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牌”医学

                                                                          ——我所见证、阐释的医学人文二十年

王一方

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二十年里，科学文化运动可谓惊涛四起，但在这片片潮声中，医学人文算不上是主潮，这是因为医学根本算不上纯粹意义上的科学，医疗的进步也全仰仗理化、生物技术成果的借鉴与移植，但缘于医学的“顶天立地”特征，一方面抵近生命科学的前沿地带，呈现强烈的先锋性，另一方面又贴近百姓的医疗保健生活，表现出强烈的世俗性，且生老病死之思铸造每一个人的疾苦观、死亡观、救疗观、健康观，“要么在医院，要么在去医院的路上”，没有人能躲得开。从传播学的意义上看，医学人文对于科学人文进程的高下、开阖、进退具有普适性、经验性的默会影响与具身领悟的思想价值。

作为世纪之初的二一世纪前二十年，无论是科学文化，还是医学人文，都面临着双重使命，任务之一是盘点、反思二十世纪下半叶（战后）的医学价值理性，彰显学科批评意识的崛起与系统批评的胸怀、格局，其标志性事件有五，一是杜博斯等对“医学良知”的吁请（1一九六〇），二是芝加哥大学等十院校对“医学与人类价值”的系统开掘（一九六九）；三是伯格为质疑新技术“应然-必然”逻辑而召开的“阿西洛马会议”（一九七二）；四是恩格尔倡导躯体-心理-社会三元一体的“新医学模式”（一九七七），五是卡拉汉重新叩问“医学目的”（一九九四），还有关于反思的反思（反批评），如循证医学对于证据主义的重振，精准医学计划对还原论的复活，以及叙事医学对循证医学的挑战。任务之二则是重启二十一世纪的新征程，开启新的话题谱系，提升原有话题的精神与价值海拔。开启亦开阖，提升即提撕，整个历程不仅是探索性的，也是自我反思式的学术蜕变，思想淬火。

一

二十一世纪初始的二十年，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我以出版人、专栏作家、电视嘉宾的身份参与医学人文主题图书、前沿话题的策划与写作，二〇〇四年，受吴明江先生（时任中华医学会秘书长）邀请为中华医学会会刊《中华医学信息导报》撰写了三年的“医学人文”专栏，主题自定，常常源自医学人文新书，或者某一媒介事件，集腋成裘，居然超过百篇，后结集为《人的医学》。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最大的医学媒介事件莫过于萨斯（非典）的突袭，这一事件对于医学人文运动具有强力的挤压与托举效应，二〇〇三年二至五月间，我的名字与身影频繁出现在《光明日报》《健康报》《北京电视台》《凤凰卫视》。编辑给定的角色都是“从医学人文角度审视萨斯事件”，我想，在当时，为数不多的医学人文学者都有相同的经历与体验。后十年，我则以北京大学医学人文教师、研究者、传播者的身份参与医学人文谱系的拓展与体系的建构，不仅与同事一起开设了受学生欢迎的医学人文课程，还为近六百所医院进行了医学人文巡回培训，策划主编了一系列“医学人文丛书”，有些挤入了超级畅销书的排行榜（如《最好的告别》），还为六十余种医学人文主题图书撰写了序言与评论，为撬开医院人文静谧的门扉，接连在《中国医院院长》杂志开设了“画布上的医学”、“电影屏幕上的医学人文”（后结集为《白色巨塔：屏幕中的疾苦与拯救》）、“医学的哲思”三组专栏，还在《医学与哲学》开辟“医学思想史”专栏；《读书》杂志上连续刊发的医学现代性反思主题随笔（后结集为《该死，拉锁卡住了》三联书店，二〇一六）；对众多突发医学媒介事件作出“近距离观察、远距离思考”的医学社会学透视（后结集为《中国人的病与药》当代中国出版社，二〇一二）。先后策划、举办了“北京大学健康中国论坛”、“医疗影视剧创作座谈会”，组织了以死亡教育与辅导为主题的“北京大学清明论坛”，邀请韩启德、葛剑雄、罗点点等社会名流演讲，唤起全社会对生死、苦难的豁达应对，曾经连续引起媒介的热烈关注。凭栏回望，壮年笔健，挥斥方遒，如今鬓须斑白，心有所戚，无疑，出版（媒体）机构、大学讲坛，可以说是两个绝好的传播平台，让我深度参与见证了新世纪医学人文的曲折前行。尽管人菲言薄，也收获了个人在医学人文蝶变中从自发到自觉、自然到必然的精神发育。出版了医学人文三部曲《医学是什么》（二〇二〇年，二版）、《医学人文十五讲》（二〇一九年，二版）、《临床医学人文纲要》（二〇一八年，一版）。难得自知之明，这些作品在中国医学人文二十年的演进长河里，不过是星星点点的思想火花。从传播学看，的确是留下一些雁声，但从思想史积淀角度考量，则还十分浅薄。

