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是意大利当代哲学家，同时也是西方左翼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深耕于政治哲学领域。他在其代表作“神圣人”系列中发展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生命政治”的思想。在福柯的视角下，“生命政治”是一种直接将政治权力作用于生物的统治技术，阿甘本则更多地发掘其伦理维度。阿甘本在“神圣人”系列中多次聚焦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言，他发现这些证言大多是支离破碎、意义模糊的，而这些幸存者也是处于对于自身幸存而羞耻的“活死人”状态，是“生命政治”运作下“神圣”的祭品。然而，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人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是“有死者”和“会言说者”^［1］，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显然成为一种例外。因此，语言与死亡这两种理所应当被认为是内在于人自身的“能力”，这种观念与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应该受到质疑的。而在他的早期作品《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一书中，阿甘本就已考察了语言与死亡的关联性问题。他认为，语言和死亡都为人类敞开一种归宿，但是这种归宿是以一种否定性作为它的基础，而对否定性的考察必然要去探讨它的根基与结构。

本文试图剖析阿甘本在《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一书中对语言和死亡之间借助否定性达成的联系的反思。笔者认为，在阿甘本的视角下，否定性意味着主体维持自身的不一致性，是主体内在的分裂。阿甘本先是分析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此在”（Dasein）与黑格尔（G. W. F. Hegel）的“这一个”（diese）这两个哲学术语，发现它们都蕴含着否定性的经验，且均借助指示代词通向语言的生成，之后他创造性地提出“声音”（Voice）这一概念，将它作为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与语言的否定性的来源。最后，阿甘本认为，伦理学也存在于形而上学的根基处，即在一种否定性的基础之上。借助于“声音”，我们个人的生命历程有容纳他者死亡的可能性。

二、死亡与“此在”：语言的否定性基础

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与黑格尔的“这一个”（diese）概念在词源上均具有指示代词的特征。以这一特征作为线索，阿甘本通过对概念的分析意图论证语言的一种否定性基础。

（一）“此在”、否定性与死亡经验

阿甘本发现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六章中，“此在”被尝试解释成一种整体。这种尝试使得死亡与“此在”产生联系。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总是处于一个不断地、真实地面对死亡的过程，只要还未抵达死亡的终点。正因为有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点，将自身作为“此在”最确定的可能性，“此在”的结构才能被揭露出来，即“向死而生”^［2］。

既然死亡为“此在”揭露了一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海德格尔看来并没有真实的内容，它无法给予“此在”任何实体。但是，在阿甘本看来，死亡在总体上任何存在揭示了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即所有存在都将消亡的预见。因此，“此在”要经历一种最为强烈的不可能性之后，才能到达死亡为它敞开的可能性的终点，使自身得以成为一个整体^［3］。

阿甘本重点分析了海德格尔对否定性进行论述的段落，指出海德格尔所认为的否定性应该是在此在“被抛掷”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此在”在“被抛掷”的过程中，不断遭遇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被否定性贯穿，并是以否定性作为基础。也就是说，“此在”虽并非自愿“被抛掷”在世，但在存在过程中，如果不能对周遭环境进行否定，那只是动物性的活着，唯有不断否定自身境遇以及自身，“此在”自身的可能性才能展开。否定性并不意味着某物缺位或无实体的东西，仅仅是“此在”在“被抛掷”中的生存方式^［3］。

阿甘本更进一步地尝试对否定性的起源问题进行深入的追问。从海德格尔的文本中，“此在”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以一种最激进的方式与否定性相遇，这种否定性的本源似乎内在于“此在”之中，要探讨否定性的起源问题就不得不追问“此在”的定义问题。在《存在与时间》的28节，“此在”被定义为“存在于此”，“此”（Da）不仅仅代表着空间性的“在这里”，还代表着自身“存在于世”的敞开。阿甘本认为，“此在”有着“成为自身之境遇”的根本特征^［4］，并朝向存在于那里的可能性。通过面对死亡，“此在”能够在这里、在自身寓居之地被现实地展开，也能介入他者的存在并寓居于别处。由此看出，在词语“此”中蕴含着否定性得以产生的源头，在其中有着能让否定性介入又消逝的虚无的力量。

