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是一位有强烈终极关怀、对生死问题有系统哲学思考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力图用自己的生命践行自己思想的大儒。通过对唐君毅罹患癌症后的生命行状的梳理、分析和反思，可以了解一位儒者在死亡准备中的基本信念、态度和行为模式，也可以为遭遇现代医学情境导致的生死尴尬的当代人提供一份死亡准备的参照书。关键词：唐君毅 癌症 生命行状 死亡准备 生命意义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1978年2月2日），男，四川宜宾人。 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
1921年考入重庆联合中学，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转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历任四川、华西、中央等大学教授，并任无锡新设江南大学教务长。
1949年4月，唐君毅远赴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并兼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等职。1958年与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受聘为该校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67年任新亚研究所所长。1974年，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荣休，继续任新亚研究所所长，次年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
唐君毅先生一生致力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发展，其学问体大思精，长于辨析又善于综摄，驰骋于东西方哲学之中，而归于中国圣贤义理之学。唐先生的《人生之体验》《人生之体验续编》及《道德自我之建立》对人生有精纯深微的体验；《中国哲学原论》系列著作六大卷，对中国传统哲学作出系统疏解并不时提出新诠释，已见各家异说无不可相通无碍。1976年出版最后巨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乃其平生学思之综化，其思想体系之完成。
1978年2月2日，唐先生病逝于香港，享年七十岁。1991年，《唐君毅全集》出版，全三十册。
引言、生命不息，日记不止：日记之于唐先生的生命意义
一、身心疲累，罹患绝症：在香港被诊断癌症前后（1976月8月7-8月21日，15天）
二、直面癌症，积极治疗：第一次赴台湾治疗（1976月8月22-12月5日，106天）
（一）生理生命的治疗与关照
（1）8月22日至31日入院检查确诊病情
（2）9月1日至9日住院准备手术及手术
（3）9月10日至22日手术后医院观察治疗
（4）9月23日至11月7日医院放射治疗
（5）11月8日至12月5日出院剑潭中心疗养
（二）德性生命的超越与反省
（1）校对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2）超越个我关注家国天下的心灵工夫
（3）超越当下不忘生命客观化的文化事业
（三）社会生命的协和与充实
（1）亲人的生命关切
（2）友朋的生命关爱
三、间歇休息，身心调整：在香港家中养病（1976月12月6-1977月1月31，56天）
四、病情恶化，直视骄阳：唐先生第二次赴台检查治疗（1977月2月1-4月25，84天）
（一）等待复查结果的身心煎熬与疾病生命根源的省思
（二）病情恶化情境下直视骄阳的中医保守治疗
（1）调整心情，接受现实
（2）死是暂终，生命不死
（3）积极心态，中医治疗
（4）各界慰问，安顿心灵
（5）病情稳定，返回香港
五、病情稳定，忘我工作：在香港家中的休养与工作（1977年4月26-12月23，242天）
（一）阅读成就生命
（1）阅读佛学著作
（2）其他阅读内容
（二）工作升华生命
（三）疾病耗损生命
六、临终准备，君子息焉：癌症复发及去世（1977年12月24-78年2月2日，40天）
（一）入香港圣德肋萨医院检查治疗（1977月12月24-1978月1月1，7天）
（二）在家治疗、休养与工作（1978.1.1-19，19天）
（1）回复友朋书信
（2）撰写《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十版序
（3）阅读《圆觉经》
（4）上课到最后时刻
（5）身体总是被最后照顾
（三）入香港浸信会医院检查治疗（1978月1月20-26，7天）
（1）再次确诊癌症
（2）回家缓和医疗
（四）临终在家（1978.1.27-2.2，7天）
（1）自然生命的安顿
（2）社会生命的交代
（3）灵性生命的安顿
（4）安详离世得善终
结语、视死如归，完善不朽：唐先生死亡准备的生命意义
（一）先行到死的生命自觉
（二）道德自觉的生命超越
（三）宗教变道的生命安顿
（四）居家临终的生命善终
（五）完善不朽的生命永恒
公元1978年2月2日，农历丁巳年12月25日，凌晨五时半，现代大儒唐君毅先生因肺癌病逝于香港的家中。若依公历计算，唐先生已度过七十寿辰（1月17日），享年七十岁；若依农历计算，则唐先生还差一日（12月26日）才满七十岁。唐先生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生死体验和终极情怀的思想家，同时，对生死哲学又有自觉而系统的理论建构。这样一位思想家是如何面对和准备自己的死亡的？或者说，死亡作为一个生命事件，对唐先生晚年的生活与生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唐先生作为一位自觉的儒者，他对死亡的准备具有怎样的生命意义？本文以唐先生晚年的日记为基本材料，结合唐先生自己的生死哲学建构，从生死学维度梳理唐先生作为一位儒者的死亡准备及其生命意义。唐先生从十五岁开始立志向学、希圣希贤，也是从十五岁开始了他终生无一日间断的日记生涯。唐先生言，“吾年十四五时，即已有为学以希贤希圣之志。”[①]在此年生日，遥念先圣之德，更念及自己对华夏文化的重光之责，当有以自任。遂含泪赋诗述志，“孔子十五志于学，吾今忽忽已相埒。/孔子七十道中庸[②]，吾又何能自菲薄？/孔子虽生知，我今良知又何缺？/圣贤可学在人为，管他天赋优还劣？”[③]此番立志，对唐先生一生的志业走向具有很重要的生命安顿意义。又言，“吾自十五岁始为日记，至十八岁，日记共数十册，十九岁南下时，存友人映佛法师处。彼后取而阅之，与我一长信，大加赞赏。大约吾三十以前，几日日有所思，亦日日有所记。”[④]而且自己“对此诸日记，亦甚自珍惜”。[⑤]但是，唐先生的日记，却两次遭遇不幸，前半生的日记已经全无。第一次发生在青年时期。1928年春天，应未婚妻刘志觉女士邀约，唐先生从南京赴上海相会。没想到在火车上遗失了日记。从十五岁开始记日记所积累下来的思想情感，因此而完全佚失，无异于将当下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完全割裂了！因为对于情感饱满、思想敏锐的唐先生来说，自十五岁起，日日记日记，自己所思、所想、所感、所受，全部在这些日记里面。唐先生自谓，十五岁至三十岁，“此十五年中乃学问最进步之时，日记中所记之生活反省及思想皆最详，札记中则包含三十以前之思想系统，此皆我过去最宝贵者”。[⑥]因此，这件事当时对唐先生的生命情感和心理带来的冲击是可以想象的，不仅直接导致严重的身心困顿以至于与未婚妻的恋情结束，在晚年撰写《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述自己思想之缘起时，唐先生还强调“此我之日记之失，使我不得自见其少年思想之发展，亦不无遗憾也”。[⑦]第二次则发生在中年时期。1954年3月3日，在香港的唐先生收到四妹寄来的信函，四妹回四川双流彭家场过问唐先生家所存于刘家的大量书籍资料，得知因为刘家是地主而被没收。唐先生深感遗憾。在4日的日记中记载此事，并言，“我十五至卅五年之日记与札记诗稿等，皆已无踪迹矣。……唯闻父亲之日记手稿尚多存于宜宾云，此则可慰。”[⑧]（遗憾的是，唐先生父亲的日记、手稿也从此渺无踪影！——引者注）唐先生夫人谢廷光在唐君毅日记刊行记中言，“以抗战时期避日机轰炸，将日记、札记与家中藏书和他父亲文稿一并寄存成都附近之双流县刘云家中，刘乃他父亲学生。后来共产党以刘家为地主，被抄家，故所寄存之藏书、父亲文稿，和他的日记、札记、诗稿就不知去向了。言下不胜唏嘘。”[⑨]现存编人《唐先生全集》之《日记》（上）、《日记》（下），是由谢廷光校对整理的唐先生到香港后的日记。除因病或旅途不便而由夫人代笔外，唐先生自己亲为。记事自1948年5月31日至1978年2月1日逝世前一日。唐先生的日记或记事或议事，特别是一些重要观点的雏形和人生节点的总结，均首见于日记中。对于这部分日记，唐先生夫人言，“在香港日记，则无大的价值，不过对他个人则有极大之历史意义。”[⑩]正因为有这样一份“无一日间断”的对唐先生个人生命具有“极大之历史意义”的唐先生后半生日记，我们才可以真真切切地了解到唐先生作为儒者面对死亡、准备死亡的真实历史与心境。本文所言的唐先生“晚年日记”，是指唐先生罹患肺癌直至逝世期间的日记，即从1976年8月7日至1978年2月1日，近一年半时间（合计545天）的日记。由于唐先生被诊断出罹患不治之症，在这段晚年岁月中，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在住院治疗，也是在直面死亡，因此，此期间日记也是“廷光代笔”最多的。署名“廷光代笔”的唐先生晚年日记共四次，分别是，1976年8月22日至12月5日（合计106天），唐先生第一次到台湾检查治病期间；1977年2月1日至4月25日（合计84天），唐先生第二次到台湾检查治病期间；1977年12月24日至12月31日（合计8天），唐先生癌症复发后在香港圣德肋萨医院检查治病期间；1978年1月20日至26日（合计7天），唐先生在生命最后阶段入香港浸信会医院检查治病期间。在唐先生罹患癌症到逝世的545天里，有205天的日记是由夫人谢廷光代笔的。换言之，在这545天的患病期间，有205天，唐先生都是在检查和治疗的“重病”之中，在与死神的面面相觑之中！“廷光代笔”的日记，基本保持唐先生自己的日记风格，那就是简单明了，对于唐先生当天生活中最主要的生活事件、人际交往、阅读写作做最简洁的记载。当然，也有与唐先生自己所记日记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作为妻子的视角观察到的唐先生于病中的一些身体、心理反应。恰恰是这些妻子视角的观察和简单记录，弥补了唐先生日记在罹患不治之症后的晚期生命的重要内容，让我们可以细致地了解，作为一位儒者，唐先生是如何在面对残忍的“终末期病人”生活，是如何在为死亡做准备。由于在唐先生生命最后的这一年多时间有四次住院治疗，这就将唐先生的晚年生活直接划分成了几个阶段。因此，为了呈现唐先生这一阶段生命的“历时性”和“生命事件”的交互作用，我们将唐先生罹患肺癌到逝世期间的晚年生活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发现罹患癌症、第一次赴台湾治疗、间歇的休息与工作、第二次赴台湾治疗、病情稳定后的工作与生活、癌症复发与临终。在以下的论文内容中，我们将按照日记的顺序，结合其他相关文献，按照生命教育及安宁疗护的全人生命观，以“叙述”的方式梳理每一阶段唐先生生活所呈现出来的几个主要方面，以唐先生自己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他是在如何面对和准备死亡；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结合唐先生自己的生死哲学理论，对他的“死亡准备”做一些理论上的反思和概括。唐先生的后半生一直是新亚的中坚。自新亚书院成立之初，唐先生即担任教务长，至1961年卸任，前后凡12年；自新亚成立之初担任哲学教育系（后于1960年改称哲学社会系，又于1967年改称哲学系）主任，至1968年由谢幼伟先生接任，前后凡19年；不计新亚书院兼任文学院院长的时间，仅自1963年新亚书院加入香港中文大学之时担任文学院院长，达10年之久；自1968年接替吴士选先生担任新亚研究所所长，直至去世，也有10年之久。无论是创业艰难，还是理想的荣光，无论是行政“庶务”，还是精神求索，作为主要灵魂之一，唐先生始终与新亚荣辱一体。世人尝言新亚诸君，别人“内圣外王”，唯唐先生“内圣外忙”也。而这种“内圣外忙”的新亚“亚圣”生活状态，在唐先生退休后反而成为摧毁他身体的最主要力量。1974年秋，唐先生以哲学系讲座教授由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专心办理新亚研究所。但是，作为唯一还在岗的新亚书院创办人，香港中文大学的改制和新亚书院的发展与命运，却仍然是唐先生心中最大最重的事。1976年，富尔敦委员会报告书发表，建议香港中文大学由联邦制改行单一制，将一切权力交与以大学校长为首的中央集权行政机构。5月28日，唐先生在阅读完富尔敦第二次报告书后，已经认识到中文大学的改制结果是完全违背自己坚持的新亚理想的，在日记中反省自己，“十二年来，我为有关新亚教育理想而争之事，一为十二年前之悬挂国旗之事，二为七八年前至二年前新亚研究所在大学之存在地位之事，三为二三年来为保存新亚之组织之事，凡为此等等而争之事，大皆失败，然亦必至山穷水尽而后已。今对新亚之组织之保存之争，亦将至山穷水尽之时矣，看来名义上新亚之文商社会诸科并存之形式能保持，但若干组织制度权力上之事则难保存，即得保存，而新亚内部之人无力气亦保存不了。我对此一切之事与诸同仁所共同奉献之力，在客观上无甚价值，在主观上则做到问心无愧而已。”[11]此一结局，尽管已在唐先生的预料之中，但缅怀自己与钱宾四、张丕介诸先生创校之艰难，背负历史文化使命之重大，而且正期此一教育事业之可大可久，不料于自己退休未及两年，新亚书院的自主权力即被褫夺，令人伤感。而且，争持的过程，也使唐先生与中文大学当局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嫌隙。其间所引发的口舌、是非、恩怨极多；识时务者，均择木而栖；唯唐先生处身其间，直如身处炼狱，身体和心灵皆受到巨大伤害。心兵之决荡，事势之煎迫，几无一日停息。尽管千挫万折，唐先生未尝动其心，但亦是心力交疲，难以承受。老佣人金妈常私下说，“先生越来越不成话了，常常半夜起身，在厅里唏唏嘘嘘的！”[12]连续的身心煎熬，唐先生的身体已经感受到了极度的疲惫，咳嗽不止。8月7日下午，唐先生咳嗽服药不愈，至聂医生处检查身体，医生主张照X光检验。10日，照X光线。11日，医生通过X光片观察，认为肺部有问题，希望再另请专家诊断。12日上午至张公让医生处，下午又由赵潜同学陪同往卢观全医生处复诊。根据X光片，两位医生皆言肺有肿癌现象。卢医生认为是恶性瘤肿，主张立即动手术治疗，张医生则介绍一些中医单方，一时间很难决定。当唐先生意识到自己罹患癌症后，所做的第一个决定便是，立即给台湾学生书局张洪瑜打电话，请其速排《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以便到台湾治病时校对。[13]面对死亡威胁时，作为一位儒者，唐先生关心的不是疾病和死亡本身，不是肉体生命的痛苦，而是关注生命本身的完成和人生的无遗憾。而此刻，唐先生一生心血最重要的著作还在出版社的排版中，他不希望留下“未完成遗著”这样的人生遗憾。诚如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死亡的意义不是由死亡本身来界定的，而是由完成生命的人生来决定的。而人生的根本目标对于儒者来说就是“闻道”，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对于一位思想家来说，“闻道”还必须通过自己的文字将它呈现出来，这就是自己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的出版，关乎唐先生生命意义的自我确认，关乎唐先生对“道”的领悟、阐释与践行，此比之他的肉体生命的病痛更为重要。该书最终在唐先生第一次赴台治疗期间，于9月8日在做癌症手术的前一天完成全部校对，于1977年底在唐先生逝世前正式出版，成为唐先生贡献给这个世界的最重要著作，也让唐先生可以走的没有遗憾[14]。12日当晚，唐先生与夫人一夜未成眠。面对突然而至的死亡威胁，以死观生，唐先生反思了自己的生命与学问，念及自己学问工夫，谓，“念自己之学问，实无工夫，实庸人之不若，如何可至于圣贤之途？今日下午与廷光谈我所见之理，自谓不悟。但智及不能仁守，此处最难，望相与共勉，应视当前困境作吾人德业之考验。”[15]唐先生见夫人精神恍惚，情绪反常，乃与之细说生死之道。