差万别，不可详尽，甚或是不可思议的。如此，当下之我将如何全部承继？

这样的反思和追问，好像让“继志”成为了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但是，实际上，这种追问是在解决一个非常现实的实际问题。诚如唐先生自我追问的：如果我不知道如何承继全部在天之灵的未遂之志，并因此而不去完成这继志之事，那么，我又如何能单独完成对自己母亲的“继志”之事呢？也就是说，“继所有先灵之志”这个一般问题，实际上隐含着“继自己母亲之志”这个特殊问题的答案。因为，“吾母之志之所在即吾母之心之所在，而吾母之心中，固有吾之外祖父母在，则吾母之志中，亦有继外祖父母之志在。是则依理而推，人之志志必相涵摄，而重重无尽。而吾亦终不能自安于只求独继吾母之志也。循理而思，吾既不能独继吾母之志，而吾又不知将如何得遍继彼无数之人类众生未遂之种种差别志。吾乃动大徨惑。吾以藐尔七尺之躯，寄形于百年之内，即吾一人之抱负，尚非吾之一生之力所能自达，遑言继彼无数之人类众生之志乎？”[104]

不过，惶惑归惶惑，行动归行动。认知上的惶惑，并不能阻碍具有大智大慧大慈大悲的唐先生化解认知惶惑的情志。在唐先生为母亲居丧期间，一方面体会到自己的真情实感，另一方面也体验到了亲人朋友甚至普通大众哀悼自己母亲的真情实感。情理相通、情理相融，是唐先生生命哲学的根本特征。人间既有至情，亦当有至理。于是，在悲痛之余，唐先生便总是要去追寻这应当存在的“至理”，“栖神玄远，遐思所及，恒不极不返”。对于前面所呈现出来的这些疑惑，唐先生是“思之而重思之”。

经过不断的玄思、沉思、反思，唐先生“终乃重证昔年所思一切人类众生，皆唯有一真志，此实人同此心众生同此理。此真志，皆是以己之生成他之生，故充此真志之量，则必由亲及疏，由近及远，至于摄天地万物于一己之生，以相润泽感通而后已。”[105]也就是说，唐先生在母亲去世后，通过体验人间至情，追思到的关于幽冥世界与现实世界亦即死生之际的“至理”，实际上是重新印证了自己早年思考和坚信的基本哲学信念，那就是：世间一切甚至死生之际，普遍存在基于每个人内在仁心亦即真实性情生命的，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生命感通，一切众生及天地万物鬼神幽冥的感通，根于每个人真志（情志）的扩充。正因为有这种普遍的生命性情的感通，所以，儒家圣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佛菩萨则摄有情为自体，而基督教上帝也以遍爱万物为心。本质上，一切人与众生内在的真志，莫不同然。因此，圣人与我同类，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而上帝之德也都是人与众生遂其真志时所同具，而无所谓虚悬于上的上帝存在。

有了这样一种“重新印证”的彻悟，唐先生也就打通了“继母亲之志”与“继亲人之志”、“继圣贤之志”，甚至“继人类之志”、“继众生之志”之间的关系，而突破了自己关于幽冥世界以及“继志”之事在认知上的“大惶惑”。因为继众生之志也就是在继圣贤之志，亦即继亲人之志，亦即自我真志。因为，“欲继人类众生之志，唯赖于吾之能继彼圣贤佛祖与上帝之志，亦唯赖于吾之自呈吾之此真志。此真志亦吾母之真志，一切吾之若祖若宗之灵之真志。唯此真志为无量差别之人类众生与千圣，其心无二无别之所在。此真志之在我，若属我之一人，而其所涵摄者，则实周遍法界通贯宇宙而无遗。此真志一朝全幅披露，其光明亦必遍照，亦必极彼幽冥之绵邈，而无远弗届。”[106]

因此，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继志”之事，便必然转换为个人发心成圣成佛之事。只有自己发心成圣成佛，真志才能全副披露，也才能真正继亲人之真志。“非待吾人之发心作圣作佛，而成圣成佛，此真志亦终不能全幅披露，而以道济天下，利乐有情于无强之未来世也。”[107]唐先生认为，此乃自己所追寻的人间“至情”背后的“至理”之必然归宿。唐先生同时坚信，只要人充其性情之量，也将必然奔赴“成圣成佛”之大道。

以这样的彻悟和信心，唐先生再反思自己先前的“惶惑”，便觉得实在是自己一时情志受阻的顿挫。“吾所惶愧者，唯是自顾卑污凡俗罪孽深重，望千里之迢迢，将万劫而不达。而今而后，唯有忏悔平生，自求补过，并祈彼千圣之灵，启我真志，亦使我堪继吾母之真志，而报吾母罔极之深恩。”[108]认知上无解的惶惑，真实的答案就在自己的真切的情志上。回到自己的真切情志，也就在继亲人之志、圣贤之志甚至宇宙众生之志。