（二）“此在”、“这一个”与不可言说性

阿甘本认为，海德格尔中并没有对“此”进行充分解答，但海德格尔的“此”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这一个”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否定性就寄居在此类指示代词之中。在黑格尔对感性确定性的描述中，“把握这一个”又与海德格尔“存在于此”有所共鸣，它们都揭示了由死亡经验所带来的本真存在的可能性。因此，阿甘本之后考察了黑格尔的感性确定性“这一个”的描述。

黑格尔早年在给诗人荷尔德林（J. C. F. Hölderlin）的诗中提到了一种名为“埃琉西斯秘仪”的古老的祭祀仪式，旨在描述神秘的不可言说性，不可言说性很难被人们用语言或者符号来描述这种神秘的体验^［5］。阿甘本认为，这首诗诉说的不可言说性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开篇的感性确定性“这一个”再次被点明。感性确定性仅仅能说出对象存在着，即事物的纯粹存在。在意识和存在的交互中，意识只能作为纯粹的自我而存在，即“我”在“这一个”中，对象也是纯粹的“这一个”。

黑格尔借“现在”这个词不会因为是“现在是白天”或者“现在是黑夜”这种描述而影响“现在”本身的意思，这种意味就蕴含着一种简单的普遍性。人们用“这一个”说出感性内容，也说出了感性确定性的普遍性的真理。语言虽然没有严格在感性确定性中意味的东西。语言虽然会触碰到表达“这一个”意味的不可言说性，但却可以表达出感性确定性的普遍性的真理。因此，语言更加具有真实性^［6］。

阿甘本认为，当感性确定性试图超出自身而特定指示它的意蕴时，需要辩证法作为中介参与其中，在辩证法中完成对自身的否定。黑格尔提到，如果“现在”要被我们指示为“这一个现在”，当我们说出时，已经成为过去的“现在”了，但我们在语言中完成了对过去的“现在”的替换，形成了对“现在”的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扬弃”的过程。黑格尔也在《精神现象学》第一次对“扬弃”进行了规定：“扬弃”既是否定，又是保存。因此，阿甘本再次强调，我们通过指示行为把握“这一个”，其实正是感性确定性在经历一个“扬弃”的过程。“这一个”被设定为“非这一个”，即“扬弃”。只有意识到“这一个”实际包含着“非这一个”时，“把握这一个”才是可能的，即“这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无”^［7］。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再次提到他早年提到的埃琉西斯秘仪，这在阿甘本看来是黑格尔再次捍卫了不可言说性，比起早期用单纯的沉默捍卫，语言对不可言说性的捍卫更加深刻。语言所不可言说之物就是想要言说之物，即意蕴，它必然在言说中无法被澄清^［8］。阿甘本指出，这种不可言说性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和普遍性，语言为了表达清楚它而直接接触到了它内部蕴含的真理性。埃琉西斯秘仪真正的内涵在于否定性已内化在感性确定性的意义中，它是对虚无的经验。比起承认词语的匮乏而选择保持沉默，语言也要尽全力去言说不可言说性，即在否定性中把握它，语言已经将沉默的力量纳入自身，从而通过“说”来努力展现不可言说性。语言实际上护卫着的是自身的否定性力量。

三、“声音”与否定性：“转换机制”代词及其“指示”行为

“此”与“这一个”在词源上都属于指示代词，阿甘本认为需要进一步考察代词的语言学史，并探讨其形而上学底蕴，探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否定性介入的“转换机制”，这种“转换机制”经由“指示”行为通向具体的话语情景。语言是通过代词的“转换机制”将具体的话语情景指示为自身的生成。关于具体的“指示”行为的发生，阿甘本认为，只有诉诸“声音”（Voice）为中介才能指示出话语的生成，才能统一言词和具体的话语情景。“声音”（Voice）不同于作为单纯声响的声音（voice），是人类语言最初的表达形式，语言产生于这种被移除的声响和还未被理解的意义的缝隙之中。因此，“声音”就包含了一种否定性，存在于“不再是”和“还未是”之间，是语言生成的否定之地。