这是一位伟大的生死哲学家面对自己的死亡时所呈现的独特的豁达与智慧。唐先生告诉夫人，儒家的伟大处，是从道德责任感出发来讲生死，生则尽其在我，死则视死如归，故居恒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若生与仁义不可兼时，则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同时，儒家承认鬼神之存在，人死幽冥相隔而精神相通。下手功夫亦略有次序，首先要超语默，即应说即说，不应说即止；其次要超去就，若义理所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最后是超生死，吾人能从超生死处来谈生死，则我为主死生余事也。同时，儒家承认鬼神的存在，人死幽冥相隔而精神相通。[16]在这里，唐先生以其儒者的豁达和哲学家的睿智，将他理解的儒家生死哲学向夫人做了简要阐释，主要论点包括：（1）儒家讲生死非自然生死而论，而是从道德责任感来说生死，生则尽责，死则如归；（2）儒家承认鬼神存在，人死并非如灯灭，人的肉体生命的死亡只是生命改变了存在方式，生者与死者尽管幽冥相隔却精神相通；（3）真正的儒者需要有超越的生死修炼和修养，包括在言说上的可说不可说、行为上的义利去就、生死上的豁达自然；（4）如果一个人可以从超生死的视域来谈生死，那么，不管是生还是死，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重要的只是我当下的道德主体性的确立和尽当下的人生使命亦即个人的天命。面对死亡威胁的这样一种“理性”言说，唐先生是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以“超生死”的方式来言说生死。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顿，也是对处于焦虑与惶恐中的夫人的生命安顿。德性生命上的超越与安顿，使得唐先生面对死亡威胁时可以更好地现实应对。第二天8月8日早上，唐先生即决定去台湾治疗，请研究所的赵潜同学代办手续，并致电在台湾的逯耀东同学安排一切。与此同时，唐先生开始不停地清理各种事件，安排相关事宜，做当下应该做的事情。虽然一向性情较急，现在却变得从从容容，临事不乱，临危不惧，对夫人则更是轻言细语，多方安慰，使精神几乎崩溃的夫人也想振作起来，做点应做的事。直到8月14日，唐先生照常去学校处理所务，并向赵潜同学作各种交代，又清理办公室的书物和信件。唐先生夫人亦感到事情未做完心中不安，去国乐室找到黄树志同学，把菩庵咒最后两段的弹法告诉他，才算告一段落。唐先生于赴台动手术前，连日有同事、学生来探望。唐先生见面就不停地讲话，并赠送著作，犹如在留永别纪念。唐先生对唐端正同学讲义道的重要，谓仁为本，无所不包，但行义更为重要；去就取舍是非判断，其间有成全有牺牲，故行义之事，最重要亦最难。又对李杜同学讲安身立命、修心养性的重要，言下只说要赴台检查身体，态度一如平常，使人不起惊动。若棠同学去问疾，唐先生全不谈生病的事，开口就说人生有三方面的事，并以自己作为例子说明，首先是成己方面的知识和思想大体已见到想到，其次为人方面社会教育文化事业，亦算尽力而为，但是最重要的第三方面安身立命修心养性的功夫全未做到，这样一切学问都是假的，所以望天假以数年闭门思过痛下功夫，但求人不知而不愠，梦魂时在清明中。刘伍华同学来看疾，劝唐先生以后不要再为一些不值得费精神的行政事务操心，有精神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但唐先生言，眼前的事不能不管，应当尽心，虽然所做和想做的事得不到人的了解与同情，但孤心长悬天壤，真理自会与有心人感应相契。[17]孙国栋同学来探望，当时茶几上放着一本小册子，是《论少年马克斯思想》。唐先生遂由少年马克斯思想开始，谈到大陆的形势，进而论及中国文化问题，最后提到他所写中国文化花果飘零一文。言谈之间，唐先生两眼湿润、泫然欲涕。[18]唐先生并自谓，一生对人、对事、对朋友、对后辈，总算尽了一些心，不为人谅解的事亦有，但不必计较。但前辈如欧阳竞无、熊十力、梁漱溟诸位老先生对自己的爱护，一些朋友后辈对自己的了解，永远记得。这些与学生的交谈，既是在家中“授课”，也是自己以死观生的人生总结，同时还是对后辈学者的殷切期待。但这一切，都关注在德性生命的成就上，而无关乎他自己的自然肉体生命的疾病治疗与保全。这是一位真正儒者面对生死时的闻道、体道、修道、践道的意义呈现。8月14日，唐先生夫妇去慈航净苑拜祖先父母。[19]17日，唐先生夫妇到律师楼立遗嘱。20日，唐先生出席新亚董事会小组会，并接见快报记者，谈中大改制事。8月21日，自谓，“二三年来我尝念人于死无所畏惧之道，在念对此世界而言，昔之圣贤豪杰吾之父母及先辈师长，皆无不离此世界而去，则我有何德当久存于斯世乎，每一念此，即于吾一生之生死觉洒然无惧矣。吾若欲求延其生之寿，亦只以有其他尚存之人之故而已，每念他们失去了我的悲哀，我实不忍离开爱我而尚存的人。”[20]次日，唐先生与夫人到台湾治病。在离开香港赴台湾检查治病的最后一夜，唐先生在日记中的这段反省，让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了解和理解一位真正儒者面对生死时的真实感受和意义境域。唐先生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身患绝症，对于去台湾治疗的结果，自己没有任何把握，离开香港自己的家还能否再回来，自己也未可知。因此，心理所想的，便是接受一切“自然的”结果，接受天命，当下只是全然处理好一切可以处理的“后事”。但是，死亡不只是一个“事实”，它作为一种“意识”总会扰动当下的生命存在。犹如唐先生此处所说的，“二三年来我尝念人于死无所畏惧之道”。此对人于死无所畏惧之道之“念”，即证明死亡随时存在于唐先生这个现实的个体生命的身边、心里和灵魂中。只是，恰恰是这一“念”，将死亡昭然若揭，“不过尔尔”，因此，想到“昔之圣贤豪杰吾之父母及先辈师长，皆无不离此世界而去”这一生命事实，那么，我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也就可以坦然接受，“于吾一生之生死觉洒然无惧矣”。这是就个人的生死而言，个人可以超生死地看待之，从而超越死亡带给个人的威胁。但是，对于儒家来说，个体生命又不只是“个体”的，更重要的还是“人伦”的；由此，作为生命存在的一个部分的死亡，也就不只是“个体”的死，而是关乎“人伦”的一个生命事件。所以，唐先生此处特别念及和放心不下的，是个我的死亡带给亲人的伤痛与悲哀，“每念他们失去了我的悲哀，我实不忍离开爱我而尚存的人。”正因为个体生命的死会带来亲人无比的悲哀，所以儒家从不轻言放弃生命，除非“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所以，面对疾病带来的死亡威胁时，一方面从个我角度是不畏惧死亡，另一方面从人伦生命角度又应该积极现实地面对和治疗。1976年8月22日，唐先生与夫人自香港抵台北，在香港有李国钧夫妇送机，到台北有逯耀东、徐志强夫妇来接。此次在台湾的治疗一直到12月5日回香港，前后计106天。唐先生在台湾的106天治疗，按照病情确诊及治疗方式，大体可以分为几个阶段：8月22日至31日，是入院检查确诊病情；9月1日至9日，是确诊病情后准备手术及手术；9月10日至22日，为手术成功后医院观察治疗；9月23日至11月7日，是在医院进行放射治疗；11月8日至12月5日，则是出院在剑潭中心疗养。这106天的检查治疗，唐先生直面癌症、积极治疗，日记则全为“廷光代笔”。透过夫人代笔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儒者面对具有死亡威胁之疾病时的生命样态。唐先生住院的第一个星期，基本上是在非常频繁和辛苦的检查中度过的。22日，早上从香港到台北，直接入荣民医院，在门诊部作初步检查后即住入中正楼第九楼四十二病房第六病床。次日，验大小便、痰和血，并作十分辛苦的气管镜检查，午后作心电图检查。24日，再次抽血化验。25日，再次做X光线检查。26日，再次做气管镜测验。经过几日多项指标的反复检查，26日晚，医生告知，各项诊断检验工作已经完成，等待会诊，再决定治疗方式。27日，唐先生频频咳嗽，并吐出不少鲜血。医生为唐先生打了止血针，夫人又给他吃了白药。医生要他躺床休息，但唐先生急于校对《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坚决不肯。唐先生知道自己的病严重，更是拼命地校对书稿，不盥洗，甚至早餐亦可不吃。28日，主任医师告知会诊结果，肺癌已经很严重，决定手术治疗，切除肺上的患部。由于主治的卢光舜大夫，要一两日内才能由国外返回台湾，须等候他回来才动手术。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一方面是为了等主治医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唐先生的身体做好接受重大手术的准备，唐先生在医院做相应练习。9月1日，主任医生告知病情，唐先生病在右肺上叶，若能切除上叶而根断病源则最理想，但此要在手术时才能决定，若发现有蔓延现象，或者整个右肺均要切除亦说不定。9月4日，卢大夫返台，决定9月9日动手术。医生希望唐先生练习深呼吸，这样可以帮助手术后吐痰，并说每天至少要练习四百次。8日，护士来为病人做一些次日动手术的准备工作，包括睡前灌肠并给病人吃睡药。9月9日晨，唐先生见夫人和女儿心情沉重，特安慰她们，说自己的身体可以经得起这次手术，望大家放心。上午七时，夫人和女儿护送唐先生入手术室，母女心中如焚，相拥而泣。逯耀东同学全天陪伴，并不断去打听手术情况。中午后卢大夫到病房告知，唐先生治疗时间太晚，癌细胞已有转移现象，虽说应切除的地方均已切除，但可虑者是，癌细胞常常远处移植，使人无法发现，所以待病人伤口好后还要做其他治疗。下午四点多钟，唐先生从手术室回到病房，并言自己没有什么不舒服，只觉疲倦而已。自手术后，唐先生完全不想吃东西，身体毫无力量，无力行深呼吸，痰吐不出来，后来只好用抽痰机抽痰。晚上亦睡不好，空虚难过，呼吸迫促，抽血化验，大夫说血内氧不足，故有虚脱现象，应当使用氧气罩。医生说应当多活动，多吃东西，伤口才易恢复。唐先生便勉强下床，在大家扶助下慢慢行走，但仅仅走到病房门口，就气喘吁吁，虚汗淋淋，不能支持。至14日，仍然是每到半夜，唐先生即言心中难过，白天稍好，但始终无胃口，见食物就有反胃现象。幸而这些现象，一日减轻一日，体力也渐渐恢复。18日，医生建议要多吃东西，恢复体力，准备作钴六十放射治疗。主任医师告诉唐先生夫人，如此严重的病，有现在的情况，实在是很不容易，作钴六十治疗，是一种防备作用。至19日，唐先生健康已有比较大的进步。经过10余天的身体恢复与调节，唐先生的身体状况略有好转。从9月23日开始，唐先生开始接受长达一个半月非常辛苦的放射性治疗。期间，唐先生同时进行牙科治疗，女儿安仁则做痔疮手术，夫人也做全面身体检查。9月23日，唐先生接受第一次钴六十治疗。其后的若干日，唐先生在医院的生活基本上是上午去牙科治疗牙齿，晚上做放射性治疗。因为连续的放射治疗，唐先生感到口味大不如以前，不想吃东西，心情也比较差。直到10月7日，唐先生的口味恢复不错。当日还发生了一件夫妻之间的“小情绪”事件，也彰显了作为儒学爱情学大师的唐先生夫妇间甜蜜的婚姻爱情。当日，学生徐志强又如往常送来汤，汤中有粟米，唐先生知道夫人喜吃粟米，一定要夫人吃，彼此相让，推来推去，夫人也不吃，以至于唐先生最后发脾气了。唐先生夫人言及此事，“实觉内疚”。直到11月5日，照最后一次钴六十，总共照二十七次。对于放射治疗的效果，唐先生和夫人也只是“听天任命”，谓“不知效果究竟如何”。在做放射治疗期间，唐先生和夫人阅读薛光前先生自述患胃癌经过，谓服西洋参果皮汤，可减轻照钴六十的反应，又说云南白药有抗癌作用，决定试用。陈修武、周文杰来，说台中有中医可治癌症，唐先生和夫人也拟出院后往访。7日，开设清理杂物，准备出院。11月8日，唐先生办理出院手续。从8月22日入院到今日，唐先生在荣民医院住院治疗79天。承宋时选先生的美意，唐先生出院后入住剑潭青年活动中心疗养。在疗养期间，唐先生和夫人不时去花园散步，园中有一水池，内种白莲，二人常坐池边石上，把手谈心，觉得宇宙间一切都是美丽的。但是，照顾唐先生的身体仍然是第一要务。8日晚饭后，唐先生忽然感到喉痛，夫人犹如惊弓之鸟，非常紧张。直到13日，唐先生喉部痛稍好，但感到身体空虚，拟看中医调补。也正好遇到一些机缘，唐先生疗养期间便主要通过中药调理身体。14日，唐先生夫人到一中药店打听台北有名的中医，正好有人购药，买了许多包。待购药人离去，唐先生夫人即问店家，那些药是什么用处，得知是治癌症的，一共两味即白花蛇舌草（二两）与半枝莲（一两）。唐夫人心喜，立即买了数包，又购一电炉，午后即照店家告诉的方法，煲与唐先生饮用。23日，侯靖远陪唐先生夫妇去新竹工业研究院，那里有张锦得先生专门研究由中药材中提炼抗癌药物，据称已经有相当成效。但是，他不是医生，不能随便给人用药。后经唐先生夫妇详细说明病情，并登记了唐先生的病况，答应给药试用。因为手术后的身体虚弱，唐先生在疗养期间也还出现一些小的意外。11月24日，晚饭后唐先生起身离座时，不知何故跌倒地上，不断呻吟。夫人大惊，赶紧给唐先生服用白药，按摩伤处，并贴狗皮膏药，然后才慢慢扶唐先生起身。接下来几日，唐先生都因为此跌倒而腰疼，而且心情不好。夫人似乎也受到唐先生的情绪感染，心中不安。由于身体上的伤痛严重影响了心情，而病人的心情又影响了身边照顾的亲人的心情。唐先生夫人在29日的“庭光代笔”中感叹到，“病人易发脾气，陪侍病人的人往往不能体贴病人心情，诸多疏忽。”这是一种心痛对方到极致的自我觉察，如果没有这种觉察，很可能导致病人和亲属都受到不良情绪影响，进而出现生活上的疏忽。唐先生的治疗和恢复情况良好，以至于最后的生命时间远远超过医生的预估，同时还享有较高生命品质的终末期病人的生活，深受唐先生生命与学问影响而具有真切儒家气质的唐先生夫人的悉心照顾，可谓居功至伟。到了30日，唐先生的身体已经恢复的较好。由此，开始计划返回香港。经过几日的准备，到12月4日，唐先生要做的事已完，轻轻松松，并要夫人弹弹琴。因为两月后要回台北检查，所以决定许多东西即存放于徐志强处，连唐先生夫人的琴也不带回香港。12月5日，唐先生和夫人告别台北返回香港。离开前，唐先生夫妇又到花园走走，“觉得一草一木与我们都有感情。”徐志强、逯耀东夫妇送至机场，李国钧夫妇在香港机场接机。应该说，唐先生这一次长达106天的检查、手术、放疗和疗养，是非常成功的。尽管在两个月之后的复查中发现了癌症的扩散与恶化，但是，因为唐先生肺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能够通过手术和放疗解除了最直接的生命威胁，并通过中药调理恢复了基本的身体健康，已经算是效果显著。期间，唐先生的积极配合和夫人的悉心照料，对唐先生的治疗与康复具有最为直接的现实生命意义。对于唐先生来说，身体生命永远不是生命的主体，“我们从来不曾为身体存在而求身体存在。我们只是凭藉身体之存在，以成就我们之生活，与我们之精神之活动。”[21]因此，尽管到台湾是为了治疗身体上的癌症，但是，唐先生首先关注的，亦如他在刚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信息时一样，是自己的精神生命、德性生命。在台湾治疗期间，因为客观的治疗情势的需要，唐先生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条件来从事其精神生命的创造，但是他却依然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一位儒者可能做到的典范。作为一位思想家、哲学家，特别是一位对生死有深刻而系统思考的思想家，面对死亡时，似乎死亡挑战的不是他的肉体生命，而是他的灵性生命；他要安顿的似乎首要的不是肉体生命上的疾病，而是灵性精神生命的超越和完成。我们知道，在得知自己得病后，唐先生所做的第一个决定便是立即电话台湾学生书局让尽快排版《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由此可见该书之于唐先生独特的生命意义。唐先生此次到台湾治病，尽管有少数学生和朋友知道，但他们并不知道唐先生病情的严重。但是，唐先生和夫人是已经知道唐先生罹患癌症，是直面死亡的严重疾病。尽管是到台湾治病，但对于结果如何，内心也不清楚。因此，唐先生本人或许内心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全然考虑的是要在生命结束前尽快完成他对大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校对。8月22日唐先生夫人代笔的日记这样记载，“李国钧夫妇送机，他们并不知道毅兄患了严重之疾，此行是去治病的，廷光心情实在沉重。在飞机上见毅兄不在乎的态度，廷光纵有千言万语，亦只好默默无言。”22日到达台湾办理入院手续后，23日即不断催夫人电话张洪瑜先生，要他尽快送书稿来校。24日午前，张先生送来《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的校稿，从此，每天除了医生吩咐应作的事外，唐先生即“付出所有时间，亦可以说付出他的生命校对他的书稿。”