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迟淦，男，哲学博士，哥斯大黎加圣荷西大学殡葬事业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中华殡葬教育学会理事长，生死学与生死教育学会顾问

一、南华管理学院生死学研究所的成立

在进入南华管理学院之前，个人从来都没有规划科系的经验。当然，此一没有经验，对于一般在学校任教的老师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之所以会如此，不是一般老师不希望自己有经验，而是没有机会。如果不是进到南华管理学院生死学研究所，那么这个经验也不会存在。就这一点而言，个人是要比其他一般学校的老师来得幸运许多。

不过，幸运归幸运，规划科系一样是要伤脑筋的。对一般老师而言，如果不具有相当的学养与能力，即使有机会让他们负责规划科系也未必可以做得到，更不要说做得好。因为，科系的规划并不容易。假使对该学科没有相当的认识，想要规划好此一科系恐怕也力有不逮。尤其是，规划一个科系不是只要规划好了就可以，还需要经过相关主管机关的审核和认可。所以，在此个人才会说要规划好一个科系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南华管理学院生死学研究所本来就有大学本科，那么想要拥有此一机会也是不可能的。幸好，南华管理学院原先设立的就是生死学研究所。那么，为何它没有想要设立生死学大学本科而设立研究所？其原因是，当时南华管理学院的设立在地处嘉义的偏远地区，对一般想读大学的学生未必会有吸引力。再加上学校草创，如果没有特殊办学策略是很难成功的。对当时的筹备主任，也就是后来的校长而言，以研究所为主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此外，在研究所的设立选择方面差异化更是一项很明智的决定①。

虽然生死学研究所的设立在当时有很高的风险，也犯了社会的大忌，却没想到一炮而红。如果不去细究当时的社会背景，只从死亡禁忌的表层来看，的确很难理解生死学研究所的设立为何会一炮而红。不过，只要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就会知道这种一炮而红也是其来有自的。因为，当时有关癌症的死亡率极高，几乎罹癌者很难幸免于难。再加上1993年傅伟勋教授出版《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一书，经过杨国枢及余德慧两位台湾大学知名心理学教授配合开设生死学的通识课程，使得生死学成为我国台湾地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傅伟勋教授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国台湾地区的现代生死学之父。

就在此一热潮的推动下，到了1997年南华管理学院设立了生死学研究所。原先预计担任创所所长的傅伟勋教授因病去世，后来在设所需求下找到了钮则诚教授接手筹设，除了原先比较倾向哲学方向的课程规划外，钮教授又加上了社会科学的相关课程，终于使此一设所计划通过了当时主管机关的审查，顺利于1997年的8月正式设立，成为亚洲第一个生死学研究所。

没想到研究所一设立成功，就“生意大好”。不仅招生额满，还有许多人想要前来就读。对当时的人而言，此一盛况是在设所之前所难预料的。也就因为如此，在不知不觉中所内的学生已经高达200人左右。对学校而言，这就表示原先的设所决策是正确的，否则很难产生此一成果。既然如此，学校认为需要乘胜追击扩大成果，遂有了设立大学本科构想，个人也因此有了规划科系的机会。

二、我国台湾地区生死学科系的规划经验

到了2000年，此时个人在生死学研究所已经任教了两年。严格来说，对于生死学的了解也只是一知半解。表面看来，由于在1998年进入生死学研究所时碰巧有机会担任所长一职，从外人角度来讲，彷佛个人对于生死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实际上，扪心自问，自知对生死学所知有限，一般人之印象，纯粹是来自于所长头衔所产生的幻觉。

话虽如此，在这两年中个人也相当努力，除了不断发表与生死学有关的论文之外，也不断在所内及学分班教授生死学相关课程，如生死学、临终关怀、悲伤辅导与殡葬管理，等等，还应邀前往许多学校演讲生死学相关课题，可谓马不停蹄全年无休。经过此一教学、论文发表与演讲的淬炼，总算对生死学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可是，了解归了解，此一了解是奠基在傅伟勋教授对生死学的认知上，尚未形成个人的见解。