    说起医学人文，人们印象中只不过是一个朴素的非技术旨向与朦胧的反思意识，医学人文给人以空壳化，模糊化、朴素化的印象。在西方曾经是一件“空雨衣”，在中国则是叶公眼中的“蛟龙”，医学人文只是客厅里供观赏的花瓶，是人人都觉得应该读却人人都不读的名著，是百无一用的屠龙之术，是医院管理的杂物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充满尴尬与无奈，更难得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身居边缘，仍然怀抱不屈不挠的呆气负重前行。

从历史角度看，医学人文脱胎于人文主义渊薮，近代人本主义思潮，现代人道主义的拓展，尤其是二战之后的“恶行反省”（被揭露的纳粹医生及七三一部队的医疗暴孽）。于是，医学人文运动有两个旨归，一是回归传统的仁慈、优雅，二是穿越时代的价值风洞，调适好技术与人文的张力，在技术化的医学飙升之时，凸显医学的人本特质，在诊疗活动中唤醒、打捞人性、人道、人伦，创造和谐的学术生态。一般来说，它可以理解为一个教育、出版主题、学术研究方向，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学术范畴，或学科群（建制），“大医学人文”（相对于文史哲、语言、艺术、宗教的经典人文学科界定）是一个学科集合体，包含医学史、医学哲学/辩证法、生物/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卫生法学、医学与文学、健康传播、医学教育学、医学美学/美育等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很长一段时间里，既没有建制化的学术机构、学会社团的支撑，也没有严格、规范的学科谱系。面对这么一大摊子学科，谁也不敢自诩自己是通家，能知晓其中的奥秘，人们各自为念，信马由缰，有人把“医学伦理”，也有人把“医学史”作为医学人文的主旨与龙头，还有人把“医患关系/沟通”作为医学人文的主要抓手。虽然剑走偏锋，其中也或隐或现地展现出医学人文的范式突围，新视角的开辟的逻辑理路，传统的医学史、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三剑客再磨锋出鞘，新的认知与批评（反思）范式登场，以传播学为特征的思想史、现代性批评（循证医学批评），以文学叙事、现象学哲学，人类学田野研究为特征的叙事医学粉墨登场。直抵人类母题的审视与关系的思考：科学不是独步天下的命运之神，必须深入思考自身的境遇，科学与人类文化，作为文化的科学，以科学为特色的文化，科学与人文的互掐与互洽。

二

二〇〇〇年，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分开办学近五十年后重新合并，组建包含医科的新北大，新北大对于北京医科大学的原建制基本尊重，但将原北京医科大学的社会人文部（简称社文部）扩大整编为“公共教学部”，强化以“博雅”（通识）为诉求的医学人文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尤其是二〇〇三年萨斯的流行与防控的洗礼，疫病中的人文因素、范畴一度被媒介放大（如罪与罚，辜与伐，征服与敬畏，管制与自由，歧视与欺瞒，医患共感），引发诸多医学人文话题的思辨与争论，全社会的医学人文意识有了空前的觉醒。二〇〇八年四月，北京大学在时任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常务副主任柯杨教授的运筹下，决定在“公共教学部”基础上组建了医学人文研究院（下设“医学人文学系”，张大庆教授出任首任院长），每年还出版一期《中国医学人文评论》（丛刊），该院以学科齐全、研究人员众多，学术成果斐然，成为全国医学人文的重镇。自此，“医学人文”成为有建制化支撑的学术主题，也开启了波及全国的易名风潮，随后，全国大部分医科大学相继效仿，成立“医学人文中心（学院）”，二〇〇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丛书“主题学术十五讲”在温儒敏教授（时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力主下增列“医学人文十五讲”主题，以讲座体的散点透视模式回答了医学人文的核心主题及关注谱系。二〇一三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张大庆教授的《医学人文导论》，该书回顾了医学人文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历程，分析了医学人文学科在医学教育、研究、临床以及卫生政策领域的作用与价值，探讨了解决当代医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服务面临的社会伦理难题的可能路径。二〇一六年，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译丛”四种，包括后来在临床医学人文领域里产生巨大影响的《叙事医学》（丽塔·卡伦著，郭莉萍等译）以及医学思想史名著《当代医学的困境》（卢森伯格著，张大庆译）、《医学的文化研究：疾病与身体》（黛博拉·乐普顿著，苏静静译）、《临床医患沟通艺术》（皮特·沃舍著，王岳译），二〇一五年，中国医师协会组建医学人文专业委员会（高金声出任首任主委），并推出了《中国医学人文杂志》（月刊，张雁灵主编，王德执行主编），原来的学科性的医学人文期刊《医学与哲学》、《中国医学伦理杂志》、《医学与社会》也纷纷开辟“医学人文”专栏。二〇一八年，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周程教授出任首任院长）。在周程院长任上，他极力推动医学人文的学科建制化，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建制化拐点，二〇二〇年，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对北京大学领衔提出的关于设立“人文医学”一级学科（此前“医学人文”寄居与医学总论R0门下，限制了医学人文的学科发展）的提案进行了评议，这项评议工作的召集人是刚卸任的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她早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曾主管高教司属下的医药教育序列，熟知医学中技术人文双轨运行的机制，洞悉医学教育中亟待改变的重技术、轻人文的状况，在她的理解与支持下，二〇二一年六月一七日，医学人文一级学科在教育部医学门类专家论证组中通过（最终还需国务院学位办公室认定），从此，中国医学、以及医学教育的版图中将创造性地增添人文医学模块，这对于未来医学的平衡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北京大学医学部）