在这样一种全副生命校对书稿的状态下，唐先生就能够提起他的全部精神，以至于夫人为了缓解内心的焦虑及为唐先生的病情有空即念《大悲咒》和《心经》时，唐先生还笑她“临时抱佛脚”。8月27日，在频频咳嗽并口吐鲜血的情况下，唐先生依然继续校对书稿，他左手拿著一叠草纸，接著一口一口的鲜血，右手拿著笔杆一心一意校对书稿，还向夫人说，“不要怕，我不觉有什么痛苦，我如不校对书稿，恐以后就无时校对了。”很显然，唐先生是在与死神抢时间，他必须在死神来临前，完成他最伟大的灵魂之作。由于病情严重，唐先生一直口味不好，不想吃东西，心中只有他正在校对的书稿。28日廷光代笔记载，“昨夜二人睡不成眠，但今日起身特早，他知道他的病严重，他拚命的校对书稿，不盥洗，早餐亦可不吃，护士为他量血压亦等了许久。”诚如最了解他的唐夫人在29日的日记中所言的，“文章胜过他的生命。大概生命的意义他认为就是付出生命。世间亦必须有这样的人，宇宙的真理才能显现的。”因为要等主治医生回台湾再手术，所以给了唐先生相对“宽裕”的校对书稿的时间。9月1日，当医生详细告知唐先生的病情及严重性后，唐先生夫人心情甚为沉重，但唐先生自己则全不畏惧，夫人感叹，“不畏惧病与死，可能就是他抗病的精神力量。”当晚，唐先生夫人与在美国的女儿安仁电话，提醒她归来一切应注意的事项。7日，安仁小姐由美国经香港赶抵医院，一家人悲喜交集，念女儿一路辛劳，唐先生夫人把唐先生病况说得较轻，而唐先生则是三言两语后，便仍伏案校稿。9月7日，唐先生与在香港的赵潜通电话，再作相关交代，说万一不幸，这就是最后遗言。唐先生并言，治病养生之事，亦当如人生其他学问事功，只当问耕耘不问收获，若有一念从结果上去想而存贪生畏死之心，即罪戾所在。从9月1日到8日，除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满足和安排相关事务外，唐先生都“一心一意在校对《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书稿”，甚至医生要求的深呼吸练习，他也不肯做。到9月8日，手术前一天，中秋节，《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已大体校完，完成了唐先生直面死亡威胁时最想完成的伟大工作。唐先生自谓，心愿已了，可以安心治病了。疾病总是会让人的心灵受到冲击的，何况是直面死亡的疾病。尽管有成功的手术，但是因为治疗时间太晚，不能保证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因此唐先生不得不继续住院放疗。放疗是一个漫长而又十分辛苦的治疗过程，不仅对人的身体是巨大考验，对心理和灵性精神也是很大的煎熬。如何超越当下的疾病和治疗状态给病人带来的精神与心理束缚，也是需要一番心灵工夫的。唐先生这期间的工夫就在于，一方面，将更多的心思用在关心夫人的健康上，另一方面则关注于发生的国家大事上。尽管做完手术后的初期，唐先生身体非常虚弱，但是，只要他稍微好转一点，即不忘心灵工夫的修为。9月14日午睡后，唐先生说，他觉得舒服一点，这让陪伴左右的夫人和女儿都特别高兴。唐先生与女儿安仁开始聊天，从人生志趣到读书为人，甚至谈到死生幽明之理。唐先生谓，“孔子曰，大哉死，君子息焉。所愧自己全无修养工夫。”9月20日，唐先生收到弟子唐端正的信，其中对唐先生的时代贡献做出了很高评价，并希望唐先生保重身体，“……吾师近年来为中国文化而战，老而弥坚，始终不懈，其精神魄力，超越常人远甚，惟时代病痛，非朝夕可改，而老成人在今日尤为可贵，故希吾师善自珍摄……”[22]这尽管是弟子对老师的“赞誉”和期待，但也点出了唐先生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10月1日，曾昭旭、王邦雄、袁保新、廖锺庆诸君到医院看望唐先生，谈新亚、论国事、说人生，偶及今人为学，多在知解上用功，因说先儒践履不可及。然后唐先生郑重地说，“在做一个圣贤的事业上，依我这几个星期以来的反省，我给自己打不及格。”又言，“自己在病中才反省到自己全无修养工夫，只是摸索到应走之路而已。”王邦雄先生对于唐先生如此自我反省的态度十分感叹，谓：“我们素知先生年十四五，即怀希圣希贤之志，故这句话由他的口中说出，显得何等庄严，一时之间我们竟无言以对。由是自己才了悟，做为一个儒者，成就光辉的道德生命，是何其不易。”[23]其实，这一态度和立场，我们在唐先生于8月12日被确诊罹患癌症的当天日记中，就可以读到类似的自我反省的表达。这是一位儒者修为无终点的态度和立场。10月1日，宋时选先生带来蒋经国先生赠送的台币二万元。唐先生不想接受，但盛情难却，只好暂时收下，将移作其他用途。11月21日，宋时选先生来看望唐先生，唐先生将蒋经国先生所赠的医疗费二万元交宋先生，作专上学生奖学金。10月3日，沈亦珍先生从香港到台湾参加“国庆”，特到医院看望唐先生，并谈到中大改制之事，言及新亚董事孤军奋斗，当然失败，不过人事已尽，于心无愧，但唐先生对此“失败”还是耿耿于怀，因为这毕竟是其理想的失败。到了10月中旬，唐先生住医院已经快两月。夫妇两的生命状态，也从最初的惊惧，继而是唐先生夫人的疲乏、唐先生的烦躁，到如今，“二人皆可随遇而安了，尽其在我，成败由天。”唐先生在精神好时，便看看书稿，唐先生夫人则可以偶尔出去看看自己喜欢的画展。如日记记载，10月17日，唐先生在医院“校阅书稿”，而唐先生夫人则“往参观张大千画展”；10月31日，唐先生夫人又往参观书法展览及韩画展览；11月1日，唐先生夫人则赴故宫参观；11月3日，唐先生终日校阅书籍。10月18日，汤承业同学到医院看唐先生，谈及算命看相之事。唐先生谓，此等事不能深信，惟能借此提高警觉，要做的事，早日做好，亦有意义。如以前算命人谓，唐先生只有六十二岁寿命，故在六十二岁前，唐先生便将父亲迪风公与母亲陈太夫人的遗文、遗诗编校付印，把应做的事亦大体做了。这是典型的儒家对待“命运”甚至生死的基本态度，即以道德责任感来面对现实人生中的一切，尽其在我。除了超越个我关注他人的心灵工夫外，真正能够激发起唐先生精神的，还是超越于个人的家国大事。10月10日，唐先生夫妇通过电视观看台湾双十“国庆”，“精神为之一振”。19日，报载丁肇中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20日，报载中国科学家吴健雄、陈省身在美国获赠科学奖。23日，报载李卓皓博士由脑下腺中发现天然止痛剂，效力较吗啡强四十倍，据云此对生命科学开拓了新领域，又是中国人的优越成就。唐先生对这些事都感到异常兴奋，并谓此足见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不比人差。对于一个儒者来说，个体生命当然需要格物致知诚意修身，以道德自我自作主宰，做好当下该做的一切事情；另一方面，还必须将个体生命推扩出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国事、天下事乃个人生命的分内事；国事昌盛，当然也是个人生命价值感和意义感的体现。正因为此，唐先生在看到国逢喜事时，便特别由衷的兴奋。唐先生的病情在手术和放疗后稍微稳定，心中便随时牵挂他付出全幅生命的新亚文化事业。11月12日，唐先生精神稍好，即挂念新亚研究所的学生，并回信与翟志成、陈宁萍、郭少棠、王家琦、易陶天诸同学。夫人有时劝唐先生不要做太多事，唐先生则言，“有事不作，见事不管，就是自私。”其后方东美、牟宗三、黄振华、曹慎之、刘孚坤均到医院看病问疾。逯耀东劝唐先生在台湾多休养一段时间，不要忙著回香港。但是，一方面，在台湾毕竟不是家里，也有不便之处；另一方面，唐先生更挂念新亚研究所，因为牟先生也来了台湾，研究所的哲学组学生缺人指导。所以，考虑短暂休养一段时间即回香港。13日，学生书局张洪瑜来谈印书事宜。15日，雷家骥同学来，说唐先生精神还好。晚上，徐志强送水鱼汤来。当日，唐先生给夫人说，近一二年来，已有老的感觉。以往晨起，总感觉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文思如泉涌。如今，这样的现象就少了。22日，晚吴森来。黄振华陪方东美先生来，劝勉唐先生养病重在心境宽畅，并告知，现有一派医学家不重药物治病，而重心理治疗，心理健康，即能抵抗疾病。23日，程先生带来星云法师口信，欢迎唐先生南下高雄佛光山修养。24日，黄振华陪著曹慎之、牟宗三、刘孚坤等来，唐先生一时兴趣，说话太多，夫人感慨“实有违养病之道”。25日，唐先生夫人与女儿安仁电话，甚至责怪她久未来信。女儿安仁的同学唐冬明来信，说他们要做生意。唐先生和夫人都认为，只权宜之计，同时也由此想见他们在异国生存的艰难，并希望他们作生意不只是以赚钱为目的。依照儒家的理解，一个人的生命绝不只是“个体”生命，更是人伦的、社会的生命。个体的自然肉体生命是精神生命、社会生命的载体和工具。因此，一个完整生命的价值实现和意义呈现，一定包括其社会生命的协和与充实。而在个人的社会生命中，来自最亲密关系的亲人的关切，是个人社会生命充实协和的基础，而友朋的关爱则是其社会生命扩大充实的体现。唐先生既是一位德性生命极为自觉和高俊的大生命，也是一位社会生命极为充实和协和的大生命，这在他住院治疗期间更得到充分的彰显。在面临死亡威胁时，亲人作为最直接的生命链接，具有最真切的生命感通，因而也是最基本的心灵安顿。唐先生的父亲在唐先生读大学时就已经去世，母亲也已经逝世，弟弟和妹妹都在大陆，而唯一的女儿则在美国读博士，身边的至亲只有与唐先生相依为命的夫人。但毕竟，父母、兄弟姐妹、儿女、夫妇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人伦关系，也是一个人社会生命的最具体呈现。这对一个自觉的儒者来说，更是如此。在确诊罹患癌症后，8月14日，唐先生夫妇即去存放有父母灵位的慈航净苑拜祖先父母[24]，领受祖先父母的恩德，实现生死幽冥的感通。8月17日，两人又到律师楼立遗嘱，完成现实的亲情交代。除了身边的夫人，唐先生唯一的女公子唐安仁当时正在美国完成博士论文。在检查出罹患癌症后，唐先生夫妇也第一时间与安仁小姐长途电话。在电话中，唐先生夫人告以疾病的严重性，应有心理准备，彼此情感大痛，泣不成声，结果还是由唐先生说些宽心话，加以解慰。[25]之后，19日、21日、24日、31日又分别与安仁长途电话，并于28日书信一封。9月7日，女儿安仁由美国经香港到台北荣民医院，次日中秋节，唐先生《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已大体校完，晚上唐先生谊子徐志强先生夫妇送来大堆佳肴美果，五人围坐，共渡佳节，人月团圆。女儿在医院陪伴唐先生整整一月，给唐先生极大的心理安慰。10月5日，因为女儿安仁准备离开台湾回美国完成学业，父女二人当日谈话很多，涉及的事也很广，有时父女二人又读诗唱词，唐先生夫人感到其中有无限的离情别绪。10月8日，闰八月十五，女儿安仁准备于次日经香港回美国。晚饭唐先生夫人特别加添了两味菜，一家三人吃得很开心。不过，想起女儿明日即将离去，千万般离愁别恨不禁涌上心头。10月9日早上，唐先生夫人送女儿至机场，唐先生也送至医院大门口。女儿和夫人上车回头望时，唐先生一直站在那里目送。车子转弯后，女儿啜泣着说，“已看不见伯伯了。”14日，安仁平安抵美。此次一别，也成为永别。[26]回到医院，唐先生给夫人说，如今交通方便，见面容易。夫人明白，这是在安慰她，可自己觉得却无言安慰唐先生。唐先生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后，也给在大陆的六妹唐宁孺、二妹唐至中电话告知得病消息，两位妹妹均希望他回大陆医治，唐先生言，一人生命的事太渺小了，仅复一电云，“归不易。”并且，于8月15日、18日、28日又分别给二妹、六妹信函，除了告知病情，希望不必挂念外，更多的则是讨论唐先生心目中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件。比如，18日给二妹的信中，只有第一小段简单言及自己的病情，“我的病你们可放心，六妹打电话来很担心，可要他放心，我亦写信去。如此地不能医治，可至他处。”后面的全部内容，都是在介绍海外及港台的熊十力先生文献以及内地应该如何保存熊十力先生文稿的事情，并言，“熊先生已成为世界哲学界公认的哲人，其历史地位已确定，其书籍之流传于海外已不必担心。在内地能尽量保存固佳，即万一不能，迟早其书印本亦要回流到内地的（梁先生书亦然）。”[27]此次到台湾治病，唐先生夫妇并未通知友好，但渐渐亦被友好知道了。因此，手术前后，在台湾的朋友、同学，随时来医院看望唐先生者多，唐先生夫妇也因此获得了很多生活上的方便和心理上的安慰。8月22日从香港飞台北，在香港由李国钧夫妇送机，而在台北则有逯耀东、徐志强夫妇来接机，由斐文风先生直接陪同到荣民医院。当日，宋时选先生即来看望。之后，逯耀东夫妇几乎是随时到医院看望，而徐志强夫妇则是随时送来鸡汤或其他有益于病人恢复身体的各种炖汤。如日记记载：26日，徐志强夫妇送来牛肉汤。28日，徐志强再送汤来。30日，徐志强又送汤来。9月1日，志强夫妇送来鱼汤。8日，徐志强先生夫妇送来大堆佳肴美果。10日，徐志强则送汤来。13日，晚徐志强夫妇送来冬菇汤。16日，徐志强送来鸭汤。17日，徐志强送来牛肉汤。21日，晚徐志强又送汤来。10月2日，徐志强送汤来。……到医院来看望唐先生的，有学界前辈也有学界晚辈，有老师也有学生，有政界名人也有医院大德，有世俗名流也有宗教领袖。唐先生本就是一个社会生命极为协和与充实的大生命，他与各类人都能够打上交道，各类人对他都有格外的尊敬，因为他对各类人都有人格上的尊敬。日记中记载，几乎每天都有新人或旧人来医院探望。下面所列名单，可以呈现一个大概：宋时选、徐志强夫妇、逯耀东、斐文风、潘振球、侯靖远、赵潜、冯爱群、陆达诚、梅广来、李国钧、陈修武、廖钟庆、曾昭旭、王邦雄、袁保新、吴经雄夫妇、蔡仁厚、何启民、程兆熊、吴士选、曹仕邦、徐枫、黄振华、周文杰、严灵峰、刘季洪、柯树屏、郑通和、吴思远、方东美、牟宗三、黄振华、曹慎之、刘孚坤、张洪瑜、雷家骥、吴森、星云法师、曹慎之、刘孚坤、甘家馨……唐先生夫人感慨，“远近友好对我们的关心，真使人感谢难忘。”住院和疗养期间，唐先生还不断收到亲人、学生、朋友的书信问候，唐先生则以带病之躯一一回复。如，8月 23日，与女儿安仁及赵潜各一函。28日，与王家琦、赵潜、二妹、六妹各一函。9月7日，与赵潜一信。11月13日，收到翟志成、郭少棠、陈宁萍等来信，午后即各复一函。12月4日，与王家琦、易陶天信。……宋时选先生曾任蒋经国私人秘书，后为国民党大佬级人物。从唐先生赴台住院治疗，便多次到医院看望唐先生，并带去蒋经国先生的二万台币。11月7日，在唐先生出院前，宋先生又特别来恭贺唐先生出院，并欢迎唐先生夫妇移住剑潭青年活动中心，希望不要客气，乐于为唐先生服务。这为唐先生的疗养提供了巨大方便。至11月26日，唐先生夫妇到剑潭中心已经二十天。唐先生夫人感慨，“好像这里已成了我们的家，尤其那园中的花木，池中的白莲已成了我们的伴侣，还有那池边的石凳，我们常坐那里休息谈心。”11月30日，唐先生通过电话与主治医生卢大夫等联络，允邀餐叙，唐先生夫妇亲自送请柬到医院。当日，宋时选先生还给唐先生赠送花瓶及磁制寿桃。12月2日晚，唐先生夫妇于翠华楼宴请卢光舜、王丕延、乾光宇、陈光耀、詹兆祥五位大夫，及潘振球、宋时选、斐文风、侯靖远、江新鹏、逯耀东诸位先生，席间由徐志强夫妇陪客。此一宴请，算是为唐先生第一次赴台治疗划上圆满的句号。唐先生带着身体的病痛及死亡的威胁来到台北，经过106天的治疗和休养，不仅完成了自己最伟大著作的校对实现了精神生命的圆满，聚会了大量各界朋友、学人、学生实现了社会生命的充实和谐，而且在生理生命的疾病治疗上也达到了基本目的，可以带着感觉上的健康回到香港，回到自己当下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12月3日，唐先生在给王家琦的回信中，大致总结了此次台湾治疗的经历和成果：“我来台在荣民医院检查身体后，发现肺部有初期瘤肿，竟是毒性的。乃于医院住半月，将一稿子校改完结，小女由美国回台后二日即动手术。是由新自欧洲开会回来之名医卢光舜大夫动的。进行甚为顺利，已算根本割治。为防再发，医生亦有其他放射治疗为辅助。现在精神已全恢复，只是体重减了十余磅，尚未恢复。明日即将回港，再加调养。医生说我之病幸而发现得早，可谓不幸中之大幸。希释念。因此病把四十多年的烟癖戒掉了。吸烟不特害健康，且是一束缚心灵生命的习惯。好多年前就想戒，都未能下决心。现在以病而戒掉，正如《易传》所说‘小惩而大戒’。虽病中受些罪而能戒去此恶习，以回复我生命心灵之清洁，还是值得的。”[28]（1976月12月6-1977月1月31，56天）1976年12月5日，在经历了106天的治疗后，唐先生从台北回到香港的家中。一直忠诚在家的老工人金妈见到久未蒙面的主人，喜极而泣。家中虽一切依旧，但已有隔世之感。当日回家后，唐先生打了许多电话，给朋友、学生答谢，唐先生夫人则清理杂物。次日，即开始重校《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因为两个月后将再赴台湾做复查，因此在香港家中的两月，是唐先生经历大病治疗后难得的休养调整时期。但是，这种“调整”对于儒者唐先生来说，只是回归到他极为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上班、授课、读书、与朋友交。