（一）第一实体与指示代词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范畴篇》与《解释篇》中详细列举了十个范畴后，又从第二实体中区分了第一实体，并将第一实体称为最主要、最高的意义范畴。第二实体指的是种属概念，如“人类”或“动物”，第一实体则指向具体的、个别的事物，如“这个人”或“这匹马”^［9］。阿甘本认为，第一实体就对应着指示代词，它可以既是“这”又是“那”，它是从单纯的指示行为到意义的产生、从感觉到言说的运动的起点。存在本身被压缩成有限性的符号，意义通过指示行为而产生。第一实体只是指示，但什么都没言说。阿甘本指出，这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第一章遥相呼应，证明了语言的局限性还得回到语言，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语言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否定性。

阿甘本也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与黑格尔的“这一个”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处理一个矛盾：最具体、最直接的却又是最普遍的东西。黑格尔的“这一个”的否定性在于把握“这一个”的时候反而会表现为“非这一个”，而成为“曾经是”的东西。而亚里士多德认为第一实体这类具体事物必然要依靠一种普遍形式而被认识，但如果超过它的具体样貌，意图进行纯粹抽象层面的定义的把握却是失败的。这种不可定义性与黑格尔所提及的不可言说性相呼应。亚里士多德对第一实体的表述在阿甘本看来是在表达“它是其所曾是”，与指示和代词的维度相关联；第二实体作为种属，与一般名词和符号有关。这在语言中构成了指示与意义的分裂，正如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分裂，但形而上学就处在这种分裂之中不断发展起来。

（二）“转换机制”与具体的言语环境

在公元二世纪，拉丁语法学家普里西安（Priscian）发现，名词在拉丁语法中跟亚里士多德的第二实体及其属性相对应，即语言中具有属性的东西已经被规定了。根据阿甘本的观察，代词在拉丁语法中获得了比代词更高的地位，因为代词指的是那些没有任何属性的实体，即“纯存在”，它超越了规定性。

在中世纪，代词与神学等超越性问题相关联。中世纪的语言学家试图赋予代词以超越性，他们追随普里西安的脚步，认为代词指向一种无法被决定的本质，即“纯存在”，这种“纯存在”只能通过特定的规则即某种相互关系和作用才能被规定^［10］。阿甘本发现，由于代词包含一种特殊的指示行为和方式，它以“纯存在”的样貌在语言中连结了指示和意义，它本身无法被符号化和被规定，只能通过指示行为而变得可以被符号化和被规定。代词缺少指示或将它与其他存在相联系，它只能指向空无。

阿甘本评价中世纪思想家虽然意识到指示行为的复杂内涵必然导向语言的问题，而语言中的代词包含着从指示到意义的路径问题，但他们没有解释清楚。现代的语言学家在此基础上，依托现代哲学的发展，阿甘本评价为“迈出了关键一步”。现代语言学家认为，代词其实是对发声行为的指示，本质是话语内部的“转换机制”。当代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认为，代词作为一种标识发声者的指示词，与具体的话语情景紧密关联。代词在这种理论下被视作“空符号”，只有放在具体的话语情境中才能变得充实。指示词的作用在于使脑海中的语言成功过渡到口中的话语。语言学家雅克布森继承本维尼斯特和皮尔士的理论，由于代词具有语言－话语的双重属性，它作为“转换机制”通过指向具体的话语情景使得意义被赋予符号。

通过考察代词的语言学与形而上学历史，阿甘本明确了代词为一种“转换机制”，它指向具体的话语情景。代词，除了使被指示的对象进入到语言，也使语言过渡到话语。代词指向具体的话语情景也意味着它敞开自身，通过敞开自身而形成一种被指示的场域，使得具有产生其他指示行为的可能性，这个场域反过来又为语言的生成提供了出生地。

综上，阿甘本认为语言的生成过程也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经验”^［11］。人们在不断言说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语言，而言语所指的却无法命名的就是存在。语言包含了形而上学中的存在的维度。语言通过代词这种“转换机制”指示着回到自身，因此存在能为思想去敞开自身。