然而，有没有个人的见解并不重要。对学校而言，只要有人可以把设系计划提出通过主管机关的审查，那么就可以了。至于提出设系计划的人是否对生死学真的有所了解，甚至专精，就不在考虑之列。从学校角度来说，如何使设系成功才是重点，对生死学的了解是否够格，就没有那么重要。更何况，有关研究生死学的专家学者其实并不存在。一般而言，对于一个新兴科系的审查，说真的，是不可能有够格的专家学者存在。所以，表面看来，主管机关是通过审查来决定科系的设立与否。实际上，此一审查充满了问题。

那么，此一问题我们如何得知？除了上述所说没有真正的专家学者以外，也就是表示生死学是一新兴学科，地位尚未建立，在缺乏评比机制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决定谁是专家学者、谁不是专家学者？总不能只要是有发表过与生死学相关论文，就认定为专家学者。由此可见，当主管机关在审查此一设系计划时所聘请的委员是多么地有问题。与其他成熟的学科来比，我们就可以知道其中所隐藏的问题何在。

为了更确实地了解其中所潜藏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设系审核的审查意见中经由反思知晓。首先，就审查意见而言，与本文有关的意见主要有四点：第一点就是认为在师资上有关医疗部分需要加强；第二点就是认为在合作上应强化与医院的合作；第三点就是认为有关生的课程应该要增加；第四点就是认为应该增加实习的课程。只要对于上述这四点意见予以配合，那么设系申请就可以顺利通过。就设系成功的要求而言，主管机关所给予的审查意见，无论个人认为正确与否都只能配合调整。

但是，配合调整是一回事，有没有道理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此，我们先了解审查委员的意见，了解他们为何会如此要求的理由。就第一点而言，他们为何会强调有关医疗部分的师资？从课程设计本身来看，几乎很少有与医疗有关的课程。即便是有，也是指临终关怀、生命伦理学、遗体处理、生死与卫生处理这四门课。而这四门课在授课时不见得就需要有医疗背景的老师来授课，也可以是由其他对课程内容有专业了解的老师来授课。由此可见，审查委员之所以如此建议，一定是他们对于课程的内容有他们的定见，认为这些课程内容就必须从医疗的角度来理解，如把安宁疗护等同临终关怀就会有这种认知出现。 

就第二点而言，审查委员认为应当与医院合作。正如上述所说，他们可能也是从医疗的角度来认定课程授课的内容。因此，有关临终关怀、生命伦理学、遗体处理、生死与卫生处理这四门课的授课方式就必须与医院连结。可是，有关这四门课的授课内容是否一定要从医疗的角度来认知，其实答案也未必尽然。只是在当时面对此一问题，个人在了解不足的情况下，也只能依照审查委员的意见配合回复调整。

就第三点而言，有关课程的部分应当增加与生有关的课程。如果从生死管理的字面意思来看，此一意见本来也没有问题。因为，既然设系名称为生死管理，那么除了死的管理之外还需要生的管理。所以，依课程设计的内容而言，就不能只是偏重死的管理，而应该再加上生的管理。经过这样的调整，才能符合生死管理的意思。不过，在此我们就可以觉察一个问题，就是审查委员对于生死管理的认知是把生与死切开，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

就第四点而言，有关增加实习的部分。本来，在原先的课程设计中就有生死实习的课程，那么审查委员为何会再提出此一意见？显然他们对于生死实习的内容已经有了定见，认为此一课程的内容是偏向死亡的。既然是偏向死亡，那么在生死管理人才的培养上自然就需要增加与生有关的部分。基于此一考虑，他们才会在审查意见中提出增加实习课程的内容，认为实习不能只是殡葬实习，也应该有其他的实习，如临终关怀与安宁疗护的实习。

其次，我们进一步了解上述审查委员的意见以及当时回复背后隐藏的问题。在此，第一个要反思的就是有关审查委员对于医疗部分的重视，认为生死管理就应该与医疗有关。问题是，生死管理是否一定要与医疗有关，严格说来并无定论。当时，他们之所以有此看法，纯粹是来自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对他们而言，西方人怎么认知他们就怎么认知，至于此一认知有没有问题，他们是全然不会加以反思的。可是，按照现代知识教育的要求，我们对于所接受的看法是必须接受理性的批判，否则这样的接受就不是合理的接受。