这期间的日记是唐先生亲自所记，呈现的主要内容，无外乎工作、友朋探病和阅读。就工作而言，基本上每天上午，唐先生都会到研究所办公，或者上课。而新亚改制之事业仍然牵动着唐先生的心。1977年1月3日，新亚书院董事愤慨政府背信弃义，强行通过中文大学改制法案，唐先生与李祖法、钱宾四、沈亦珍、吴俊升、徐季良、刘汉栋、任国荣、郭正达诸先生，联署在报纸上刊登《新亚书院董事辞职声明》。声明中写道：“同人等过去惨淡经营新亚书院，以及参加创设与发展中文大学所抱之教育理想，将无法实现，自不能继续在新亚董事会任职，徒滋内疚。用特辞去董事及因董事一职而兼任之其他一切职务，以谢过去曾以心思财力贡献于创办及发展新亚书院之个人与机关团体，以及毕业校友，与在校师生。中大改制之是非功罪，并以诉诸香港之社会良知与将来之历史评判。”中文大学改制的事尽管已经过去，但唐先生不免有时仍有感触。陈特、李天命同学来看望，唐先生勉励大家，不管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自己总可以做学问，并可以站在教育立场培养一些特立独行有挺拔之气的学生，尤其学哲学思想者更应有立场，做顺民东偏西倒摇摆不定，以顺应环境，是永远无出息的。[29]就与朋友交而言，因为到台湾住院治疗三个多月，所以刚回香港的一段时间，来访的朋友和学生特别多。朋友和学生们都从关心唐先生健康出发提出各种建议，李幼椿先生叮咛不要再写长文章，孙德智先生讲上高楼省力的方法，虞兆兴先生教静坐方法，全汉升夫人为唐先生在慈航净苑许愿，吴士选先生设宴乐宫楼祝贺唐先生康复返港。一些同学因为知道唐先生爱说话，怕唐先生受累，就不敢来看望，只是私下问讯或以书信代候。而唐先生的视力亦日有进展。另一方面，唐先生也抽出时间拜访友朋，或者参加一些研究所的集体活动。比如，1977年1月1日，中午即参加大专校教授的聚餐。2日，下午至赵潜处省视其病。5日，唐先生夫人次日生日，晚与李国钧夫妇同出晚饭。8日，约李幼椿、吴士选、胡欣平夫妇晚饭，饭后参加研究所琴社音乐会。9日，中午约琴社同仁于庆相逢饮茶。15日，晚研究所宴柳存仁夫妇及前日参加琴社表演之数先生。除了日常的工作、交往外，唐先生的主要时间便用在阅读上，阅读仍然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读书几乎是唐先生终身的习惯，也是他生命最重要的营养剂和能量源。在短短的近两月的休息调整期，唐先生除了校对自己的著作外，主要阅读的是文学诗词类著作，兼及其他著述。从读书的数量和种类看，唐先生这两个月的阅读，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如饥似渴。唐先生自己日记记载的阅读情况如下：12月6日至16日，花了十天时间，重新校对了即将付印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18至21日，又花四天时间，校对早期重要著作《人生之体验》重排本。12月17日，阅新文丰书局所出版的《欧阳先生遗集》。22日至24日，阅杂书及《宋人轶事汇编》。25日，阅《吴芳吉先生遗书》。12月30至1月11日，几每日阅《石头记》，花十三天时间读完。1月30至31日，阅芝园《宋词选讲》及陈伯谷《宋诗选讲》。12月27日至29日，读《智者语录》及杂书。1月6日下午阅《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论量子物理学之一章。1月12、13、18、19、21、27、28日，皆阅杂书。1月17日，阅《Waisman the Principle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二十页及杂书。1977年2月1日，唐先生按照按照第一阶段治疗的要求，特别是做了较长时间放射性治疗后，定期到医院复查治疗效果及病情。但是，检查发现，唐先生的病情恶化，不得不在台湾多待了一段时间。此次赴台治疗时间共84天，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7年2月1日至3月1日，是复查并最后确诊结果；3月2日至4月25日，是在台湾休养及进行保守治疗。2月1日，唐先生夫妇从香港到台湾。在香港，李国钧送机，并有徐志强夫妇同行，到台北逯耀东、斐文风先生来接，直赴荣民医院，一切手续皆由斐先生代办。刚到医院，唐先生即被告知，方东美先生也患癌疾在此治疗。唐先生和夫人都十分惊讶和难过，并立即赴方先生病房看望。方东美先生尽管十分平静，但方师母言，西医已绝望，现服中药，希望有奇迹出现。唐先生夫妇将带在身边的白药和抗癌灵送方先生服用，除此之外，也不知如何安慰方先生。当日不作检查，医生让唐先生好好休息。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几乎每日都做检查，抽血、照X光、作心电图，注射疫苗，作肝脏检查。除了检查，其它事情也比较少，唐先生和夫人便常常到医院的园中散步。小小的庭园直通天空，唐先生夫人言有与天地相往来之感，唐先生则言，只要用心，处处可得益处。到2月10日，因为各种检查都已经做过，唐先生和夫人很想知道检查结果，但卢大夫总说，各方报告尚未收齐。唐先生言，他在病历上看见纪录，似乎大夫们对他的病况很有怀疑。这使得唐先生夫人提心吊胆地担心起来。为了安顿等候复查结果的焦虑的内心，唐先生夫妇共读宋词。12日，唐先生便又开始服用新竹张博士提炼的抗癌中药。2月13日，农历丙辰年12月26日，是唐先生69岁生日。唐先生夫人买了蛋糕和唐先生喜欢吃的猪脚为唐先生贺寿，祝唐先生从即日开始万事如意。次日，医院大夫告知，因为等综合结果，唐先生可以随时出外探访朋友，只是不要超过四小时。唐先生夫妇也觉得，在医院等检查结果也没有特别的意义，而且也即将逢春节，于是决定开始搬到剑潭青年活动中心住，继续吃中药疗养。对于中医中药，唐先生和夫人有共同的认知，16日的日记中“廷光代笔”言：“中医诊病是以生命与生命接触，由生命的感通以了解病者之情况，且重培元固本增加病人抵抗力量。”17日是大年除夕，晚上到徐志强家吃了团年饭。在这样一个应该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特殊日子，唐先生夫妇却因为疾病而“有家不能回”，不免惆怅。在当天的日记中，唐先生夫人反省到：“回想是最不幸的一年，毅兄大病，被人误解，安儿他们撞车，不如意的事很多。吾人只有反省、思过，责己恕人。”次日为丁已年春节，一年开始，万象更新。早餐吃年糕，中心总干事及各组长均来贺年，上午潘振球先生、蒋彦士先生和他的老师沈宗瀚老先生都来看望唐先生。晚上，李国钧夫妇也专程由香港来与唐先生夫妇共度年节。唐先生夫人感慨：“许多浓情厚意，使有病不能归家的人，实在得到无限的温暖。”是日阳光普照，唐先生一时高兴，难得与夫人拍照留念。回想过去的一年，确实是唐先生生命中极不平静的一年，不如意的事很多。当然，最重大的事便是唐先生的大病和因为中文大学改制之事受伤且被人误解。唐先生的身体一直很好，精力也很充沛，很少生病。此前最严重的一次生病，是1967年的左眼视网膜脱落差点导致眼瞎。恰恰也是在该次于日本治疗眼疾之时，唐先生于病榻上深刻反省自己的生命而断断续续写下了一篇四万多字的长文《病里乾坤》。这是由唐先生生命里流淌出的文字，牟宗三先生曾赞叹此作为“滴滴在心头，而愧弗能道”，是“唯唐先生为能道的文字般若；对一切发心立志去求道行道，却因而历尝行道途中的艰险苦痛的人，是最精警的提撕与最深切的抚慰。”“直可视之为《人生之体验续编》的再续编”。[30]在去年，唐先生为支持一群年轻人初创的儒学刊物《鹅湖》，特别交给该杂志发表，对于提升《鹅湖》的声誉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事件”也具有独特的隐喻意义，因为透过此时发表的《病里乾坤》中唐先生对疾病的一些反思，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唐先生对生命、死亡、疾病等的基本立场。疾病，既是《病里乾坤》产生的机缘，也是该文切己反思的重点，同时也是唐先生由此引出儒学治疗学和生命教育的基点。唐先生认为，疾病来自于生命的分裂,“身病”与“心病”都是肇因于生命分裂的现象。他不仅从形而上学的立场来看待“心病”,也以科学的观点来解释“身病”，将“身病”与“心病”加以统合，建立出自己关于疾病的“生命自身份裂”说。“人之疾病之不由外来原因而引起者，如吾之视网膜之剥落之疾病，以及令人所最畏惧之癌症等，即无不显然由于此身体自身之组织、细胞自身之分裂而变形所造成，亦即当是由生命自身之分裂所造成也。”[31]唐先生认为，作为“生命之自身内在分裂”的疾病之所以会发生，在相当程度上又源于人被习气牵引而不能自作主宰、依理行事。唐先生并以此反省他自己得目疾之病，也是源于自己看书时形成的一些“习气”：“吾此次病目疾，更念吾之受病之原，正由平日读书之事，实亦多是一习气之流行。当吾读书之时，吾之目光向书而注视，即目之活动之向书而趋，以与吾整体之身体之活动相离，方有此目之形体自相离散之事。”[32]唐先生在这里用“习气”和“生命自身分裂”来解释心理和生理疾病的产生，当然并非完全从褒贬意义上说，而只是基于自己“体验”而做的“生命学”的阐释。如果我们依照唐先生自己对疾病的基本观点，唐先生得目疾是其太喜欢读书之习气导致的生命自身的分裂，那么，唐先生罹患癌症又根源于唐先生生命中的何种习气呢？此次罹患癌症因为确实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和生命力，连日记都只能“廷光代笔”，所以我们也无机缘读到唐先生如《病里乾坤》般在目疾时所留下的般若文字。但是，我们可以依照唐先生自我反省的思路，大致看看是何种习气会导致唐先生的“生命自身分裂”如斯以至于罹患绝症！唐先生自己曾经在第一次赴台湾治疗返回香港前给王家琦的信中反省过自己吸烟的“恶习”，并言“虽病中受些罪而能戒去此恶习，以回复我生命心灵之清洁，还是值得的。”在与夫人的交流中，也做过类似反省：“三十年前熊先生即当面责我之不应吸烟，为此习惯束缚，每念其言而生愧，但终未下决心去戒，……我一生无其他习癖，今去吸烟之习癖，顿觉无异回复了一心灵生命之原始的清洁。”[33]但是，此种因为疾病而对某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反省或调整，是常人皆可为之事，也只是生活方式上的“习气”，谈不上唐先生对于疾病的“生命学”理解意义上的反省。何一教授的《悲情如者与儒者悲情》一书，以“殉道”来标示唐先生的生命悲情，此悲情当然不只限于罹患癌症，而是唐先生一生的存在样态。何一对唐先生生命悲情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唐先生终其一生，积郁着极深的生命焦虑。而这种焦虑的内缘，是他生命展现其间的当下之境与生命追求的形上之‘道’之间的巨大张力。……唐先生的人格就是人必从道，道在必行的‘执’，亦即‘以道殉身’；其志业即在‘以身殉道’。”何一认为，“在唐君毅的生命世界里，悲情地执于道，亦即所谓‘殉道’，并非朱子之‘以死相从’，而是指‘儒者悲情’，它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与唐氏相伴一生的命运。它源于三个因素：即性情：肫挚悲悯的宗教情怀；身份：书生志业与理想主义；处境：羁海外的‘遗民’情结。或可概括为性情之悲；书生之悲（或曰使命之悲）和遗民之悲（或曰命运之悲）。”[34]“使命之悲”和“命运之悲”多少都与个人生命的“外在”相关，而不完全是“自身生命本身”，从唐先生自我解剖的“生命学”意义上说，唐先生生命中固有的“性情之悲”或许便是其罹患此不治之症的“习气”所在。霍韬晦先生曾经将唐先生的性情归纳为：恻隐、立志、忠孝、信义、力学、伤时、谦逊、真切、光明、通远等十个方面。[35]何一强调，“形成这种性情特征的基本原因有两个：即肫挚悲悯的宗教情怀和殉道信徒的终极天志。”[36]一方面，唐先生有基于肫挚悲悯生命情调的宗教情怀，虽说学理上他并不信奉宗教教义，一生也未曾皈依任何宗教或教旨，但理性上超越、信仰、牺牲、悱恻、悲剧等宗教情愫，却一直贯穿于他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唐先生又有对终极天志的“执著”，对于人之于客观外在世界的价值，生命的高贵与尊严，对心之超越性和涵摄万物的虚怀，有着极深的体悟和自信。“这种性情既成就了他一代哲人的智慧大业，也因每每呈现主观与客观的龃龉，而陷入人生的无尽烦恼。”[37]这种“无尽烦恼”在唐先生年轻时候就已经呈现。比如，他在给女友谢廷光的信中即言自己的苦痛有三：“根本在我把过去未来与现在分不清楚，想像与事实分不清楚，这其实是一种神经上的病我很了解。但是我自己不能治我这种病。……我第二种苦痛是我爱两种极端相反的人格的心态，一是非常丰富经过各种矛盾而综合成完整体的人格心态，一是纯洁朴素玉洁冰清的人格心态。我是近乎前一种，然而我企慕着后一种人。……第三种苦痛是我的神性与人性的冲突，在我的神性一面我真对于人类有无尽的悲悯，我可以原谅人之一切。但是神却是普爱众生，不能与任何人有特殊关系的，如果我要尽量发展我的神性，只能当一普泛人类爱者，一宇宙的情人。如果我要与任何人发生一种特殊的人的关系，那人性中的弱点便与我离不开。”[38]按照唐先生在《病里乾坤》中的分析，人的生命在时间流逝中，每经历一件事情，就会留下在以后类似情境下再做此事的趋向，这就是“习气”。如果某事被多次重复，则习气就会增加而呈“习惯”，此“习惯”会进一步影响人心当下的判断。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自作主宰，依理行事，那么习惯习气可以帮助我们节约生命力；如果人心不能自作主宰，习气就会自然流行并进而产生很多不当有的习惯行为；即使不在具体行事上产生现实的不当有的行为，也会产生种种无现实意义的意念欲念甚至妄念而浪费生命力；更为严重者，这些习气产生的诸多妄念种类不同、方向不同，时有冲突，会导致生命力的分裂，如此生命不能和谐贯通，这就会导致生理的疾病。而唐先生性情中“肫挚悲悯的宗教情怀和殉道信徒的终极天志”，一直存在于唐先生生命的底层，始终左右着他的行事方式、行事风格，进而成为其自言的“习气”和“习惯行为”，从而导致自己的生命不能和谐贯通，浪费了生命力，并导致严重的生理疾病。唐先生早在1939年自己三十岁时给女友的信中即自语谶言了自己的这一宿命：“他自己造成他自己的矛盾冲突，他自己作成他自己的苦痛，他的性格决定他悲剧的命运。”[39]结合中医的理解，中医情志分七，即喜、怒、忧、思、悲、恐、惊，故又称为“七情”。适度的七情，是人类正常的心理活动；反之，七情失度，就会引生疾病，需要治疗。当外界刺激突然剧烈或长期持久，超过人体所能适应调节的限度，往往可以导致神志高度协调统一的状态遭到破坏，使脏腑功能紊乱，经络不利，气血运行失调，而百病丛生。“七情”的变化是根于“五脏化五气”的功能之上的，五志与五脏的关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肺在志为忧”、“脾在志为思”、“肾在志为恐”。忧、悲，在五行属金，在五脏属肺。换言之，肺主忧，多忧伤肺。唐先生性情中不可抑制的“肫挚悲悯的宗教情怀”，使得他随时都在忧国忧民忧天下，以致“花果飘零”成为其性情呈现的文化情状和生命情状。用唐先生的话语来说便是，当其“忧”之时，即让肺向所忧之天下、文化事业而去，即肺的活动向天下、文化事业而趋，而与自己整体之身体的活动相离，如此方有此肺之形体自相离散的癌症之事的发生。既然疾病是自我生命的分裂所导致的，那么如何面对疾病或者“养病”呢？唐先生认为，养病当先从事于静功，而此静功当始于求妄念之停息，以拔出习气。在破除人的习气的过程中，或许我们不容易找到下手之处。唐先生通过自己的体证，认为我们可以从如何对治人的慢心处下手。这种不易去除的“轻慢心”的一个主要表现即为，以为事物的变化可以不经过我自己的努力而发生自然的按照我的个人意愿的演变，“凡人之自谓我生有命在天，天必不违吾愿，其根源皆在此种慢心”。唐先生强调：“实则人之自谓有命在天，必有天佑，正为人之傲慢心之一种表现。此乃人所未必知，而亦吾之昔所不知。”[40]强调“天从吾愿”，实际上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卑视天意、天命之广大，是对天或客观世界之一大傲慢。有了这样的“理论准备”，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理解，当唐先生在得知自己病情恶化被宣布“只有三个月”的情境下，将如何面对自己的疾病和可以“看见”的死亡。3月1日，农历正月十二，主治医生卢大夫电话唐先生夫人，不直说唐先生的检查结果，而是希望他们与徐志强联络，唐先生和夫人已经感到情形不妙。唐先生夫人立即电话通知徐志强，并心情焦急地在中心大门等候他。徐志强到达中心后告知唐先生夫人，他已早知唐先生病情恶化，治愈希望甚微，只是医生说，先不要告诉病人，以便让病人过一个快乐的新年，并希望唐先生留在台湾，最好住在医院附近，方便照顾。徐志强还告知，卢大夫还说，唐先生生命最多可有三个月，而且痛苦很大，他们要尽量减轻唐先生的痛苦……唐先生夫人在与徐志强谈话间，看见唐先生向他们走来，内心升起极大的不忍，“真想抱他痛哭”。