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娅 新闻人，心理、教育和公益工作者。退休前曾为 《中国青年报》 高级编辑。首届邹韬奋新闻奖获得者、中国保护未成年人杰出公民。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并为高校教师举办生死教育工作坊，同时参与推广生前预嘱和安宁疗护，现于安宁病房志愿服务。著有 《横渡死亡之海》 《影像中的生死课》 《给妈妈当妈妈》 等书，2022年11月出版《旅行中的生死课》。
“没有一个固定的‘我是谁’，你不断地在成为‘我是谁’，不断地建构自己，永远在becoming myself，一直到老，一直到死，becoming myself才结束。”
2013年，陆晓娅60岁生日那天，她像往常一样坐一个半小时公交从家里到歌路营——五年前从报社退休后，她和伙伴杜爽一同创办的为留守儿童服务的公益组织——去参加她的“二次退休”仪式。每个伙伴都画了一幅以她为原型的画送给她，还弹唱了一首自创的《我们的老鸭》。结束之后，陆晓娅一挥手说，小朋友们，拜拜啦。她决定告别，一是来回歌路营每天要花费三小时，二是机构发展太快，“年轻人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而我想，如果生命有限的话，我是把精力用在学习新东西上，还是先去发挥自己的潜能？”花白头发蓬松地顶在脑袋上，陆晓娅从55岁开始决定不再染发，她的声音仍然清晰有劲，但进入老年，装时间的那个囊袋逐年羞涩了。“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到了我爸死的年龄。”1986年冬天，陆晓娅的父亲六十出头，因肝癌结束新华社巴黎分社社长一职回国治病，八个月后去世。“我潜意识中一直记得我爸六十出头就死，谁敢保证我不会？”死亡焦虑一触即发，或者说，“死亡其实一直搔到我们的痒处。”她笑说同龄朋友们已经成了“诸子百家”，照顾孙辈的是“孙子派”，还在四处讲学的是“孔子派”，开始养生的是“老子派”，逍遥出游的是“庄子派”，喜欢捣鼓东西的是“墨子派”。自己呢，各派兼有，但在不同年龄段比重不同。刚退休时她买了种花的书、做布艺的书，买了电动缝纫机、画笔和颜料，好像要过一种休闲生活了。实际上却是，前五年办公益机构，经常早上五六点起来，直奔五环六环外的打工子弟学校；二次退休后，找职业规划师一起做了一份规划，在白纸上画一棵树，四根枝桠，一枝是照顾认知障碍进入中期的妈妈，她的身体与记忆都在迅速衰退；一枝是给大学生讲课，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过五年的“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是学生秒选的热门课，食堂阿姨也来听，外校学生蹬着自行车也来听；一枝是旅行，63岁她重新开始学英语，并出国到处旅行；一枝是写作，写作是她的习惯。四根枝桠穿插生长，陆晓娅让自己忙得停不下来，最后缝纫机也送人了，至今养花也养不活。“他们老跟我说，你干嘛搞得自己这么忙？”朋友说她有时间焦虑。老年原本不是一桩坏事，它意味着智慧，是历史的载体与时间的造物。但工业劳动、大众教育的出现使老年人的社会价值降低，现代医学又将老年贬斥为洁净、健康的对立面，而老年的终点，死亡，被视为一种失败。陆晓娅可不干，她反复提到“积极老龄化”，意味着不仅维持身体机能，且肯定老人人权，维持独立、参与、尊严与自我实现。2007年，母亲陆明珠77岁，在医院被确诊患有认知障碍症。起初是打很多次电话但总重复说一件事——烧坏锅把儿、忘带钥匙这样的小事，然后是什么东西都往衣柜里藏、爱发脾气、无法清晰表达和对话的精神荒芜阶段，再是忘记眼前人、完全无法自理的身体机能退化。最后，轮椅上的母亲已经无法直起头来，“仿佛一夜之间，妈妈就决定再也不抬头正眼看这个世界了。”陆晓娅做梦，梦到拉着母亲的手散步，但她们走得太远找不到回家的路。母亲渐渐走不动了，她把母亲背在身上，背不动了，抱着，“她的身体就像一卷行囊，柔软而顺服。我背着、抱着这卷‘行囊’，一会儿走在乡间的田埂上，一会儿又穿行在城市的窄巷中；明明觉得前面有路，走过去却发现不通，只好回过头去走一条不知通向何方的弯路。”