就第二个要反思的就是与生有关的要求部分，表示审查委员对于生死管理的认知是认为生与死是切开的，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从生死学的提出而言，生与死如果是分开的，那么就不需要提出生死学，只要提出生命学及死亡学就好了。所以，就此而言，审查委员所提出的意见显然与生死学的原意不合。既然不合，那么这就表示他们在审查资格上是有问题的。对于有问题的审查委员，即使他们提出任何意见，也都不值得参考。如今，他们之所以具备此一资格，纯粹只是来自于主管机关的无知所致。

就第三个要反思的就是当时个人的认知，对于生死学个人当然知道这是傅伟勋教授所创发性地提出，但是此一创发性地提出的真义为何？认真来说，个人在当时也不是很清楚。唯一清楚的就是生死学是不同于死亡学的，而此一不同究竟不同在哪里，对于其中的真正理由也是懵懵懂懂，误以为个人真的已经了解。其实，所了解的只是表面对于心性体认本位与生死一体的名相认知，其中所含藏的真义究竟为何并无真正的了解。

依据上述的了解及反思，我们就知道在2000年有关生死管理科系的设立经验是一种不成熟的设系经验。不过，不成熟归不成熟，毕竟还是有其价值存在。如果没有当时此一设系的经验，那么我们今日就不会有反思的对象。当然，有关生死学的意义可能就会停留在当时的表层认知，而不会想要做更深入的反思与理解。如今，经历了后续的各种变化与发展，我们对于生死学的意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也知道其中的误区为何。

三、从生死管理学系到生死学的理论建构

到了2002年，随着生死管理学系的改名与生死学研究所的合并成为生死学系，个人也离开了南华大学。此一离开表面上看似与生死学脱钩，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沉淀与回归。当时，个人如果没有离开南华大学，那么在生死学的认知上可能就会继续停留在傅伟勋教授的理解中，而不会想到傅伟勋教授对于他自己所创发的生死学是否了解得谛当。由此可知，有时离开也是很重要的，它可能就是一种转折的契机。

在离开之后，我国台湾地区对于生死学的教育就没有太多的发展，如果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有关生死教育与辅导研究所的设立。不过，此一设立逐渐往心理辅导的方向走，并没有回归生死学本身。之所以如此，我们就知道生死学很难就本身求得生存的机会。因为，我国台湾地区是一个资本主义挂帅的地区，一切教育追求都是以未来工作为导向。因此，单纯的生死学系的设立是不会有吸引力的。所以，出现此一转折是合乎社会要求的。

后来，在南华大学生死学系的发展中，我们也看到此一改变。对南华大学生死学系而言，它不再以单纯的生死学作为办教育的主轴，而转成不同的组，如殡葬服务组、社会工作组、咨商组。从这些组的存在来看，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它们与生死学未必会有直接关联。虽然在招生说明上，它也强调这些组都以生死学作为基础，但明眼人都知道，此一基础是何种基础，实有澄清之必要。主要是有关作为基础的基础意思有两种：一种就是具备相关的生死学知识，却与该组课程内容不是一体的；一种就是具备相关的生死学知识，却与该组课程内容合为一体的。就此而言，南华大学生死学系的各个组，它们的课程内容与生死学的关系是属于前者而不是属于后者。

此外，在后续的生死学发展中，由于受到实务需求层面的影响，不再直接就生死学本身来论，而是从生命关怀事业的角度切入，除了南华大学生死学系殡葬服务组以外，仁德医护管理专科学校也设立生命关怀事业科、大仁科技大学也设立生命关怀事业学程、马偕医护管理专科学校也设立生命关怀事业科，表示殡葬服务成为生死学在实务层面上的应用发展。可是，此一发展的结果却使得生死学本身被边缘化，彷佛生死学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学科，所以不再需要被直接关注。

事实上，这些发展让我们看到一个危机，就是即使没有生死学，上述这些实务层面的发展也依旧可以顺利进行。这么说来，生死学就变成可有可无的存在。问题是，从生死学的存在而言，它本来就是要成为上述这些实务层面相关专业发展的基础。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表示原先傅伟勋教授所构想的生死学是有问题的。因为，过去这些实务层面的专业发展是默认着科学的前提，缺乏生死学的理论支撑。一旦生死学的理论支撑欠缺，那么上述这些实务层面的专业发展就不再与生死学有关。相对的，生死学就不再具有实务的价值，而只具有理论上的观念价值，与傅伟勋教授当年建立生死学的初衷有所违背。