他们不敢把实情完全直接地告诉唐先生，但是，即使不讲，唐先生也已经意识到了。唐先生说，他要去医院感谢卢大夫他们的关切。作为一位内心真诚的儒者，唐先生就如他在《病里乾坤》中所强调的一样，在面对“天命”时放下自己的傲慢心，绝不“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自认为“天从吾愿”，也不“怨天尤人”而将自己所得疾病归之于“命运不公”；而是真真切切地接受“天命”，直面现实，“直视骄阳”。自得到病情检查结果恶化后，唐先生夫人给女儿安仁写了一封信，感叹“真是有苦难言”。唐先生连续两晚，每到午夜即说梦话。唐先生夫人“很清楚的听见他在与已死的人和尚在的人讲话，俨如死去的人就在我们房中”，感到毛骨悚然。按照唐先生夫人的理解，大概唐先生是在“怀念值得他怀念的人”。尽管如此，早上起来，还是打起精神，面对现实，开始静坐。考虑到唐先生近年来特喜读佛书，晚睡时，夫人将两本佛经放在了唐先生的床前柜上。3月2日，女儿安仁打电话到医院，直接与卢大夫讲了话，已知唐先生病情恶化。再与唐先生通电话时，声音凄切，夫人不忍闻，亦不知应讲什么，只阻她不要立归，但应有准备，并忍不住放声大哭。唐先生则拿过电话筒安慰了女儿又安慰夫人。3月4日，是正月十五上元佳日，唐先生特地对夫人正式谈了他对自己疾病的想法。唐先生谓，“昨夜想了很久，他的病是不会好的，不过他相信他还可以拖一段时间，他希望在台能有一小屋，自己有屋，就可以少麻烦人，台湾是自己的国土，死亦应当死在这里，又说我们应买一块墓地，不必太大，只要能葬我二人就够了，我们生在一起，死亦要在一起。”唐先生并要夫人与弟妹写信，不要写得太严重，徒增远念。夫人听后情绪激动，满怀辛酸，愁肠欲断，只点头表示同意，并把当天的报纸放在唐先生手中，希望转移一下激动的情绪。中心早上吃汤丸，还特为唐先生夫妇买了两张藤椅供在阳台使用。午后，即顺唐先生之意，徐志强陪唐先生夫妇出外看了几处较为便宜的房子。不过，后来因为到屏东看中医，买房子的事就放下来了；而由于唐先生的病情在吃中药调养后逐渐稳定，并回到香港工作、生活，在台湾买一块墓地的想法也暂时没有去落实。但唐先生这个愿望也算是一份“后事交代”，在他去世后最终也得以实现。[41]唐先生可以如此坦然接受和面对自己的死亡，这与他作为一位生死哲学家和儒者对生死的理解密切相关，他的生死智慧贯注于他当下的现实生命，便有视死如归的心理准备。在唐先生看来，“人的生活与精神活动之逐渐成就，而由不存在走向存在；即依于人的身体与自然生命，由存在以走向不存在之上。此二者是一切人生所同时具备，而方向相反，并相依并进之二种存在动向。在此二存在动向中，人以其身体之走向不存在，成就其生活与精神活动之走向存在。”[42]所以，“死非人生之消灭，而只是人生之暂终”[43]。当然，要真正超越对死的恐惧，说明身心皆不死，还必须超越身体工具化的思考向路，由此唐先生提出了独特的“身心呼应说”。在唐先生看来，心灵志愿犹如乐曲，我们的身体则似弹奏乐曲的乐器；在没有弹奏行为时，乐曲和乐器都可以说是出于寂静的状态；而弹奏行为本身，既是乐曲对乐器的的呼，也是乐器对乐曲的应，一呼一应，才呼即应，这便是弹奏行为的实质。相应地，心灵志愿于身体的关系，也是这样一种呼应关系，心灵志愿一起动便是对身体的召唤（呼），身体马上回应以相应的行为（应），心灵与身体之间，一呼一应，才呼即应。在这样一种身心呼应关系中，由于心灵志愿的“呼”，都可以得到身体行为的“应”，所以也就不存在没有实现的志愿的遗憾。至于最后人的死亡到来，犹如弹奏乐曲的乐器破烂一样，尽管当下的乐器坏了，但弹奏出的美妙乐曲已经自在天壤，其他乐器可以继续弹奏；人的身体虽然死亡了，但是，经由人的身体行为实现出来的心灵志愿，已经存在于人类历史文化之中，存在于其他人的心灵之中，其他人自然也可以再次弹奏这份心灵乐曲。身心呼应说将人对“死”的关注与恐惧转移到了对自己“生”的关注与落实，只有自己在一“生”中，随时都能够身心呼应，做当下该做的，完成自己当下的心愿，实现自己当下的理想，才可能成就毫无遗憾的人生，才不会将“死”当成可怖可悲的一件事。这样一套生死哲学，为唐先生自己直面死亡和理性化地应对当下生活，提供了最坚实的学理支撑和生命信念。唐先生也恰恰是立足于此，做当下该做的，以积极心态面对当下的身体疾病，完成自己当下的心愿。在得知唐先生病情恶化后，学生徐志强就积极打听台湾有名的中医师，得知屏东有一位邱开逢中医师，曾治愈不少癌疾病人，便积极主张唐先生去屏东看病。诚如唐先生夫人所言，既然西医绝望，自当回头求救于中医中药。唐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宋时选先生得知唐先生夫妇准备去屏东看中医，便立即通知澄清湖那边的青年活动中心，为唐先生安排住处。3月6日，又至张礼文医生处开了一张可以长期服用的膏药方，并劝唐先生不要生气、不可感冒、注意饮食。7日，徐志强陪同赴屏东，逯耀东夫妇到机场相送，并带来徐复观、吴士选先生致唐先生的信函，以及严耕望先生所介绍在台湾的中医姓名地址。8日，由李宏炽带路，有中心人员驾车和作翻译，赴屏东长治乡。邱医生把脉断症确十分高明，并说他能治唐先生的病，又希望唐先生服药后要忌生气和防感冒。唐先生觉得这个医生很有个性，唐先生夫人则暗暗希望“医者与病者有特殊的缘份”。当日，即服药两剂。但是，当夜唐先生辗转反侧，不时呻吟，无法入眠。尽管知道服药见效不会如此快，但是，唐先生的症状让唐先生和夫人“俱有空幻之感”。次日，唐先生小便不畅，并感到身体发热，不想吃东西。“夫妻二人相对无言，心情沉重，不免有些感伤。”接下来几天，每日皆服两剂邱医生的中药。到3月10日，唐先生基本可以入眠休息，心情也较好。可是，午前沐浴时，却不慎滑跌浴盆中，幸未受到伤害，吓得夫人一身冷汗。因为卢大夫曾经特别警告，唐先生不可跌交，以防引起瘫痪。至11日，夫人先到湖边走走，归来时发现，唐先生已经独自在户外作柔软操，大出意料。午前服务人员来清洁房子，为唐先生夫妇搬出两张藤椅，两人排排坐上，欣赏湖畔风景。来此数日，今日才发觉此间风景的美，不觉一起诵诗唱词，“霎时间忘去了人间的一切”。邱医生的药已服了八剂，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反应。唐先生只言，感到痛处由胸背移到腰部。由于要服邱医生的药，唐先生即停服了原来一直坚持的白药及新竹工业研究院所制的中成药，12日夫妇商议决定，又一并服用，希望能够“加强治疗效果”。唐先生夫妇彼此安慰劝谏，夫人劝唐先生安心养病，不可操之过急。唐先生则劝夫人，凡事要想得通，看得开，逆来顺受。在病中，唐先生特别思念在大陆的妹、弟，又念及女儿安仁尚未成家立业，以及他自己的身体不知能够撑持到什么时间，一切责任皆由夫人负担，因此特别心痛夫人太辛苦了。夫人回应，“夫妻要共患难，不能只共安乐。”至16日，唐先生感到身上痛的地方范围缩小了。夫人想，或许是邱医生的药见了效，心中暗喜。唐先生此时一面服张礼文先生培元的药方，一面服邱医师的抗癌秘方，张礼文医生药对他气喘有效，邱医生的药已控制了他身上的疼痛。另外还兼服用张锦得、圆林宁先生的药，以及白药，相辅相成，唐先生痛感亦有所降低，颇见成效。因为唐先生近几日的情况令人满意，所以夫妇心情轻松，唐先生夫人心中也浮起一线光明，但亦不敢太过高兴。3月25日，宋时选先生来看望，说唐先生气色好，健康有进步。唐先生略述此次赴屏东治病的经过，并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病应当尽心治疗，实不可治，于心亦安。”4月5日，唐先生到花园散步，已经可以感到散步时腿比以前有力些。7日，去市立中兴医院访熊凡院长，熊院长认为，唐先生在台湾的一切治疗，可谓已尽够人事。二人又至崇俭化验所验血并作心电图，往参观晓云法师等举办的丛林文化特展，晤吕佛庭先生。大家称赞，唐先生的签名秀润有力，表示身体已康复。唐先生自己在服药之外，每日不避辛苦，坚持做柔软体操，因此，体力日有进展。自唐先生复查发现病情恶化继续留台湾以中医保守治疗后，各方友朋不断来看望，程兆熊、彭振球、逯耀东、黄振华、刘孚坤、吴经熊、黄季陆、陈大毅、陈修武、李焕、侯靖远、张洪瑜、曹慎之、文守仁、何启明、晓云法师、星云法师、吴森、郭文夫、傅佩荣、蔡仁厚、曹慎之、崔美仪、卢玮銮、陆婉仪、梁尚勇、毕泽宇、牟宗三唐端正、曾昭旭、王邦雄、袁保新、吴贻、潘柏世、庄秀珍、朱健民、李淳玲、胡以娴、何淑静、尤惠贞……这些友朋的安慰和陪伴，给予唐先生夫妇极大心理安慰。3月12日，佛光山星云和尚来电话，欢迎唐先生夫妇去佛光山休养，希望唐先生以精神力量克服一切，并祈佛佑庇保护。13日，星云和尚又专程前来看望，表示欢迎唐先生到佛光山修养的诚意。24日，唐先生写信与星云法师表达谢意。13日，赵潜同学由香港专程来看望，19日才返回香港。连续几日赵潜一直陪伴在唐先生身边，“侍奉汤药，如同子侄”，唐先生夫妇得到无限的安慰。3月18日，蒋经国先生又赠医疗费台币贰万元，只好暂时收下。4月8日，唐端正由香港来看望唐先生，并带来其他在香港学生的问候，唐先生甚是开心。唐先生告诉唐端正，他的病已好转，要唐端正返港后告诉李杜、霍韬晦等不要来台了。10日，唐先生约请台湾新儒家青年才俊曾昭旭、王邦雄、袁保新、吴贻、潘柏世、庄秀珍等鹅湖诸君子与唐端正相会，恰好台湾大学的同学朱健民、李淳玲、胡以娴、何淑静、尤惠贞也来看望唐先生，大家聚在一起，开了一个“盛会”。聚会中，唐先生说话很多，大家都兴奋地听唐先生说，等于上了一课。这天，唐先生在师道之尊而外，又表露了长者父执的慈蔼之情，在屋旁的庭园草地上，对每一个人殷殷垂询学问上的进境，大伙儿围着唐先生拍下了不少的照片。中午，唐先生在餐厅准备了一桌饭菜，邀大家入席，他说，“过去，每日清晨我总是灵思泉涌，思想灵活；现在就自觉大不如前了，常是浑浑沌沌，心思不清明！”[44]11日，唐先生还专门陪同唐端正访孔庙，参拜先贤，购朱子字赠唐端正，与唐端正谈学论道，直至下午四时，唐端正离台返港。4月23日，牟宗三先生、程兆熊先生及黄振华先生来看望。见到老友，唐先生喜说话，牟先生建议，“养病不要多说话，更不要谈道理。”4月17日，宋时选先生希望唐先生夫妇可以去青年活动中心的其他地方住住，如日月潭、溪头、金山等地方的青年活动中心，非常宁静，宜于休养。因为金山比较近，当日即乘中心车赴金山，住中心竹林别墅。这里的青年活动中心靠近海边，风景颇佳，中心的尤总干事又殷勤招呼，饮食也很合口味。中饭后，乘车游野柳、石门，司机为唐先生夫妇拍照。唐先生还告诉夫人，可以把照片寄与亲友，使亲友放心他的病已好，已可以游山玩水了。次日，虽然天阴较凉，但唐先生兴致好，夫妇一起去林间、海边散步，互相拍照。因为活动多，心情愉快，所以吃饭也觉津津有味。19日，又一早即去海边欣赏气象万千的海上日出，中心的尤总干事陪唐先生夫妇出游，参观军事要塞基地。20日，唐先生一早即去散步，并告诉夫人，他走得很远，又说这个地方真好，实在不想离开了。唐先生夫人谓，“在金山中心，前后住了五日，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我们常去林间小径，徘徊散步，唱诗唱词，有两日凌晨即跑去海边观气象万千的海上日出，晚上我们坐在阳台看海上远近荡漾的灯火，那是打渔回家的船。总干事又陪我们参观一军事要塞，要塞在一突出的山头上，上望青天，下临沧海，风起后松涛海潮之音不绝于耳，真是人间胜地。你说这里地方真好，不想离开了，你这愉快天真的样子，是平常不易见到的。”[45]从3月8日开始，唐先生服用邱医生的药，至少平均每日服一剂，已服四十多剂。唐先生谓，邱医生药对他最有效。由于唐先生在服用中药后病情趋于稳定，身体状况也得到恢复，便决定回香港。21日，回台北剑潭。22日去张霁天医处咨询，医生云，既然邱医生药有效，建议不必转医换药了，不过，仍然给唐先生留下了他香港的地址。24日，潘柏世、庄秀珍夫妇来教唐先生夫人作黄鱼胶，谓病人服此最为相宜。25日晚，唐先生夫妇同李国钧返香港。逯耀东夫妇、曹敏先生、张洪瑜先生、刘孚坤先生、徐志强夫妇均至机场送别。到香港有张浚华、赵致华、黄树志、梁丽云、岑咏芳等同学接机。回到家中，老工人金妈悲喜交集。
病情稳定，忘我工作：在香港家中的休养与工作
（1977年4月26-12月23，242天）
被医生视为只有不到三个月生命时间的唐先生，经过直面现实的心理调整和积极的中药保守治疗，不仅突破了“三个月”的魔咒，而且身体有了明显的恢复。唐先生既然强调“身心呼应”，人生不留任何遗憾；那么，“三个月”后的生命时间，便必然投入到新的心灵召唤之中，去做他认为最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被疾病和死亡所操控。
从1977年4月26日回到香港，到12月23日癌症复发住进医院，唐先生又“健康地”生活了242天，这“多出来”的八个月生命时间，便是唐先生用他的“心灵志愿”和精神力量从死神那里自己抢过来的。在这八个月里，除了第一个月多有友朋来访而必须应酬外，唐先生的生活内容就像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一样，主要便是工作与阅读，犹如疾病和死亡都与他无关一样。基本模式就是，上午到研究所办公、上课，下午休息、阅读，或者偶尔接待客人。
（一）阅读成就生命
这八个月的生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先生的阅读。唐先生在反思自己得目疾之时，曾经说过自己读书是一大“习气”。可是习气之为“习气”，便总是难以改变的。哪怕是在重病之中，阅读始终是唐先生生命的极为重要的内容。这八个月的阅读，除了最初和中途个别时候读杂书、杂志或其他书籍外，基本以读佛教书籍为主。
（1）阅读佛学著作
欧阳竟无先生《释教》一文，5月9-11日重阅。
宋代赜藏《古尊宿语录》凡四十八卷，5月12-6月10日阅完。
阅沈介山所译《佛教与基督教之比较》，5月12、16阅完。
程兆熊《论大地边缘人物》，5月19日阅。
吴经熊《禅学的黄金时代》，5月20日阅。
《宗密答斐休问禅门师资承袭图》，5月22日阅。
南怀谨《禅海蠡测》，5月24日、6月1日阅。
张钟元所译《传灯录》，5月17日，6月11-17日阅完。
永明《万善同归集》，6月19日阅。
Barnett编的Suzuki选集，6月21-28日阅完。
Suzuki的Zen Buddhism（禅学论集）第一、二、三集，6月28-7月9日阅完。
李世杰所译suzuki《禅佛入门》，6月30日阅完。
隋代慧远《大乘义章》凡十四卷，7月28日-8月3日阅完。
窥基《法苑义林》及慧诏《法苑义林章补阙》，8月4-9日阅完。
Suzuki的Outline of Mahayana Buddlism，8月18-20日阅完。
牟宗三先生《佛性与般若》，8月22-24日阅完。
宋代了然著《大乘止观法门宗圆记》五卷，10月8-21日阅完。
（2）其他阅读内容
美国人Thomas A Metzger的书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此书为墨子刻[46]赠送唐先生，其中有专章评述唐先生年来论文化的著作。6月18日，7月13-17日连续阅完。
Waisman所著The Principle of Linguisti Philosophy，7月20-27日连续八天阅完。
《礼记学记》篇注疏数种，《礼记注疏》、《礼记集注》，11月8-19日为备课用。
《经学通志》及其他经学书，8月15-21日阅。
校对《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印本，看最后改正之错字是否已改。10月27-11月7日，连续多天，至7日校对完毕。
学生笔记、论文的阅读与修改，9月3-15日。
《诗联新话》、《哲学与文化》杂志、徐进夫所译《东西人我观》及其他杂书、杂志，日记所记几乎有近二十天是如此阅读。
（二）工作升华生命
唐先生自返回香港后，不停地见客、回信、办公、上课及处理种种事情。唐先生平时不分日夜地工作，一进办公室，即伏案处理文件，闻铃声响，又赶到课室上课，通常连续讲授两小时，仍不肯依时下课，待下一科的老师来了，才不得不离去。下课后总是大汗淋漓，显得十分疲累，但待换过衣服，擦干了脸，又向替他抄写文稿的同学索稿校改。返家后，往往直奔书房，继续写留在书桌上的稿。除非有客人到访，须要陪坐，否则很少单独坐在厅里休息。吃饭时，总要夫人三催四请才从书房出来，匆匆吃完，又转回书房去。
唐先生以上的工作态度，并未因病后体弱而改变，反而好像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更是分秒必争。一次，新亚教育文化会开会，会前，唐先生给学会秘书孙国栋同学电话，声音极微弱，大异于平时，他一面喘气，一面断断续续地说：“我今天不能参加会议，把我的意思转告各位，文化会应该再办一份杂志，以少年中学生为对象，中国文化的意识应该从少年时就培养起来，纵然马上不能办，亦应在这方面注意。”会后，孙国栋同学因事忙未立即回复唐先生。两日后，孙国栋同学去向唐先生报告开会情形，唐先生一面咳嗽一面说：“文化会的工作不应停在此阶段，应该力求开展。中学虽然渐上轨道，但中国文化的气味仍觉不足。我身体恐怕支持不了，大家要多费点力。……我们必须觉悟到中国文化必有极可宝贵者在。”他说这话时，声音忽然升高，疲惫的眼神中又闪出光彩，嘴角微微上翘，表现一种无比的信心与庄严。[47]