她不能扔下这卷行囊，并且她必须处理和母亲之间大半生的疏离关系。从1岁零9个月被寄养到外婆家，到5岁被接回北京上幼儿园，陆晓娅很少见到母亲。到北京后不久，父母双双因公出国，等到母亲回国生育第三个孩子时，陆晓娅已经10岁了。15岁，陆晓娅便随浪潮下乡。在她与母亲接触的为数不多的几年里，母亲鲜少笑容，生病后的几年更是常常拉下脸来。母亲认知症早期时陆晓娅好奇地把这个问题问出了口，母亲说：“我数理化好，别人都羡慕我。”再问，再答：“我外语好。”再问，再答：“我到了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大西南。”“还有吗？”“想不起来了。”“当年因为‘革命工作’为先，既没有亲自养育过自己的子女，也没有亲自照顾过自家的老人。如果命个名，或许可以叫他们‘上没养老下没养小’的‘独一代’。这种特别的生活经历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比如：在一把屎一把尿中生成的依恋和信任，在一杯水一餐饭间凝结的亲情和责任，在一声哭一声笑里建立的理解和支持，在一次亲吻一个拥抱中表达的无限柔情……总之，是那些人性最深处的温暖，是爱的愿望和能力，是心灵的包容与弹性，是生命的活泼与欢快，是不离不弃的坚忍与信心。”陆晓娅在《给妈妈当妈妈》中写道，“或许不能责怪他们，当整个社会都不健康的时候，作为个体，他们没有多少防御能力，所有人性的疫苗，都在一次次的‘斗私批修’中被杀死了。”她想重新建立两代人的纽带，给母亲写信，也许这样比说话更有效；为她洗澡，60岁的女儿才开始触摸到母亲的身体；带她回乡，把母亲放回她成长的时代与家庭去理解，也能够更知晓自己的来处。
▲2019年，陆晓娅和母亲在养老院的花园里，母亲已经无法抬头书写给了陆晓娅一个喘息和重构的机会，她以此排解照护带来的压力。《给妈妈当妈妈》其实写得颇有生趣，母亲混乱的语言被陆晓娅取名为AD语（AD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缩写），不得不将母亲送往养老院时她称之为送妈妈上幼儿园。偶尔才流露，“我怕的其实不是陪着老妈，而是怕‘耗着’，什么也不做地耗着，让时间，宝贵的时间，宝贵的生命，就这么一点点地耗尽。”她害怕老年变成垃圾时间。漫长的十多年里，她和妹妹、弟弟、弟媳一同照护母亲，也一同看着“聪明要强的妈妈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不会走路、不会吃饭、不会说话的存在”。母亲爱他们吗？爱她吗？她在生命的末期感到幸福吗？觉得自己值得爱吗？她总是挂在嘴边的“回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都已经变成了无疾而终的事。2020年7月，母亲去世半年后，陆晓娅梦到母亲复活了，睡眼惺忪地在屋子里踱步。陆晓娅还在讶异，养老院的护工们却都已经指着母亲说：“看，陆阿姨又活了。”母亲走得摇摇晃晃，脸上却是笑咪咪的。课堂上的面孔一张张年轻得连她一半岁数都不到。2012年，照护母亲的同时，陆晓娅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影像中的生死课》，带学生看《时间规划局》《死亡诗社》《浪潮》《生之欲》，将过往的经历、学习借助影像和互动讨论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在课程开始前，她让学生们先写下“死亡离我们有多远”。有学生提议，问题可以改为“死亡离我们有多近”。“他们大多20岁上下，但他们经历的死亡事件远比你想象的多，比如自己亲人特别是祖辈，甚至父母的死亡，目睹自己的同学跳楼自杀，目睹车祸，自己的宠物死亡，还有自己病到濒临死亡。”收到的答案让陆晓娅意外，“但是这些东西过去了，其实并没有机会说，没有人来和他们聊聊感受是什么。”
陆晓娅记得自己32岁时第一次被检查出乳腺肿瘤。一天早上她穿着绿色连衣裙进办公室，接到电话，是医院告知她有床位可以住院检查了。她收拾东西赶到那儿，刚进去，病房里的人都转过头来看她。她以为是自己的绿色连衣裙太显眼了，那是妈妈从国外买回来的布料，在1980年代显得很新潮。再仔细看，病房每张床的床头都标记着“CA”。陆晓娅没怎么学过英语，但不知道为什么，她那会儿就反应过来，CA，cancer，癌症。大家看着她不是因为裙子，是她如果这时就得了癌症，太年轻了。更早一些，15岁的陆晓娅作为知青下乡到陕北农村，一度居住在村民家不足十平米的窑洞里，冬天晚上冷得要借来好几床被子盖。她是赤脚医生，药箱里有一个墨水瓶，里面装着少量煤油，点着之后一灯如豆，她躲进被窝只露出脑袋和一根手指翻书看。可是那几年农村生活艰苦，收成极差。一年后，一同下乡的发小连连，在村里得病，求治无门后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车上就高烧不断，几天后不治身亡。在父亲的信中，陆晓娅第一次看到一个词——夭折。她连续一个星期无法合眼，睡着了却噩梦不断。紧接着，知青之间发生凶杀案，亢奋又混乱的青春期把一方推向死亡，一方推向逃亡。陆晓娅愈发“陷入到恐惧、焦虑和抑郁中”，不想出工，借酒消愁。很多年后她到苏格兰旅行，在斯凯岛上看到一把陌生人的纪念椅，忽然想起连连，她的骨灰在动荡中不知所踪，“半个多世纪里，我无处去哀悼她，她没有墓碑，更没有纪念椅，她曾经的存在就仿佛一粒尘埃被历史的狂风吹散。”