（三）“声音”及其否定性

语言是通过“转换机制”将具体的话语情景指示为自身的生成。那这种“指示”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阿甘本认为，言语中发出的声音（voice）指示出话语的生成，在声音（voice）中统一言辞和具体的话语情景。不过，阿甘本关注的并不是单纯的声响，而是内嵌于“转换机制”而发挥“指示”作用的“声音”（Voice），即在本体论的维度讨论声音。

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在《论三位一体》中提到人们听到未知的单词的音节时，具有一种迫切想要得知其意义的求知欲^［12］。中世纪的逻辑学家和语法学家继承了奥古斯丁对未知声音的探讨，普遍认为声音指向“纯存在”的意义领域，它具有一种使未知的符号化以便于我们把握的意向，即一种指示行为。阿甘本认为，声音不是简单的声响，也不是纯粹的意义，而是作为某种未知意义的载体。声音将自己展现为一种标识意义之存在的纯粹意向，即“想要说出什么”的意志。声音在自身承载的意义被确定之前就已经处于一种等待被理解的状态。

本维尼斯特曾对语言时态中的现在时进行过考察。他发现，时间性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人类思想所固有的功能，但是其实语法中的“现在时”才是时间的起源。人们不断发出当下的声音来表示现在，表达各种时态的话语从“现在时”出发才得以生成。但其实当我们表达“现在时”时，当下也在不断刷新，我们只有通过不断发出声音来把握时间的连续性，并将其刻入意识中。“现在时”实际上在表达“不再是现在”和“将要成为现在”的中间地带^［13］。结合中世纪关于未知声音的探讨，阿甘本发现，如果声音仅仅作为一种声响，虽然可以指向我自身，即发出声音的个体，但无法打开言说的领域，无法指向具体的言语情景。动物也可以发出声音，但无法言说自身，只有我们移除声音中的声响部分，才能产生充满意义的话语。阿甘本认为以上所讨论的声音是人类语言中的声音，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声音”（Voice），它不同于作为单纯声响的声音（voice），是人类语言最初的表达形式，语言产生于这种被移除的声响和还未被理解的意义之间的飞地^［14］。因此，“声音”就包含了一种否定性，存在于“不再是”和“还未是”之间，是语言生成的否定之地。同时，“声音”包含了过去的声响和未来的意义，时间的跨度也因此展开，它同时也是时间性的。阿甘本指出，在此基础上，黑格尔的“这一个”和海德格尔的“此在”也包含着关于“声音”的否定性的维度，而这否定性的维度又与死亡密切相关。

四、“声音”：语言与死亡的否定性关联

（一）“声音”：言说自身生存的意志

动物的声音曾被认为只是单纯的声响，因为它们不能言说自身。然而，黑格尔曾说道：“每一种动物都会在极端的死亡中找到一种声音，此声音将其表现成一个被扬弃的自我。”^［15］为什么此时动物的声音有了意义的维度？阿甘本因此进行了反思：动物在面对死亡时，所发出的声音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声响，而是表达了自身关于死亡的记忆，因此具有了意义。尽管动物死亡时发出的声音还未是完整的语言，但由于介入了死亡这种绝对的否定性，而为我们的意识和思想所敞开。动物在濒临死亡之时，将自身作为生命的记忆刻入进声音，从而如同人类作为“有死者”而保存了自身。在阿甘本看来，动物濒死所发出的声音就是死亡本身，它以死亡的方式再次保存并再现了自身的生命，同时也是对死亡的记录，从而在生存与死亡之间介入一种否定性。