9月5日，新亚研究所开学，唐先生仍坚持开两门课程，一为《中国哲学问题》，一为《中国经典导读》，每周上课三次，每次两小时。为了克服病痛和气喘，唐先生还发明了爬上四楼不伤气的方法，便是绕“之”字形行走，上一层楼梯后，步行到楼层另一头再上楼梯。
12月14日，是学期结束最后上课日。唐先生“上课一时半，自今日起停课”。[48]本学期，唐先生“中国经典导读”授《礼记》，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唐先生还不断阅读《礼记》的相关注疏，为上课做认真准备。上课时，唐先生咳嗽不时发作，步履不稳，显示健康一天不如一天。同学们都为唐先生身体担忧，劝他停课休息，但唐先生坚决拒绝，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从未缺席。由经学史、学记、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至学期终结为止。
（三）疾病耗损生命
在唐先生于家里养病、工作的这八个月期间，前半段，身体状况基本良好，未发生大的问题。从日记看，5月下旬出现了一次腰部发斑疹，8月下旬有几天失眠。如日记记载：5月26日腰部发斑疹，27-29日发斑疹处作痛，30日身上斑疹如故，夫人以六神丸调醋敷患处，到31日身上的斑疹似有转好，到6月3日身上斑疹虽减少但仍痛。因此，6月4-6日便因病在家休息。8月26日记载，因前两夜均未睡好，上下午均睡。
但是，到9月下旬出现了病情发作和加剧的情形。9月25日，言“在家休息，咳嗽已三周矣。”10月15日，学生郭少棠的父亲为中医，唐先生决定到郭医生处看病，之后每周一次到郭医生处看病，直至12月10日。日记记载的时间分别为11月15、22、29日，11月1、5、13、20、27日，12月4、10日。
但是，在郭医生处的看病治疗，并没有缓解病情，至12月11日“咳嗽加剧”。12月23日，唐先生便到另外一位中医黄汉卓医生处看病，黄医生建议，应该住院作详细检查。次日，唐先生罹患肺癌后第三次入院治疗，被确诊为癌症转移复发，唐先生的肉体生命没能够扛住病菌的侵袭，进入最后的临终阶段。
临终准备，君子息焉：癌症复发及去世
（1977年12月24-78年2月2日，40天）
唐先生生命的最后阶段40天，因为两次短期住院治疗，自然分为四个小阶段：病重入香港圣德肋萨医院治疗（1977.12.24-198.1.1，7天）；在家治疗、休养与工作（1978.1.1-19，19天）；病危入香港浸信会医院治疗（1978.1.20-26日，7天）；在家临终及逝世（1978.1.27-2.2，7天）。在由这四个小阶段构成的临终日子里，唐先生依然秉持他的生死哲学信念，做当下最该做的事情，让人生没有遗憾。
（一）入香港圣德肋萨医院检查治疗（1977月12月24-1978月1月1，7天）
12月24日，午后关展文先生送唐先生夫妇入医院检查，随即作检查如心电图及照X光等。唐先生给夫人说，他已看见肺上有一大片白色影子，夫人心中十分沉重。晚上医生来，谓此种情形是肺炎的成分多，但须治疗数日才能断定究为何病。但是，唐先生夫妇自己心中有数，两人“无可奈何地彼此说些安慰话”。恰好这天是耶稣圣诞节，唐先生夫妇一进医院门即听见护士们在唱圣诗，诗声感人，也使人觉得似乎精神在上升。
次日，医生告知心脏无问题，血压不是太高，可放心。当夜，唐先生睡得还好，亦未咳嗽。但是，26日起床后唐先生又咳嗽厉害，唐先生还是勉强到阳台作柔软运动。医生发现后，不主张多活动，应当完全静养，尤其要避免受凉感冒等。医院里有一位熊医生是唐先生女儿安仁培正中学的同学，很关切唐先生夫妇，他刚好在此负责X光片的鉴定。唐先生夫人便去咨询唐先生的X光照片情形如何，熊医生只是说，已经有报告送交治疗医生，却并未答复所问。唐先生夫人感到，自然是情形不好，但还是尽量保持镇定的态度。等医生走了，唐夫人已经无法平静地保持自己的情绪，而是必须寻找新的释放，于是大声诵读唐先生带到医院的一本宋明儒家写的诗集《濂洛风雅》。听到夫人的诵读，唐先生也随著夫人低声吟诵。刹那间，两人均当下忘记了病魔的威胁，而“沉入诗中的境界”。
12月27日，农历丁巳年11月17日，是唐先生夫人的生日。因为唐先生的病情，已经不再有生日的喜乐。但是，多年与唐先生共同生活积累的儒家情怀和生活场景，却依然在场。唐先生夫人一人回家，先拜祖先父母，然后给唐先生带鸡汤燕窝等回医院。28日，唐先生咳嗽加剧，而且晚上不能安眠，夫人时闻唐先生的咳嗽声与叹息声。29日，唐先生更感到腰酸痛。30日，唐先生咳嗽时突然痰中带血，见此情景，夫人内心十分沉重，已经感受到唐先生病情的严重性，于是决定继续给唐先生服台湾邱医生的中药和白药，中西医同时治疗，希望能够绝处逢生。
12月31日，唐先生再次拍摄X光检查肺部。晚上医生来告诉，不是肺炎，仍是瘤肿，并主张唐先生去台湾请原来的主治医生治疗比较好。医生的这一“结论”，使唐先生夫妇“几日所抱的希望全部幻灭了”。不是肺炎，是癌症复发。这意味着，唐先生的手术后剩下的肺部已经被癌细胞侵袭和破坏，癌细胞大面积扩散成为现实。如此，生命危矣。当夜，唐先生夫妇就在医院中相依为命、相互安慰，默默地度过。次日，便从医院返家。当天尽管是1978年的第一天，但对唐先生来说，已经是肉体生命的倒数日，全然没有新年新希望的感受。
即使是病入膏肓，唐先生也没有丢下他手里的工作，依然做他当下该做的事情。24日入医院时，唐先生就带了即将再版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住下来即开始校读，住院七天，唐先生自校全书一次。原本24日中午唐先生是要约请从台湾来香港的端木恺先生及研究所同仁吃饭，因为不得不进医院而不能奉陪，但仍亲自电话与各同仁联络，安排端木恺先生吃饭事宜。住院几日，徐复观夫妇，李国钧夫妇，赵潜夫妇，端木恺、关展文、麦仲贵、张浚华、孙德智、洪客侠等不断来医院看望唐先生。
（二）在家治疗、休养与工作（1978.1.1-19，19天）
1978年1月1日，唐先生夫妇接受了癌症复发这一严峻现实，也没有再打算去台湾做“过度”治疗，上午即自医院返家，继续做自己认为当下最该做的事情。
（1）回复友朋书信
1月2日复刘文潭一函；4日复周开庆、王家琦各一函；5日复吴士选信；6日与王家琦一函；7日复冯爱群一函；10日复陈启恩一函、伍廉伯一函；15日复二妹、六妹各一函；17日与黎元誉、柯树屏各一函。只是很可惜，这些唐先生于生命最后阶段的书信并未能够全部收入《唐君毅全集》的《书简》之中。
在给周开庆的信中，唐先生表彰周开庆先生“一二十年来，由四川文献一刊开始，而搜辑四川县志重印，刊行四川丛书，今又负责成立文物馆；由涓涓之功，积成江河，其对乡邦及国家之贡献大矣。”并告知“弟贱恙近转有咳嗽及气喘现象，曾入医院检查，住院八日。检查结果，知前病并未断根，故转为他病。”[49]
在给王家琦的信中，唐先生言，尽管知道自己癌症复发的严重性，但是因为自己“已动手术一年又四月，看来复发之现象亦进行甚慢。”所以对于继续治疗还是抱有希望，并且犹豫是到台湾还是美国，甚或尝试王家琦自言发明的“用非放射性同位素治癌新法”。[50]
在给吴士选先生的信中，唐先生言：“贱恙住法国医院，检查情形不甚佳，在X光片上有转移至左肺现象。该院医生又介绍至养和医院一癌症专家检查，拟下周再去。看来此病断根恐无望，只望能止住其发展，保持现状。但医生又谓此乃不进则退，无中立余地之事，未知毕竟如何。”[51]同时多言及新亚发展之事和国际学术会议相关事项。
在给陈启恩的信中，因陈启恩读唐先生书希望拜唐先生为师，唐先生对“师”做了独特的阐释：“知你因读我其他的书，有所感奋兴起，立志作人，承继中国文化。此甚为难得。你由此而要以我为师，此意亦甚善。但须知无论是今人或古人，相见过或不曾相见，只要其人有可为我佩敬效法之处，皆可以之为师。故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所以我们之师，应当包括很多人，不必限于一、二人或少数人。又师有两种，一种是能在精神上提携自己的志气，启发自己的智慧者。这种师只是把我们自己所本有的志气与智慧，提携启发出来。一种师则重在与我们一些外在的知识，或训练我们某种特殊的技能，前一种师古称为人师，后一种师即古所谓经师。我们今之学校中之教师，多是经师。或者你是以人师待我。假若是如此，则我要坦白吿诉你，我并不能给与你什么，只能由我之言语或多多少少对你原有志气与智慧，有一些提携启发之作用而已——而这些都是由你之内心的反省，亦可以逐渐发见的。我的言语，有许多都用文字写出。我想你能多看我写的书，亦就算以我为师了。”[52]
（2）撰写《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十版序
1月14日，唐先生为其重要著作《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拟改的新版写一短序。这应该是唐先生生前写的最后一篇学术性的文字，是一篇极为重要的“序”。其中不仅明确标示出该书在唐先生自己心目中的独特价值，而且以此为基础对自己的学术著作做了分类，并将自己不同阶段的重要著作都与本书建立起内在的义理关系，以此彰显本书之于唐先生思想学术的独特意义。唐先生谓：“此二十五年中，吾在港、台所出版之著述，约分四类：一类为吾在大陆之时已出版或已成书，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之著。如《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第二类为来港以后表示个人对哲学信念之理解及对中西哲学之评论之著。如《哲学概论》，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二书。此二类之书，皆可谓为本书之纯哲学理论之基础所在。第三类为与本书同时，或继本书而写之评论中西文化、重建人文精神、人文学术，以疏通当前时代之社会政治问题之一般性论文。此共编为《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三书。皆由引申发挥本书最后三章，论中国文化之创造之文中所涵蕴之义理，并讨论其所连及之问题而作。第四类为专论中国哲学史中之哲学问题，如心、理、性命、天道、人道之著。此即《中国哲学原论》中之《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之所以著。而此诸书，则可谓为对本书所只概括涉及之中国哲学之基本观念，而据之以论中国文化者，作一分析的思辩，与历史的发展的论述。故二十五年来吾所出版其他之著，无不与本书密切相关。本书之论述哲学与中国文化诸问题，自不如吾其他之著之较为详尽。然自本书所涵蕴之义理，并连及之问题之丰富，而富启发性言，则此吾之他书皆不如此书。”[53]
（3）阅读《圆觉经》
从医院回到家中，唐先生依然无法改变他坚持终身的阅读“习气”，读书仍然是他最重要的精神生命之寄托。从1月2日到1月19日，唐先生除了2日阅《禅学论文集》外，其余时间几乎每日都在阅《圆觉经》和宗密的《圆觉经疏抄》，这也是唐先生生前最后的阅读内容。从2日到10日，《圆觉经疏抄》前四卷大体读完，并声言“以后者不拟看”。但是，14、15日阅《圆觉经》，之后又继续读《圆觉经疏抄》第五卷，至19日生前最后一次入医院前一天，阅完卷五。
《圆觉经》,全名《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又名《大方广圆觉经》、《圆觉了义经》，一卷，唐代佛陀多罗（觉救）译。“大方广”意即又大又方又广，“圆觉修多罗”的意思是圆觉摩尼宝珠的智慧，“了义经”就是彻底究竟义的经，合起来就是“大方广圆觉摩尼宝珠的智慧、彻底究竟义的经”，简称《圆觉经》。圆觉,是圆满的觉性。本经是透过文殊师利、普贤、普眼、金刚藏、弥勒、清净慧、威德自在、辩音、净诸业障、普觉、圆觉、贤善首等十二位菩萨与佛陀的问答，而宣说大圆觉的妙理,并为不同根机众生开示各种修行方法,使众生能随顺悟入圆觉。《圆觉经疏抄》为宗密所著。在宗密以前，此经的注疏已有四家，宗密皆反覆研味，认为“各有其长，悫邈经文，简而可览；实述理性，显而有宗；诠多专于佗词，志可利于群俗。”自宗密疏出，文义精朗，以前各疏即均晦佚无传。
（4）上课到最后时刻
1月9日，新亚研究所开课。尽管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唐先生坚持仍去办公和上课，只是将上课和办公地点由四楼改为二楼图书馆。1月9、11、13、16、18日，分别于上午上课二课时。每次上课，唐先生夫人都一直陪伴到教室并等候下课。唐先生在图书馆上课，夫人坐在阅览室仍听见讲课声音很大，心中不忍，没想到唐先生病成这样还有这样的精神。但转瞬间又顿然体悟到，当唐先生的生命与自己见到的道理合而为一时，天命天理已寄托在唐先生身上，理所在之处，亦气之所在处，道理在呼唤，人亦必大声疾呼，这是不容已的事，这全是精神生命的活动现象。[54]
1月18日，唐先生咳嗽严重，觉得气不顺畅，但仍去了学校，上课二时。这是唐先生生前上的最后一堂课。据当日听课的吴甿所记：“一月十八日‘经子导读’，轮到我讲解《礼记》的乡饮酒义，由唐先生批评指点。当时临时改做课室的图书馆内，忽然寒气四起，凝聚不散，大家正襟危坐，一堂肃然。唐先生脸色苍白，声音微弱而发音异于常时，一面喘息，一面说：‘乡饮酒义要旨在尊贤养老，叙长幼、敬长老、排辈份。若从功利的观念说，是因为中国是农业社会，特重经验之故；若从伦理哲学的观念，则是后辈人对前辈的一种承奉，是向往一种长久、敬仰一突出高出于自己的生命，在乡饮酒礼中忘掉世俗功名事业，达到每人对生命个体之认同安顿……。政治不能是纯政治，西方以宗教约之，柏拉图主以哲学为政治之基础，中国孔子则以礼教为政治之本。政治的基础在社会，以尊贤为本。尊贤风尚须在社会上培养。尊贤养老，不以地位功名为取……。’呜呼！此竟是唐先生几十年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课。”[55]
（5）身体总是被最后照顾
因为一直是癌症复发，病入膏肓，也没有找到其他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因此，在家养病期间，唐先生的主要精力基本没有放在身体和疾病上，但并不是完全置之不理，有机会也抱常人皆有的“侥幸”心理愿意尝试新的检查——惟愿肺上新的阴影是肺炎而不是肺癌，也愿意尝试一些缓和医疗。
1月11日，关展文陪同往关肇硕医生处检验，关医生认为，X光片上灰白影子不一定是癌肿，可能是照钴六十留下的辐射现象。12日，与关展文又同往曹戴熹医生处检验，亦不肯定就是癌肿。因为一年前的二月在台湾检查出癌症复发时，医生即断定唐先生寿命只有不到三月，可是事隔一年，不知何以专家尚不能认出肺上阴影到底是不是癌肿。这也引发了唐先生夫妇的疑惑和某种“侥幸”。比如1月20日唐先生在给王家琦的信中即言：“我近请数医生检查，对近我病哮喘之事是否与原病复发有关，意见不一致；对X光片之检查亦意见不一。如哮喘不与原病有关，则以先治此哮喘为是。故一时尚不能即决定来美与否。”[56]唐先生夫人怀疑，阴影或许是服食中药使得癌肿受到破坏所致，因此准备将X光片送台湾检验。
为了让唐先生在家养病稍微舒适依稀，唐先生夫人为唐先生买一安乐椅和氧气筒，但不敢告诉唐先生真实的价钱。因为，每每在自己身上多用了钱，唐先生就反对，但在别人身上用钱就很大方。但，即使这样，也无法让被病痛折磨的唐先生感到舒适，不得不再次入医院。
（三）入香港浸信会医院检查治疗（1978月1月20-26，7天）
（1）再次确诊癌症
1月20日，唐先生咳嗽更加厉害，见唐先生咳嗽气喘走路亦很吃力的样子，夫人只恨自己不能代为负担半分。唐先生想去研究所，幸好学生赵潜来，看到唐先生的样子，学生和夫人都劝唐先生先去看病，然后再去研究所。在赵潜陪同下，唐先生夫妇到吴士选先生及关医生介绍的曾鉴泉医生处检查。医生作了心电图后即说，唐先生应当住院，留在家中不大好。于是，午后即由赵潜送唐先生夫妇入浸信会医院，马上即进行各项检查。晚上曾医生来说，须经两三日检查才能决定治疗方式，望病人不要着急，好好静养。