1998至2002年，陆晓娅上了香港中文大学林孟平教授主持的心理辅导硕士班、博士班，学习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同时也接触到存在主义心理学。“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欧文·亚隆认为，人类抵御死亡恐惧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个体化，活出自己的独特，发掘自己的潜能，让我自己不白活这一生；另外一种叫作共生或者融合，把渺小的我融到一个更大的东西里，比如宗教、革命、民族、国家，我死了，但是这个东西它会继续存在，我也会因为融入大的东西而不再感觉个体是渺小的。”两条道路走向极端都不妙，陆晓娅说，“个体化走向极端你无法意识到自己跟其他生命是共生的，共融的问题呢，你会活不出自己，还会发现很多东西是虚假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强调人选择生活意义的自由，自由伴随眩晕。1991年，还在《中国青年报》做编辑的陆晓娅创办了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青春热线”，每天晚上6点半至9点半接听来电，办了19年，总有年轻人问：“活着有什么意义？”“如果人生有一个现成的意义，这意义是谁创造的？肯定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宗教、一个组织、一种文化创造的，把它塞给了你。万一你发现这意义不是你要的，跟你不match（相配），这咋办？或者你在这个框架中生活了一阵，觉得好无聊，又会产生怀疑，对吧？”陆晓娅经历过价值观重塑，“我特别感谢人生没有一个现成的意义。其实，当你能投入地去做某件事，觉得很值得，甚至忘了‘意义’，那个时候就是你获得了生命意义的时候。”51岁，陆晓娅的大学好友因癌症去世，她写了自己的第一封遗嘱。57岁，她因乳腺癌经历了一次手术，再次写了一封遗嘱，并且之后每年生日都修改一遍，深切感受到如奥古斯都所说——唯有面对死亡之时，一个人的自我才真正诞生。死亡经凝视而变成体会自我及人类有限性的原点，有限产生焦虑，焦虑亦导向悲悯。“影像中的生死学”上到第四年、第五年，陆晓娅会带学生去万安公墓。那里埋葬着朱自清、曹禺、季羡林、容国团、启功等很多文化名人，陆晓娅会讲解这些人的墓碑、念墓志铭，然后让学生解散，各自在墓地观看，看看哪些墓碑触动自己，然后一起分享。陆晓娅和学生们在万安公墓曾见到过一块墓碑，写着雨果在巴尔扎克葬礼上讲的一句话：死亡是伟大的自由，也是伟大的平等。一年前，陆晓娅开始以心理师的身份进入燕园安宁病房做志愿者，每周两个整天，马上就要满100天了。“我真的很好奇人是怎么死的？死之前会经历什么？多少肉体的折磨，多少所谓灵性的痛苦，灵性痛苦都是什么？能放下吗？”她一口气说出一连串问题。 作为志愿者的一天从跟着团队巡房开始，询问病人与家属的生理、心理状态。陆晓娅见过不少焦虑的人。有一位独居老人患有肺癌和哮喘，必须时时吸氧，有时晚上不敢睡觉，即使入住了病房也是如此，“照顾他的护工小伙子也快崩溃了。”陆晓娅去看他，心想如何让他安心地睡一会儿。她让老人家握着自己的手，闭上眼睛，一边跟着她冥想，一边深呼吸，想象回到故乡东北，“下雪后空气特别清新，凉凉的，现在你把它深深地吸进去……还有阳光味道的、青草味道的、海洋味道的空气……”一会儿，老人家就开始打呼噜了，护工小伙子也睡着了。“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是我想这当时可能就是他需要的。”陆晓娅也遇到过一些受过创伤的老人，有一位老人曾两次自杀，他觉得自己生了病成了家人的累赘。“他不相信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得了癌症仍然是被家人珍惜的人。这些都给我很多的触动，我也是一边陪伴，一边思考，一边探索，看看在经历很多苦难和挫折之后，支撑他活到今天的力量是什么，找到这些力量，找到他生命的独特价值，有助于他和自己的命运达成和解。”