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违背是不对的，那么就要重新反思傅伟勋教授对于生死学的理论建构是否完成？从他所出版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一书来看，所完成的只是概论性质的部分，勾勒出他心目中与生死学有关的构想，并未真正完成所谓的理论建构。如果他想要完成此一理论建构，那么就必须给予系统性的处理。同时，还要指出它与死亡学有何不同，解决了什么样死亡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关于这一部分，后来的南华大学生死学系每一年都举办一场学术研讨会来探讨生死学的理论建构问题。可惜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依旧没有看到理论建构成功的成果。相反的，在每一年的理论建构中，我们只是看到各自研究各自的，虽然都与生死学有关，却与生死学的理论建构无关。对生死学的发展来说，这种欠缺理论建构基础的发展是一种发展的危机，使得生死学的发展还是各理解各的、各发展各的，是否与生死学最初提出的原意相符就不是那么重要。

当然，时代如果不在现代而在古代，那么即使没有理论建构，生死学一样可以有很好的发展。但是，到了重视知识的现代，如果欠缺理论的建构，那么生死学要得到很好的发展就很困难。表面看来，从1997年南华管理学院设立生死学研究所开始，到2024年的今天，在海峡两岸生死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甚至越来越兴盛。然而，兴盛的背后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缺乏理论建构的生死学犹如沙滩上的城堡，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倘若我们不希望这就是生死学的下场，那么理论建构就是今天的首要之务。

在此，我们似乎在过去的历史中见到类似的建构努力。可是，这样的建构到底有没有满足理论建构的要求，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所谓的理论建构是须要凸显它本身的独特视角，表示此一视角是无可替代的。在无可替代的情况下，再进一步了解它可能包含哪一些问题，是专属于生死学的问题。然后再依据这一些问题的可能答案作为前提，系统建构出专属于生死学的理论。经过此一过程，我们才能说生死学的理论建构已经有了它的成果。由此可见，在生死学的理论建构中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有关独特视角的提出；第二个就是专属问题的提出；第三个就是解答问题可能理论的提出。

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研究成果只是与第三个条件有关。虽然如此，此一有关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完整理论建构，而只是一种雏形，表示生死学也有它的理论。对生死学的理论建构而言，这种程度的完成是不够的。如果要真正完成，那么就必须从第一个条件出发，找出它的独特视角；再由此理解第二个条件，诠释出它专属的问题；最后再满足第三个条件，建构出它的理论。当我们确实满足这三个条件之后，才有资格说生死学的理论建构真正完成，也才能说生死学如何成为其他实务专业的基础，使这一些实务专业真的与生死学有关，而不是只具有生死学的知识，其实与该实务专业并无真正的内在关联。

既然我们在上述提出了相关的论断，这就表示我们已经有了某种解决问题的想法。就第一个条件而言，生死一体就是真正专属于生死学的独特视角。只是对于此一视角，我们还是可以有不同的诠释。经由这些不同的诠释，我们建构出不同的生死学理论，如生死一体指的是生死是生命的头尾两端，此外生前与死后都不存在。基于此一对生死视角的特殊诠释，我们就可以在此一前提下进行有关生死问题的解答。对它而言，生死问题已经有了特殊的限定，一切以活着的经验为主，在活着的经验之外就别无其他。最后，再依据上述的前提进行系统建构，完成所谓的生死学理论。

基于上述的了解，我们就很清楚了解目前有关生死学的理论建构做到什么程度、为何我们会给予上述的论断，认为这样的理论建构是不够的，与其说这些理论是生死学的理论建构，倒不如说这些理论是建构出来的生死学理论。既然是生死学理论，那么这些理论只是属于生死学理论建构的下层建筑，而不是生死学的理论建构本身。对生死学学科的建立而言，没有完成理论建构的任务，学科的独立地位是无法被彰显出来的。为了彰显生死学的学科独立地位，我们有责任加速生死学的理论建构，使其早日完成任务。

当我们完成此一任务之后，那么南华大学生死学系对于殡葬服务组、社会工作组、咨商组所承诺的以生死学作为基础的说法才有落实的可能。因为，此时的生死学已经是一个理论建构完成的成熟学科，有资格成为上述这些组课程规划及专业发展的理论基础，不再是与之无关的不相干学术理论。对这些组的未来，才能产生真正的理论指引作用，使其在发展中不至于只能依循其他学科的引领而没有自身的独立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