 [1]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后序”。《唐君毅全集》卷26第352页，九州出版社，2016年8月。下文凡引用《唐君毅全集》，皆为本版本，不再标明，而只著名卷名、卷次、页码和文章名。

 [2]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后序”。《唐君毅全集》卷26第353页。

 [3]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自序”。《唐君毅全集》卷19第1页。

 [4]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0页。

   [5]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9页。

 [6]唐君毅：日记1964年2月28日廷光代笔。《唐君毅全集》卷33《日记（下）》第5页。

 [7]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0页。

 [8]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0页。

 [9]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0页。

 [10]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1页。

 [11]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2页。

 [12]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1-12页。

 [13]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2-13页。

 [14]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3页。

 [15]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3页。

 [16]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3-14页。

 [17]唐先生母亲逝世后的挽联、吊唁函，后由唐先生夫人整理记录于唐先生《日记》中。所摘录的挽联和吊唁函，见唐君毅：《日记（下）》1964年3月7日“廷光代笔”，《唐君毅全集》卷33第6-10页。

 [18]蔡荒山：唁唐先生母亲函，唐君毅日记1964年3月7日“廷光代笔”。《唐君毅全集》卷33《日记（下）》第7-8页。

 [19]唐君毅：《日记》，《唐君毅全集》卷33第11页。

 [20]唐君毅：《日记》，《唐君毅全集》卷33第11页。

 [21]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7页。一九六Ο九月四日，唐先生与夫人、女儿一起到重庆大厦办事处，订了一分期付款屋。因为大厦名为“重庆”，听起来宛似家乡。唐先生考虑到，如果母亲听到“重庆”字眼，或许比较愿意来香港居住，便决定订下此屋。——唐君毅：日记1960年9月4日。《唐君毅全集》卷32《日记》（上）第279页。

 [22]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2页。

 [23]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8页。

 [24] 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8页。

 [25] 唐君毅：日记1971年3月14日。《唐君毅全集》卷33《日记》（下）第183页。

 [26] 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1页。

 [27] 欧阳竞无：唐迪风墓志铭。《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7-8页。

 [28] 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4页。

 [29]唐君实：《阿爸和我们一家在成都的日子》，《唐君毅故园文化》总第7期，2005年10月，第6页。

 [30] 刘雨涛：《刘雨涛文存》（自印未刊行稿），第396页。

 [31] 欧阳竞无：唐迪风墓志铭。《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7页。

 [32] 欧阳竞无：为陈大任题字。《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108页。

 [33] 唐君毅：《思复堂遗诗》编后记。《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206页。

 [34] 李证刚：为陈大任题字。《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109页。

 [35] 此处所引关于唐先生回忆母亲之事，除特别另为注释外，皆见于唐君毅：《母丧杂记》。

 [36] 唐至中：我的哥哥。《唐君毅全集》卷38《纪念集》（下）第574页。

 [37] 而唐君毅也从这场病痛中悟出了关于“疾病”的智慧。在后来撰写的《人生之体验》中专门有“说疾病”一节：“你不要只咀咒疾病。你要想想，为什么在病后觉一切的风物分外的清新。这证明在疾病中，你精神之渣滓，随疾病而倾泻了。疾病呼召你的精神，从外物的世界，到你的身体，凝注你精神于身体中；然而他同时使你感到你的身体，对你精神是种束缚，是赐与你精神之痛苦的。你的精神，因而认识充实革新他自己，以求得自由之必要了。你的精神，于是在你不知的境地，开始作充实革新他自己的工作，把他内部的渣滓，自行倾泻。如是你在病后总感到一新生命的开始。所以如你在病后不开始你的新生命时，必是你的精神自身病了，那需精神之药物。”——《唐君毅全集》卷3第48页。

 [38] 陈大任：《到南京探望毅儿》，《唐君毅全集》卷36第130页。

 [39] 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6页。

 [40] 陈大任：久望毅儿不至书以示之。全诗写道：“函函报佳信，日日倚门闾。怅望空归棹，翻疑易轨途。辞根怀旧壤，吊影愧枯株。顾眄何生趣，行车取道无。”《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165页。

 [41] 唐至中：我的哥哥。《唐君毅全集》卷38《纪念集》（下）第585页。

 [42] 唐君毅：日记1950年5月21-24日。《唐君毅全集》卷32《日记》（上）第40页。

 [43]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6页。

 [44]唐君毅：日记1951年3月17日。《唐君毅全集》卷32《日记》（上）第55页。

 [45]唐君毅：日记1951年12月10日。《唐君毅全集》卷32《日记》（上）第79页。

 [46]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6页。

 [47]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6页。

 [48]唐君毅：日记1951年12月9日。《唐君毅全集》卷32《日记》（上）第79页。

 [49]唐君毅：日记1953年5月18日、6月10日、7月8日。《唐君毅全集》卷32《日记》（上）第98、99、100页。

 [50]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6页。

 [51]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6页。

 [52]唐君毅：“至吾父之著，则唯《孟子大义》一书，曾由云生先生列为敬业学院丛刊，于民国二十年冬，刻于燕京；后经《学衡》杂志七十六期加以转载。此外，则如云生先生所提及之《诸子论释》《志学闻》，及文集、诗集若干种；与吾所知之吾父初年所著之《广新方言》，廿余年之治学日记，及门人学生所记语录，初并藏于吾家。”——《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唐君毅全集》卷36第15-16页。