1月22日，医生来说，检查结果明日即有详细报告。因为医院距家近，金妈每日送来汤及邱医生的药。唐先生完全没有胃口，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不大想吃。唐端正来，唐先生夫人告诉他，医生说唐先生不可以再上课了。唐先生则不以为然，他说：“坐而论学是可以胜任的，如话亦不说，课亦不上，精神不能与人相通，只求一生命的存在，那有什么意思呢。”唐先生夫人感慨：唐先生“精神力量特强，常忘去了他的病。可能是使他生命超出卢大夫的估计的主要原因。”23日，医生告知，检查结果不令人满意。专家一致认为，肺上影子是癌肿，且癌细胞已侵入淋巴腺，血液沉淀度数很高，并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试用抗癌素针，但后果不能预断。唐先生很了解自己的病况，唯有接受医生的办法，听天由命。次日即注射抗癌素针，医生说用药的份量是依照中国人的体质，大概不会有太大的不良反应。唐先生夫人送医生至病房外，医生告知，唐先生病愈的希望甚微，希望夫人应当有所准备。1月25日，唐先生咳嗽不止，气喘亦加剧。医生认为，咳嗽多的原因可能是针药已破坏了癌细胞，被破坏的细胞侵入气管，所以增加咳嗽，于是给服止咳平喘药。但是，当夜唐先生咳嗽仍多，医生说不能完全止咳，因为要使脏东西咳出来。26日，感觉到自己身体快被癌症导致的咳嗽、气喘折磨的难以承受，唐先生提出回家休养。医生同意病人回家休养，只须定期到他的诊所接受注射即可。当日即从医院回家。返家后，唐先生写了不少贺年卡以代书信。在回复远方同学的贺年卡上，均题“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或“努力崇明德，时时爱景光”相勉。在住院检查治疗期间，唐端正、李杜、霍韬晦、、胡健为、赵潜、岑咏芳、黄树志、何敬群、徐吁、王韶生、吴森、孙国栋、许涛、陈克文、胡应汉等学生和好友都不断来医院看望。23日，张曼涛先生来信说，要用唐先生四篇文章放入他所编的“现代佛学丛书”中，唐先生马上回信表示意见，只要接触到学问的事，就一点不肯马虎。唐先生夫人感叹：“当他执笔写信时，真看不出他是一个病危的病人。”张先生另一信又说，要选唐先生做哲学会会长，唐先生言带病之身，在此遥领，徒成笑柄，故立即复函辞谢。24日，女儿安仁来电话，说她的论文已作好了，要唐先生们放心，她因为居留的事，等待移民局接见，不能马上回来。问候唐先生的病情，唐先生夫人只有轻描淡写，免她远念。当时唐先生正在休息，父女并未通话，终成永诀。（四）临终在家（1978.1.27-2.2，7天）唐先生生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是在家度过的。这一周，在忍受身体疾病折磨的同时，唐先生为自己的死亡做好了最后的身体、心理、灵性精神以及社会生命上的准备。1月29日，可能因为打针的反应，唐先生胃口不开，咳嗽哮喘仍旧，并且感到气闷。唐先生自己感到“身体上下不相连”。唐先生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这种情形下，不能再去注射抗癌针了。医生同意暂时停止注射，但告知，如果针药不能控制癌细胞发展，恶化下去，心脏受压迫，病人随时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1月31日，唐先生请夫人为自己理发，并自行洗头、洗澡。唐先生或许是要遵循先儒的精神，“身体发肤不敢毁伤”，必须以干净轻松的身体向自己的祖先报到。1月28日，唐先生复二妹六妹信，报告自己病情，并复贺年片。这是给大陆亲人最后的交代。唐先生的弟弟妹妹都居大陆，时代导致他们兄弟妹离散的悲剧，即使在病危中也只能心心相系而不能相拥安慰。2月1日，与王家琦一函，这是唐先生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唐先生叙说了自己最近的病情：“最近三周情形是四月来已有之咳嗽气喘加剧。行一、二丈路，都要休息，否则气喘。已就二医院各住一星期，经四个医生检查，说法不一。或说是钴六十照射之反应，或说是肺炎气管炎，或说是旧病由右肺转移左肺，或说是左肺新瘤肿。最后一说乃经切片检查结果，似最可靠。今即照此曾医生办法注射抗癌素，已打一针，反应是略呕，并胃口几全无。看打二、三针后，咳嗽及气喘是否好一些，如不好，则其诊断可能错。”[57]当日，唐先生日记记下了这件事：“与王家琦一函。”这也是唐先生日记写下的最后几个字。2月1日中午，赵潜同学到寓所请唐先生签署几项重要文件，唐先生首先交待几件事情，请赵潜返回研究所后即刻办理：“（一）将研究所最近出版之书（包括唐师之书在内），检出两套，分别寄台北钱宾四师与美国余英时学长。（二）唐师最近接一捷克哲学家来信，请求唐师赠近作，故嘱我将最近几年研究所出版有关哲学的书，每种寄一册并须挂号（来信再三叮嘱）并且附上一函。（三）报载大陆已经恢复孔夫子地位，这是一个值得高兴鼓舞的消息，唐师嘱我将其近作，检出两套，分别寄赠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并且要我附上一封信，说明作者原是北大、南大（原中央大学）的学生，离校已经数十年了，并无寸进愧对母校，现特将近作数册赠母校图书馆，藉作纪念等语。（四）明天研究所新年团聚，今年特别请了几位先生的太太，同时又是酬谢《新亚学报》《中国学人》的编者与作者，我们的菜式，应该要稍为丰富一点，座位也要稍宽敞一些，不要太寒酸。”[58]2月1日，再过两天便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是唐先生七十寿辰。接下来便是农历春节。为了喜庆，唐先生夫人请黄树志、梁丽云两位同学帮忙贴春联，其一为“室有山林趣，人同天地春”；另一为“读书何必求甚解，鼓琴亦足以自娱”。两副对联均由唐先生集前人句子而成。翌日为新亚研究所聚餐，唐先生亦准备参加，并嘱唐端正同学届时前往接他。当天下午，唐先生向夫人忆述三位前辈。唐先生夫人回忆到：“时间已不早，我催你去睡，但你说不想睡，你向我讲三个人的事，今记于此，以志不忘长者风范。首先你谈William Hockeng老先生，你说你一九五六年应美国务院邀请访问，老哲学家远道来访你，见面就说知道有一东方哲人来美，特来相见，希望能解决他心中一直困扰的问题。他说他热爱中国文化，中共统治大陆后，他曾与中共领袖去信讨论唯心唯物的问题，周恩来有信回他，言中共已决定采取唯物论，不再讨论唯心的事了。老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不忍文化古国走上这条道路，拟再与中共领导去信，特来问你意见如何。你说老人说话时热泪盈眶，令人感动，你无法解答他的问题，你只说去信可以，但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你叙述至此，你为老人的无私心悲悯心难过不已。你说人类的无私心悲悯心是最高的道德感情，没有国别种族界限的。其次你谈到日本前辈宇野哲人老先生，你说是一位有儒者风度的老人。十多年前你到日本特踵门拜候，见到中国伦常之礼，充分的表现在他家中。雍雍穆穆的气氛，使人生敬，但我们的国家礼乐之教，大家已不注意了。你唏嘘慨叹，你聊以自慰的说，只要能保存于天下，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你又说宇野哲人老先生相貌与你父亲相似，你情不自禁就哭起来了。最后提到梁漱溟老先生，梁先生是你父执辈，你十七岁去北京读书，当时梁先生亦在北大教书，以办文化事业需筹经费，故作公开讲演连续五次，每次收费大洋一元。开始两次你去了，后来经不起左派同学对梁先生的攻击，第三次讲演你就未去参加。梁先生以为你无钱买门票，特要人转送五元大洋给你，你想着前辈对后辈这种关怀爱护之情，你又感动又伤心。你说这些事情常在你心中，你要一一写成文章，才对得起这些古道热肠的前辈。”[59]唐端正对唐先生临终前几小时给夫人讲的这几个“生命故事”这样评论到：“以上三个故事，都是在君毅师去世前几小时自述的。在感念畴昔之中，都洋溢着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这是君毅师一切学问的根。君毅师在《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的序言中，说明附录之部所载的几篇怀乡怀友的文章时，有谓：‘我对中国之乡土与固有人文风教的怀念，此实是推动我之谈一切世界中国文化问题之根本动力所在。’君毅师的学问，虽然气象万千，到底归本于性情，在艰深的背后，其实也是很简易的。”[60]2月2日，凌晨三时半，唐先生咳嗽气喘，不能安睡。用氧气筒后，虽然好些，但毫无睡意，乃与夫人讨论静坐之法。夫人谓，有时静不下来，便观想圣哲之像。唐先生谓，此时观佛像最好，因佛像俯视，静穆慈祥，不使人起念；孔子像远视前方，使人有栖栖皇皇，时不我予之感；耶稣像在苦难中，更使人不安。稍后，夫人在昏沉中入梦。凌晨五时半，唐先生突然气喘大作，自言不行了，难过得很，夫人给氧气筒，亦不肯使用，直奔客厅坐在椅上。唐夫人让金妈陪着唐先生，急电医生求救，并电话李国钧夫妇过来帮忙。就在两个电话之间，唐先生一时接不上气，已瞑目不动，对夫人无数声的呼唤，均无反应，只听得喉间有痰声。待救护车赶来将唐先生送至浸会医院时，已返魂无术。医生并言，唐先生这样安静地过去是幸福，否则来日的痛苦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维公元1978年2月2日，丁巳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若依公历计算，唐先生已度过七十寿辰（1月17日），享年七十岁；若依农历计算，则唐先生还差一日（十二月二十六日）才满七十岁。对于唐先生最后临终之际的情况，唐先生夫人在“忆先夫唐君毅先生”一文中有非常细致和真情的回忆和说明：“二月二日凌晨三时半，你说你很难过，上气不接下气，身体又有上下分开的感觉。想大便，我陪你去厕所，大便不通，用了甘油球才便出来，扶你回睡房为你使用氧气，你说好些了，我们又再睡，但你清清醒醒毫无睡意，我们还讨论静坐养生之法，你问我是否能够静得下来，我说有时静不下来，我就观想圣哲之像，你说观佛像最好，因佛像俯视静穆慈祥，不使人起念，若观孔子像则静不下来，因孔子像远视前方，是栖栖遑遑，时不我予的不安态度。至于耶稣像仰望上苍在苦难中，更使人难安。我感到疲倦，我说不要再说话了，我们好好睡吧。我昏昏沉沉似入梦中，忽然惊醒听你说，不行了，难过得很，我翻身起来，那时是凌晨五时半，你又要上厕所，我扶着你去，见你气喘得可怕，我把氧气筒搬到厕所给你使用，你推开不要，回到房中再为你使用，你亦不肯，你就直奔客厅坐在椅上，你脸色十分难看，要金妈陪着你，我急电医生求救，并电话国钧夫妇过来帮忙。想不到就在两个电话之间，我回到你身边时，你就静静地闭着眼睛，我叫你无数声，你一声也不应，只听得你喉间有痰声，我惊惶失措，若天崩地裂，与致华一电话后，就随着救护车与国钧夫妇送你到浸会医院，在急救之下，医生证实你已死亡，我哀求医生再想想办法，医生说已返魂无术，劝我节哀。并说唐先生这样安静的过去是幸福，否则来日的痛苦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61]唐先生的去世，在香港和台湾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悼念和纪念文章之多甚至被誉为“唐君毅现象”。1978年2月12日，在香港九龙世界殡仪馆举行唐先生大殓，牟宗三先生报告唐先生生平，徐复观先生撰写唐先生生平事略。是日，苦雨凄风，吊祭者有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及各界人士二千余人，社团数十。“其中不仅是唐教授的亲友和他的学生，还有社会各界阶层人士，也有和他素不相识而敬慕他的人格和言论的社会青年。还有佛门的僧尼。”[62]挽联花圈，挤满礼堂。2月17日，唐先生夫人和女儿到台北为唐先生在观音山山腰地方朝阳墓园购买墓地。3月11日，由李国钧、孙国栋、唐端正、赵潜、李杜、苏庆彬、逯耀东、霍韬晦诸同学护送唐先生灵柩赴台湾落葬台北观音山朝阳墓园。行前先绕新亚书院在农圃道的校址一周，并设祭台送别。3月12日，唐先生灵柩抵台后，由台湾当局“教育部”主持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开追悼会。由李元簇先生主祭，程兆熊、黄振华先生报告唐先生生平，孙国栋同学代致谢辞。是日，蒋经国先生亲临吊唁，并赠“痛怀硕学”挽额。3月13日，农历戊午年二月初五，唐先生大葬之期。是日，风雨如晦，但冒雨送葬者络绎于途，其中很多人，只读过唐先生的书，素不相识。唐先生的灵柩落葬于台北市观音山朝阳墓园的一块墓地，实现了唐先生归葬台湾的遗愿。一位为中国文化、人类理想而劳瘁一生的大儒，除其智慧容光、性情事业长留人间外，其为人间承受种种痛苦的生命，至此乃得到永恒的安息。唐先生的安葬地，俯瞰淡水河，面对七星山，视界开廓，有山有水，形势景观都很好。唐先生夫人言，唐先生会喜欢的，“就不知何年何月才可以迁葬你于家乡先人之墓地”。[63]人皆有死，这是一个基本的生命学、生死学真理。因为，死亡是人生的唯一“目的地”。甚至我们可以说，人的一生，就是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以便让自己可以“死而无憾”。不过，通常生死学意义上的“死亡准备”，并不是这样一个哲学意义上的让“死而无憾”的“准备”，而是面对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点时的“生命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位儒者，唐先生在从被诊断罹患癌症到最后去世这一年多的生命作为，就具有十分独特的生死学、生命学意义上的生命意义。说到关于直面绝症与死亡的理论，人们最常提到的便是库伯勒•罗斯的“哀伤五阶段”理论，这一理论甚至成为了现代临终关怀的理论标准。按照库布勒•罗斯1969年出版的《死亡与临终》一书中提出的模型，临终的病人常常会经历五个情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1）否认期。当病人直接或间接听到自己可能死亡时，病人第一反应就是否认，他们会说：“不可能”，“我不会死”，“他们肯定搞错了”。这时病人心理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否认有可能死亡的诊断信息，他们到处找医生，总是希望通过第二、第三、第四个医院的诊断来否认自己得了绝症。这时，病人往往要向你诉说各种情况，认为可能是医生错误的诊断，他们企图逃避死亡这一现象，表现心神不定。（2）愤怒期。当病人经过短暂的否认期，确实了解到自己不可能治愈时，自然地产生一种愤怒情绪，“为什么不幸要落在我的身上？”“苍天待人太不公平。”于是就产生愤怒、狂想、怨恨、嫉妒的情绪，常常发泄在医生、护士和自己亲人身上，甚至训斥、谩骂、不配合治疗。（3）协议期。其心理特点由愤怒转入讨价还价，并且提出一些相应的要求。他们会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现在发生？”“能不能延长几年？”病人的这种心理特点，常常是暗自进行的，如果不仔细观察往往会被忽视。（4）绝望期。病人协议要求过去了，感到自己日益接近死亡，心情明显忧郁，深沉和悲哀，有时流泪，有时沉默不语，考虑后事，有时情绪焦虑。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时，便陷入消沉、冷淡、沉思、忧愁、抑郁。（5）接受期。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忧郁后，病人的心情得到了抒发，要办的事已办完，病人的心情可能稍微平静下来，无可奈何地听从命运安排。他们在事实上已接受死亡了，并且变得昏昏欲睡，疲倦、衰弱、孤独，逐步走向死亡。对照唐先生从得知罹患癌症到最后去世的经历和日记记载的情绪表达来看，罗斯的这一“哀伤五阶段”理论就显得非常缺乏说服力。因为，唐先生似乎并未经历明显的“否认期”、“愤怒起”，也许有内心的挣扎并且如罗斯所描述的“协议期”与“绝望期”的某些情绪反应，但我们从唐先生的生命行为中更为直观地看到的是，他似乎是很快就直接进入了“接受期”：以相对平静的心情去办完要办的事，然后即听从命运的安排。比如，得知病情后，先是祭拜祖宗父母，然后与夫人去预立遗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学生书局让尽快排版《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到台湾入院检查治疗时，抓紧时间以全幅生命在手术前一天完成《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校对；然后以轻松平静的心情接受癌症手术。又比如，当第二次赴台湾复查时发现癌症复发，被医生告知只有不足三月的生存期，唐先生的决定是，一方面要在台湾买一块墓地，另一方面接受学生和朋友的建议在台湾寻求中医保守治疗。又比如，在最后一次入院检查后，发现是肺癌转移复发并无特效治疗手段后，唐先生选择了回家休养。唐先生何以可以这样“超然”地对待自己的死亡呢？这与他作为一位自觉的生死哲学家对生死、疾病有“先行”的理性思考密切相关，也与他作为一位大儒所坚守的核心信念密切相关。一方面，唐先生是一位非常早慧的思想家，十几岁就开始思考死亡问题，并且将生死问题视为自己思考的核心问题，在不同阶段都有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我们在早起的《人生之体验》、中期的《人生之体验续编》、晚期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唐先生的相关思考和理论探讨，甚至对于疾病也有在罹患目疾后的《病里乾坤》中的深入思考与讨论。对于这样一位已经不断“先行到死中去”的思想家来说，死亡是随时都在与自己“照面”，并因此而做当下该做的事而让生命无所遗憾；因此，当真实的死亡到来之时，他不至于因为“不了解”而恐慌、否认、拒绝，也不至于因为死亡带来的“虚无化”而生出巨大的焦虑和遗憾。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信奉儒家思想与生活的大儒，相信天命，相信鬼神，相信祖宗与自己的生命的内在连接，相信“未知生焉知死”的生死大道，因此，他的主要用心是在当下生活中做最该做的事情，时刻为死亡做好准备；同时，因为死亡并非“空无”，而是可以幽冥感通，所以死亡本身并不是生命的消失，而只是生命的暂终，所以并不可怕。