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思想中，动物“因匮乏于语言”而被它生存的环境所束缚，因此“此在”的讨论不包含动物的声音。对于人类语言来说，死亡又是何种表达？人类语言，不仅能表达出动物的死亡，对于任何存在逝去后留下的痕迹，它都能作出清晰的表达。在阿甘本看来，人类的语言是意义的聚合，因此是“精神的生命”，它与死亡一起寓居于否定性之中，但还具备“将否定性转化成为存在”的能力。人类语言具备这种能力只是因为它能诉说动物及任何存在的死亡或消逝，它是对否定性的表达，又扬弃了否定性，保留了对于死亡的记忆和曾经存在的印迹。人是敞开式地生存，这决定了人与动物这种单纯的生物性存在相区分^［16］。人的语言在海德格尔看来并不根植于动物性的声音，它不是器官功能的展现，也不是存在方式。人的语言可以扬弃作为工具的属性，从声响化作沉默，仅仅将自身托付于“等待被理解”。这与中世纪对于声音的讨论相呼应，表达的是“想要说什么”或“想要被理解”的意向或欲望。因此，这种召唤的呼声其实正是阿甘本所提到的“声音”（Voice）概念，它处于被移除的声响和还未被理解的意义的缝隙之中。“声音”要将“此在”从“情绪”中唤醒，它是“此在”处于“被抛状态”中寻找的一条路径。如果“此在”是非自愿地被抛掷于“此”和语言中，那么“此在”必须通过一条主动的路径来敞开自身。“此在”虽未发出声响，只能以沉默的方式，却能以“声音”诉说着意义^［17］。这实际上是个双重意义上的否定，“此在”在否定性的语言中完成对自身的否定，因而接触到了最本真的不可能性，也是最激烈的否定性，即死亡。

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也暗含了“声音”最初的生成及其否定性基础。海德格尔区分了“道说”与“人言”。“道说”是世界的自我敞开，指示了语言的生成，但仍具有“不可言说性”。“人言”是人作为“有死者”的言辞，是人类语言。“道说”无法用“人言”来描述，人类语言努力诉说着自身生存的意志，却只能通过自身的消失（“声音”移除自身的声响去展示意义的生成）和激烈地试探（突破自身的不可能性）来不断靠近“道说”，正如诗人不断用诗歌去描述“道说”那不可言说性的边界^［18］。

（二）“声音”：聆听并容纳他者的死亡

阿甘本在大写的“声音”（Voice）中完成了语言与死亡形而上学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寓居于否定性之中。“声音”具备两种意义的否定性：一是展现自身的意义却又隐去声响，二是指向话语的生成，却无法通过话语言说自身的生成。通过语言与死亡在形而上学中的本质联系，阿甘本也为我们揭开了语言的伦理学维度：“声音”代表了一种“想要说什么”的意志，人确证了语言的存在并使语言生成现实化。人使用语言与否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言说与沉默，而是反思与直面语言生成的“深渊般”的经验。我们在声响的发生与消逝中聆听“声音”，因而敞开自身的存在和直面回归静默时如同死亡般的虚无与风险。人确证了语言的生成和聆听“声音”代表了能够直面自身和他者的死亡的勇气和自身“向死而生”的能力，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再活着”。

“声音”在形而上学中同时具备逻辑学维度和伦理学维度^［19］。“声音”不仅指示着语言的纯粹生成，还表达着“想要说什么”的意志，为我们揭示直面存在和虚无的恐惧，这份恐惧来自死亡我们可以聆听自身的“声音”，能够直面死亡而“向死而生”，同时也使自身能够容纳他者的声音，聆听他者的死亡。在这意义上，人自由地使语言成为人的语言，使世界成为人的世界。阿甘本强调，他者的“声音”与死亡也是自身“能够言说”的否定性基础。

阿甘本最后回到了人被视为是“有死者”和“会言说者”的哲学传统，哲学是人在与他的“声音”进行对话。这种对“声音”的不断求索，伴随着记忆，在直面死亡时确证了语言的位置。“声音”是关于沉默的伦理，它借助语言回到了语言揭示出的无根性。通过移除声音（voice），“声音”为语言预留下了空间，留下了他者的言语介入的位置。思想是在语言中对声音的悬置，语言的发现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寻求着被悬置的声音，声音被语言化作音节符号或者文字时，总是已经死亡。语言产生于声音消失的地方，语言因为否定性的根基而是又也不是我们自身的声音，只有对他者萌发出“想要说什么”的意志再回归沉默，思想才得以产生去死思考那虚无，去思考不可能性，去思考死亡。