 [53]彭云生：《孟子大义》跋。《唐君毅全集》卷36第84页。

 [54]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7页。

 [55]唐君毅：《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唐君毅全集》卷36第16页。

 [56]唐君毅：日记1964年11月13-17日。《唐君毅全集》卷33《日记》（下）第30页。

 [57]唐君毅：致周开庆1967年7月25日。《唐君毅全集》卷31《书简》第166页。

 [58]唐君毅：母丧杂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17页。

 [59]唐君毅：《思复堂遗诗》编后记。《唐君毅全集》卷36第206页。

 [60]唐君毅：《思复堂遗诗》编后记。《唐君毅全集》卷36第206页。

 [61]陈大任：不可一日闷缩缩。《思复堂遗诗》，《唐君毅全集》卷36第203-204页。

 [62]唐君毅：《思复堂遗诗》编后记。《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207页。

 [63]唐君毅：《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15-16页。

 [64]唐君毅：《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16-17页；[《唐君毅全集》（学生）卷29《先人著述》第19-20页。

 [65]唐君毅：《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唐君毅全集》卷36《亲人著述》第17页；《唐君毅全集》（学生）卷29《先人著述》第20-21页。

 [66]唐君毅：日记1970年2月13日。《唐君毅全集》卷33《日记》（下）第160页；《唐君毅全集》（学生）卷28《日记》（下）第215页。

 [67]唐君毅：日记1970年2月13日。《唐君毅全集》卷33《日记》（下）第160页；《唐君毅全集》（学生）卷28《日记》（下）第215页。

 [68]唐君毅：日记1976年8月7、10、11、12日。《唐君毅全集》卷33《日记》（下）第308-309页。

 [69]唐君毅：日记1976年8月27日“廷光代笔”。《唐君毅全集》卷33《日记》（下）第311页。

 [70]唐君毅：日记1977年10月27日-11月7日。《唐君毅全集》卷33《日记》（下）第350页。

 [71]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自序”。《唐君毅全集》卷17《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第8页。

 [72]唐君毅：日记1969年4月10-30日。《唐君毅全集》卷33《日记》（下）第141-142页。

 [73]唐君毅：《原道篇自序——述作缘起、宗趣、内容之限极，与论述之方式》。《唐君毅全集》卷19《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第3页。

 [74]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20页。

 [75]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20页。

 [76]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21页。

 [77]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21页。

 [78]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4页。

 [79]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4-35页。

 [80]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5页。

 [81]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5页。

 [82]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5页。

 [83]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6页。

 [84]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6页。

 [85]《国风·豳风·鸱鸮chī xiāo》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这是一篇用动物寓言故事以寄寓人生感慨或哲理的诗歌，诗中描写母鸟在鸱鸮抓去它的小鸟之后，为了防御外来的再次侵害，保护自己的小鸟，不怕辛劳。全诗四章，每章五句。通篇以母鸟的口吻，逼真地传达出既丧爱雏、复遭巢破的鸟禽之伤痛，塑造了一只虽经灾变仍不折不挠重建"家室"的可敬母鸟的形象。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猫头鹰啊猫头鹰，你已抓走我小鸟，不要再毁我的巢。辛辛苦苦来抚育，为了儿女我心焦。/趁着天晴没下雨，赶快剥点桑根皮，把那门窗修补好。现在你们下面人，谁敢把我来欺扰。/我手累得已拘挛，采来野草把窝垫。我还贮存过冬粮，嘴巴累得满是伤，窝儿还是不安全。/我的羽毛像枯草，我的尾巴毛稀少。我的巢儿险又高，风雨之中晃又摇，吓得只能尖声叫。

 [86]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7页。

 [87]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7页。

 [88]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8页。

 [89]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8页。

 [90]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8页。

 [91]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9页。

 [92]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9页。

 [93]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9页。

 [94]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9页。

 [95]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39页。

 [96]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40页。

 [97]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40页。

 [98]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40页。

 [99]《孔子家语·哀公问》

 [100]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40-41页。

 [101]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41页。

 [102]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41页。

 [103]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42页。

 [104]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42页。

 [105]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42页。

 [106]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43页。

 [107]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43页。

 [108]唐君毅：母丧杂记续记。《唐君毅全集》卷8《哲思辑录与人物纪念》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