▲2017年，陆晓娅在耶路撒冷大卫塔碰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台湾慈济医院的安宁病房，陆晓娅在门口见到过一幅宣传画，上面写着：对于生死，要说！要听！要看！“害怕。我到现在也怕死。”陆晓娅笑，“但最怕的其实是失能和如果得的病很痛苦，除非说我能不疼，我还能说说笑笑，胡说八道，最后死得还特酷，那我觉得也挺好。我女儿知道我的遗嘱在哪里，总之到时候她别非要救我。”有时候听陆晓娅有劲的声音，觉得她好像永远充满活力。年轻时跟探险队用漂流的方式穿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两年前，不方便出国旅行之后，她又跑去四川玩，一个人去爬剑门关。那是疫情第一年的9月份，雨天上天梯栈道。一路上无人，几乎只有她与青山相对，“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这个老太太也如是。”从剑门关回来后膝盖作痛，痛得睡不着觉，连着三周去医院打针，一好转立马又要往外跑，“这人就特讨厌，又跑出去玩。”于是去年去走古蜀道，不留心在青苔地上摔倒，左手骨折，她把打着石膏的手伸出去吓唬别人，“‘黑手党’来咯。”唯一需要感慨的是身体衰退大不如前了。五年前去约旦的时候，陆晓娅和朋友在古城佩特拉日行三万多步，现在走不到一万步就疲劳了。但她的焦虑在一层层减轻。精神医学大师欧文·亚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提出，死亡焦虑与生活满足成反比。陆晓娅深以为然。2022年，陆晓娅69岁，母亲病逝，教书告一段落，疫情阻隔、无法旅行，她的树上只剩下写作这一根枝桠，但又有新枝生长出来。2021年，她把照护母亲的笔记整理成《给妈妈当妈妈》出版。2022年，在朋友的启发下她又重新编写九年来的部分旅行笔记，串联成一本《旅行中的生死课》。“有时，为了重启或重构新的生活，人们会主动地去打断生活的延续性。”她在书中写道，而当下，“‘延续性’似乎变成了一种幻象，生活变得‘支离破碎’了。人该到哪里去寻求勇气、智慧和力量，来面对这支离破碎的生活，来整合这支离破碎的生活，让它能继续延续下去？”
她觉得或许该多跟朋友们联系，7月份以来，她有三个朋友突然离世，后来每个月她都会约三五个人碰头见面，读书、散步，或者聊各种人生话题，“我们前些日子就谈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是什么样，谁告诉你会来例假，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想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塑造的。”她还办了几个读书会，无目的地“乱读书”，比如书桌书架上的《始于极限》《手的精神史》《给仰望者的天文朝圣之旅》。“保持自己的底线。”陆晓娅说，“然后保持正常的心态。”疫情中，更多时间她待在自己的书房。十平米的房间，书架占了墙面大多数，剩余处则是一块大黑板，我去拜访她那天，黑板上还留着前几天的日程：“预约体检”、“给纪叔叔电话”、“寄书”。陆晓娅每天早上在这里学一个小时左右的英语，一上午不用手机，写作，用脑，下午打盹，看书，或者散步，“是我的mini旅行时间”，晚上读书和观影。隔着两层玻璃，窗外是一棵金黄的梧桐树，待在家里的时候她喜欢看树：“你不觉得今年秋天特别长吗？老天爷为了抚慰我们的心，对吧？”这几年她的朋友们都开始写回忆录，有些出版了，有些只为了赠友，但她总觉得还没想好用什么方式重新面对过去。2022年，陆晓娅将父母留下的日记、笔记电子化，之后她开始收拾那些可能成为自己“遗物”的东西。翻开年轻时的日记，当年写了许多大话空话，她买了一台碎纸机，把它们搅碎了扔掉，一些仍有价值的，她扫描下来，并且建了一个“时光之镜”的文件夹，开始用文字和过去的自己对话。“我们不断回头看结构中的自己，看自己对结构是否有突破。你要活出自己的时候，一定有些时候是会挣扎的。”开始学英语后，陆晓娅读完的第一本英文书是亚隆的自传《成为我自己》（BecomingMyself），“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我是谁’，你不断地在成为‘我是谁’，不断地建构自己，永远在becoming myself，一直到老，一直到死，becoming myself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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