语言的意义总是与他者发生联系，是自身“想要对他者说什么”的意志，因此“声音”能够成为能够容纳他者死亡的载体。死亡之后还能存在一种“不死”的可能性。在中国传统的喜丧文化中，人们通过连绵不断地奏乐来试图填补死亡带来的沉默与空虚。奏乐不仅是传达出我们自身对已故之人的思念，更是替死者言说，它是一种试图控制或挑战死亡的不可能性的努力。音乐在此处发挥了阿甘本所描述的“声音”的功能，它试图建立一种连续的存在感，以对抗死亡的终结性和不可逆性。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种不间断的音乐表演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生命的肯定和对死者的尊重，是一种通过声音持续记忆和纪念逝者的方式。“声音”在其概念中充当了一个桥梁，连接了存在与非存在，生与死，通过这种方式，音乐成为一种让死者仍然以某种形式“存在”于生者世界中的媒介。不停地奏乐不仅是对死亡在概念上进行一种逻辑上的抗拒，也是对生命与存在的伦理学确认，它表达了对死亡的逾越及对生命连续性的维持。

语言与死亡通过“声音”在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中建立了联系。“此在”寻求并听从一种“声音”的召唤，使它能不在“此”和诉说“不可言说性”，因而可以扬弃自身去思考死亡。阿甘本敏锐地洞察出了另一个维度：“此在”能够从自身的不可能性出发去思考死亡，而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再活着”，这被海德格尔定义为“想要去拥有一种意识”。思考死亡就是去思考“声音”，从沉默到在“想要说什么”的意向再回到无声，达到语言的边界。正如人们铭记动物临死前发出的声音，我们用语言记录着他者的死亡，同时又保存了他者曾经存在过的记忆，但一旦尝试用语言的符号给它们的死亡“盖棺定论”，也触碰到了语言的边界，即不可言说性，最终归为无声。否定性能在中国传统喜丧文化等众多文化实践中扬弃了自身，回归了肯定性，但这比最初的肯定性内容更为丰富。

因此，我们或许永远无法抵达海德格尔提及的“道说”的语言，但我们可以不断接近它再通过思考回到我们自身的“人言”。我们对“道说”的处理方法便是伦理，是通过发声开始构建出的文化。正如阿甘本所说：“如果你现在开口说话，那便是伦理”^［20］。

五、结语

语言的存在并不仅仅体现在简单的言说或沉默中，更深刻地体现在直面死亡的勇气之中。通过对“声音”概念的深入追求，人类使语言成为表达自身意志与记忆他者死亡的工具，从而构建出一套独特的伦理观：即使在死亡之后，仍有一种“不死”的可能性得以存续。语言不仅记录并纪念他者的逝去，而且在形而上学的探索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不是某个绝对存在的创造物，而是根植于我们自身的声音。通过语言，人类不仅定义了“有死者”的语境，还扩展了对存在与虚无的理解，进而确立了自身“向死而生”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海德格尔所说的“道说”的境界，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思考和言说，接近并最终回归到我们自身的“人言”。在阿甘本的理论视野下，处理“道说”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实践，人只要开始发声，便是伦理的开端。

注释

1 、阿甘本在《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中采用的是意大利语版本“Voce”，这里采用英译“Voice”，v大写以和声音（voice）区分。

2 、阿甘本所使用的“否定性”的哲学用语，来源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原先指代主客体不同一、对立的关系，后可指为事物自身内部的缺陷。阿甘本、齐泽克等左翼思想家认为，黑格尔想要表达的是，事物自身存在着缺陷，自身的缺陷来源于对自身的否定，某种程度上这种缺陷就代表着事物，那么必然有一种动力推动自身去弥补。事物自身都存在一种解决自身缺陷、达成完整的目的性（这种缺陷也是由某种对立所规定的）。“否定性”概念后面进一步发展为“矛盾”概念。

3 、“此在”（Dasein）与“这一个”（diese），括号内均为德文。

4 、“埃琉西斯秘仪”为古希腊人祭祀谷物女神克勒斯的神秘仪式，地址在克勒斯的属城埃琉西斯，属于古希腊规模较大的祭祀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