因此，唐先生可以直面死亡的威胁而坦然接受。由于唐先生有“先行到死中去”的生命自觉，因此，他将自己的生命全幅用在当下该做的事情上，而不是用在思考和恐惧死亡和疾病本身上，并以此实现了以道德自觉为基础的生命超越，让自己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不留遗憾，任何时候都可以“死而无憾”。做一个如儒家圣贤一样的真正的人，是唐先生很早就有的志向。他曾自言：“吾年十四五时，即已有为学以希贤希圣之志。”[64]这样一种“希贤希圣之志”所确立的人格理想是什么呢？二十多岁的唐先生在其《柏溪随笔》中这样写到：“一个伟大的人格，任何小事都可以撼动他的全生命。好比一无涯的大海中，一小石落下也可以撼动全海的波涛。一个伟大的人格，任何巨大的刺激，他都可使它平静。好比在一无涯的大海里，纵然是火山的爆裂，也可随著来往的波涛而平静！”[65]很显然，在唐先生看来，圣贤的人格是真性情的、伟岸高卓的。伟岸高卓的人格是可以大中见小、小中见大、大小圆融、天人合一的。当然，在“希贤希圣”的人生旅途中，唐先生也有过诸多艰难、困顿。但是，这些艰难困顿没有成为他放弃希贤希圣的理由，恰恰成为他历练自己生命、提升自己人格的动力。为了安顿自己的生命，他将文学、哲学、宗教等各种中西方人文思想作为自己学习、思考、反省的对象，并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试图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对生命、人生的理解，由此成就其早年的《人生之路》十部曲，特别是《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两书。在这两本书中，唐先生建构起自己终身坚守的生命意识、生命信仰：一念翻转做当下该做的，过道德的生活。在唐先生看来，只要我们“当下自我一念自觉”，我们便可以由“自然的生活”进入“道德的生活”。因为我们之所以不能进入“道德的生活”，根本原因只在于我们陷溺于“现实的自我”，被我们自己过去所流传下来的盲目势力如本能、冲动、欲望等支配。所以，我们要完成自己的“道德自我”进入“道德的生活”，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摆脱本能、冲动、欲望的支配。我们“一念”至此，便当对自己下命令并遵循自己“道德自我”的命令去摆脱它们。这种“道德的生活”无它，就是将人生实践回归到我们自己“心”本身的当下“自觉”上，“自觉”的做我们当下的“心”觉得“该做的”。唐先生强调：“人生之目的，唯在做你所认为该做者，这是指导你生活之最高原理。”[66]这一“做当下该做的过道德的生活”的最高人生原理，也是指导唐先生“死亡准备”的最根本原理。正因为有这一原理的坚信，所以唐先生可以坦然面对疾病的痛苦和死亡的威胁，而唯一可能会让自己不安的，便只是是否做了当下最该做的。因此，当他认为，当下最该做的是保证自己在死亡到来前完成《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的校对，他就不顾疾病带来的剧烈痛苦，一手拿着纸巾擦口吐的鲜血，一手却在校对书稿；当他认为，当下最该做的是完成自己应该给学生的上课，他就可以不顾气踹和咳嗽而照例给学生大声讲课；当他认为，当下最该做的是回家休养静待天命，他就离开医院回家休息、看书和工作。当他做了所有当下之心告诉他该做的一切事情后，死亡的来临对他来说，就只是一个“当下”的生命事件，他完全可以从容接受，并进入下一个生命历程。对唐先生来说，疾病和死亡只是提醒他当下应该做什么事的一个生命事件，而不是操控他生命行为的“重大事件”，他已经完全超越了当下疾病和死亡对他的生命“掌控”。唐先生最后一年不管是在重病住院治疗期间还是在家休养和工作期间，阅读始终还是他“习以为常”的日常生命行为，甚至如他自己所说的“习气”。只不过，这一阶段的阅读呈现两个明显特征，一是阅读不再是为了研究和写作，而只是安顿当下心灵的纯粹阅读；二是阅读内容上偏重佛教和佛学。在台湾住院治疗期间，唐先生夫人即言，唐先生近年喜读佛教书籍，所以特别在床头给摆上两本佛经供唐先生阅读。在回香港家中休养、工作的九个多月时间里，尽管也偶尔读“杂书”，也读西方学者送他的哲学著作，但主要阅读的是佛学和佛教著作，尤其是禅宗的语录和经典。在最后一段相对“健康”的日子里，唐先生所读的是《圆觉经》和《圆觉经疏抄》。作为一位大儒，唐先生为什么在最后直面死亡的岁月里以读佛教和佛学书籍为主呢？这与唐先生自己对宗教的态度以及生命的常道、变道的理解密切相关。生死问题历来似乎都是宗教的核心问题，大多数哲学家也不将生死问题作为自己思考和研究的对象，好像这个问题“本来”就应该属于宗教一样。唐先生是哲学家、思想家，而不是宗教家，更不是宗教信徒，但是，其生死哲学的建构，却具有强烈的宗教“味道”。在唐先生看来，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抑或其他人间宗教，都不如儒家圆融、高明、广大、悠久。因此，一方面，他将各种主要宗教文化的超越性信仰涵摄于其思想体系中，将基督教、佛教作为“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列入“超主客观”的生命境界；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宗教的超越性信仰只能够居于“阴位”，只能够在“消极意义”上发挥作用，只能是人之现实生活处于“变道”之时的应变之策，而不能将其居于“阳位”，在“积极意义”上作为生活之“常道”应用。当一个人遭遇生活的“变道”，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量渺小而无可奈何时，基督教通过设定和召唤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善、无所不知的上帝，个人凭借观想、思慕、崇拜“上帝”的全能大德以扫除一己生命力量的渺小感；佛教则教人明白，一切皆由人自己的贪瞋痴慢等妄执引起，只要知世间万法皆为虚妄，本性即空，就可以有智慧破除生命力量的渺小感。唐先生认为，尽管基督教与佛教都提出了助人破除生命力量渺小感的方法，也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他更加强调，依中国传统圣哲之教，人有心而能反躬自察，只要反躬自察即可发现自己的“好善恶恶之情”，此“好善恶恶之情”是人之“性”，将此“性”充内形外，即成德业事业；因此，对于自感生命力量渺小者，不必先教他相信有一全知全能的上帝会助他成就理想，由此破除自我渺小感；也不必先教他遍观世上一切不合理事都出于人之妄执，教他生智慧而破渺小感；而是可以直接将中国传统的相关思想扩大，依其核心之义融会二教。唐先生是要以儒家的尽性立命涵摄基督教和佛教的“超越信仰”，将宗教的超越信仰置于生命存在的“阴”的一面，而将儒家性情之教置于生命存在的“阳”的一面。不过，当一个人的生命遭遇巨大的现实困境，当下无力直接以直通性情的“阳”的方式应对时，在短时间或者过渡时间，以“超越信仰”的“阴”的方式借助“外力”增加个体生命面对当下困境的力量，在唐先生的理论系统中是被允许和成立的。面对死亡的威胁和疾病带来的巨大身体痛苦，当然不是生命存在的“常道”和阳面，而是生命存在的“变道”和阴面；当此之时，通过阅读佛教强化自己的精神力，甚至如唐先生临终前给夫人所言，通过观佛像来凝聚自己的生命力，是最切己的“变通之道”，因为佛像俯视，静穆慈祥，不使人起念；孔子像远视前方，使人有栖栖皇皇，时不我予之感；耶稣像在苦难中，更使人不安。“善终”在学术意义上被界定为“尊严死亡”，日常话语中也叫做“好死”或“优死”，是中国古人所企求的五种幸福之一，被视为完美人生的必要组成部分。《尚书•洪范》谓“五福”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考终命”即是“善终”。在现代医学技术非常发达的情境下，死亡往往不掌握在个体生命自己手里，而是取决于医院、医疗和医生，因此，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善终”即“尊严死亡”的追求，对由生到死的“死亡过程”的研究和讨论，已经成为一门大学问，不仅在纯粹学术意义上有“死亡学”、“生死学”等，在医学、护理学层面也有了“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等专门学问。将西方“死亡学”和中国传统的生死哲学智慧相融合而创立华人社会“生死学”概念的台湾著名生死学者傅伟勋先生，曾经从理想条件和起码条件两个方面来理解死亡的尊严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善终”，“就理想条件而言，我们都希望能够避免恐惧、悲叹、绝望等负面精神状态，能够死得自然，没有痛苦。……就起码条件而言，……至少能够依照本人（或本人所信任的亲属友朋）的意愿，死得‘像个样子’，无苦无乐，心平气和”。[67]这样的死亡不但能让终末期病人可以平静地安排自己人生宝贵的最后时光，而且也可以因此减轻生者的悲痛，不至于为死者的死亡而痛不欲生。但是，在“现代医学情境”下，因为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医学本身的异化，终末期病人往往遭遇着失去“死亡尊严”的尴尬处境，人们似乎越来越得不到“善终”。王云岭教授在《现代医学与尊严死亡》中指出，伴随各种“生命维持疗法”如人工呼吸装置、起搏器、鼻饲或静脉营养装置、透析仪、心血管药物等的应用，现代社会中的终末期病人常常处于这样的生存状态：身上插满管子，身体极度衰弱，床头的心电、脑电监视仪器时刻向医护人员报告着他的生理指标，鼻饲管供应着他赖以为生的营养，呼吸机给他提供着氧气；他不能活动，哪怕一个微小的翻身动作也不可能；周围没有亲人陪伴，除非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医院的特许。这就是所谓的“ICU病人形象”[68]。很多人这样孤独地死去，而这正是多数身处现代工业社会的人们的死亡群像。针对现代医学情境下个人死亡的无尊严现状，王云岭认为，在现代医学情境下，“优死”或者说“善终”、“好死”，最为主要的内涵有两个：一是死亡时刻没有痛苦；二是死亡之前未曾受病痛折磨，特别是长期的病痛折磨。如果可以更进一步界定死亡过程中的尊严问题，则可以说：“一种死亡被视为优死，首先，意味着这种死亡是没有痛苦的，包括没有身体的疼痛以及精神的恐惧和压力。其次，意味着在这种死亡中，主体经历了精神的内在成长，这包括面对死亡的态度与选择死亡方式的意志。这种精神的内在成长是个体生命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意味着在这种死亡中主体获得了死亡的尊严，即或者因这种死亡赢得了他人的尊敬，或者在这种死亡中未曾遭受来自现代医学的侮辱，或者两者兼有。”[69]唐先生对死亡的过程有非常自觉的准备，这些准备不仅是在灵性精神的自觉方面，甚至包括死亡场地的选择、死亡方式的选择、死亡时刻的选择。唐先生手术后发现癌症复发后没有再进行极端的治疗而是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以减少痛苦；唐先生在病魔还没有导致其身体上如医生所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迫生”状态前，选择回家“等待”“自然死亡”；唐先生选择了生命最后阶段的居家临终，在亲人陪伴中而不是在孤独的ICU病房中安然离开这个世界；唐先生临终的最后时刻，是自己走到椅子上坐下来，在夫人打两个求助电话的短暂时间平静死亡。在唐先生的死亡准备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基于自己的生死智慧和生命自觉，他没有强烈的“精神恐惧和压力”；而且，他还在这一准备死亡的过程中经历了“精神的内在成长”；并且，因为唐先生在临终前选择了类似于当代的“居家安宁疗护”的方式回家休养和保守治疗，因而“未曾遭受来自现代医学的侮辱”，也没有经历剧烈的“身体疼痛”而导致自己失去尊严。因此，不管是从现代医学情境下的“尊严死亡”角度看，还是从中国传统社会所期待的“善终”来说，唐先生的“死亡”这个生命事件，都可以称得上是“善终”。对生死问题的体验和意识关切，是贯穿唐先生一生的生命与学问中的。他在生命成长的早期，经历并深刻体验了好几次生死离别等重要事件。这些事件以及所带给他的生命体验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唐先生在写就他一生最宏伟的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后，还特别在“后序”中对它们一一记述；在他躺卧在病床上深刻反省自己的生命经验之时，也将它们梳理出来作为自己生命经历的重大事件；而在他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退休演讲中，这种生死经验的回忆仍然是重要主题。而其终身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带着这一问题意识的，并围绕这一问题意识展开自己的理论建构。为了解决他自己和现代人的生死困顿，唐先生立足于儒家生死观的基本立场，整合佛教及西方哲学的生死理论，提出了以实现“不朽要求”为目标、以“心灵生命”为基石，以“立三极”（人极、太极、皇极）、“开三界”（人格世界、人伦世界、人文世界）、“存三祭”（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为归旨，以“生死呼应”、“生死感通”为根本的一套性情化的生死哲学理论。这样一套影响他终身并指导他的“死亡准备”的生死哲学理论，用唐先生在二十六岁时发表的《论不朽》一文的话语来说，即是一种确证生命永恒的“完善不朽论”。从青少年时期的生死体验与感悟，到三十岁左右撰写的《人生之路》十部曲（包括《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三书），再到五十岁左右撰写《人生之体验续编》、《病里乾坤》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等著述，及至晚年的结晶之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唐先生在理论上建构起了这样一套“完善不朽论”的生死哲学。这套生死哲学以“心”为生命存在的依据，此“心”作为本体，既源于超越的“天”，又内在于每一个人的“性情”，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个体生命之内，又连接于生命和世界的本源之“天”的超越性。此“仁心本体”的超越性表明，它不会随着肉体生命的死亡而成为“非存在”，所以是不死的；“仁心本体”的超越性会不断向自我发出超越性的自我命令，即提出理想志愿，而这种命令本质上也就是“天命”；人的身体和心灵以“呼应”关系，共同不断实现这些心灵志愿，创造新的“属人的”人文精神生命。由此，人的肉体与心灵一起，因为此人文生命的永存而永存。所以，每一个个体生命尽管有身体的死，其生命却是“死而不亡”的。不过，这样一种“死而不亡”的生命，必须建立在生者自己不断自觉地自我超越，以“义所当为”来要求自己“自觉地做自己该做的”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生命存在必须充分发挥其“用”，此“用”也就是每个人的“生活理性化”的过程。与此同时，每个人依照自己的“心”行“义所当为”之事，必然包括对其他个体生命的体认，亦即对人与人之间“精神空间”的确认，此精神空间也包括对“死者”之“余情”的体认。由此，生者与死者之间，通过“情志感通”建立起了通达的道路，“死者”以事实上的情意存在，生活于生者的生活世界，“洋洋乎其上”，“洋洋乎在左右”，生死世界成为一个整体通达的世界，这个世界涵摄在我们的“理想”亦即“性情”之中。唐先生生死哲学的核心意味，是要人领会到，一个人的“心”，是有旋转乾坤的力量的，只要你跟着自己的基于“性情”的“心”走，使自己的生活不断“理性化”，你的生命即“一有永有”而进入“完善的不朽”。而面对自己的死亡，唐先生同样禀受天命，自觉地做自己该做的，使自己面对死亡的生活仍然是“理性化的”亦即“道德的”生活，从而实现由生到死的真正的“尽性立命”、“天德流行”。可以说，唐先生以其全副生命实践着他自己生死哲学所倡导的“生活理性化”目标（尽性立命的道德生活），并以真切的行状给人们呈现了一副真正的“生活理性化”的生命样态。唐先生实际上是在通过自己的理论思考和生命实践，双重地建构自己让生命永恒的“完善不朽论”生死哲学。
最新发表
联系我们
huarenshengsixue@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