医学人文学科集束之后，产生了自己的学术版图与分化逻辑，包括学术范式的医学人文（人文医学），临床医学人文（人文医疗），医院管理中医学人文（医院人文、人文医管），医学教育中的医学人文（人文医教），医改中的医学人文（人文医改），中西医比较（对话）语境中的跨文化医学人文，这样的分化凸显了时代标签、实务导向，中西医人文对话模块的探索明显强化了中国语境与中国特色。

医学人文概念的背后是人文学术的交叉、集成，第一个“集束”效应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在医学人文旗下，学科还是那些学科，集聚起来，就产生了人文连线、人文学科阵营的规模效应、边际效应。同时也开启了医学人文的母题思考（公众理解/误解医学的二元性），一是医学的学科审视，如医学究竟是什么？医学是科学，还是人学？奥斯勒命题/医学二元性的再审视；二是医学的现代性危机（现代性魔咒）探源，运用多学科视角回应医学的现代性危机，尤其是医患关系的恶质化命题。三是患者主体与平权意识的崛起，塑造患者至上文化，四是健康命运共同体的递进，由利益共同体逐渐演变为情感共同体（共情），道德共同体（共担）、价值共同体（共荣）、最后抵达命运与共（共享、共生）的互洽关系。

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文无法割舍马克思科学观、技术观的精神脐带，与自然辩证法的课程建制化有着不解之缘，因为从事医学人文教学的师资许多都是原来的“医学辩证法”专任教师，且该课程至今仍是必修课程。马克思的启示有二，一是异化理论与现代性批判，二是人的全面解放，全面发展诉求，均对医学人文有愿景上的牵引、价值上的推助。马克思以其非凡的历史洞察力、尖锐社会批判眼光，尤其是异化理论为医学的现代性反思提供了思想武器和分析途径。马克思人的全面解放/发展的诉求为医学的现代性超越提供了思维坐标，现代医学中人的地位、人性的复归是现代性反思的核心，也是理想医学的原点。对待他人，尤其是对待弱者，马克思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他认为：“一个人不可以俯视他人，除非你俯身去帮助他”（One has the right to look on someone only when he is about to help them bock up）。

众所周知，现代性迷失的基本特征就是漠视人，轻慢人。医学的现代性反思就是重新定位医学中的四对核心关系：一）人与病（公共性与个别性，生物学与社会学，躯体与灵魂，观察与体验）；二）人与机器（工具与理性）；三）人与金钱（生命价值，神圣的确认）；四）人与人（医患关系，尊严与选择）。

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四种异化类型，其一，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机器，人与金钱），技术理性的惯性与滥用，如计算机对于人的奴役。将生动的活法变成刻板的算法，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命题（可以通过机器放大延伸人的功能）也意味着逆命题“机器是人”的成立（机器将全面取代人的功能，继而取代人的地位，剥夺人的价值）。其二，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人与身体的冲突），如癌细胞的畸变，个体从成长、成熟过渡到衰老过程的负熵特征。其三，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本我，人与自我）：性本善的恶行，性本恶的良心发现；从劳作与快乐（幸福）到共情与职业耗竭，职业与不幸；干预成瘾症者，一个人手中有榔头，觉得到处都是钉子；如手术医生发展到“嗜血”，见到血就兴奋，就要安排手术；支架医生发展到“嗜支架”，人人都是支架的适宜对象，都可以通过装支架改善供血功能。其四，人与人相异化（人与人）：一种相爱相杀的畸形之爱，如恋人之间爱恨情仇，医患之间关怀与怨恨（以怨报德）的转化。关怀-感恩机制的异化。技术进步与道德滑坡，高技术与低满意度。技术制高点与价值制高点。一八四五年之后，马克思逐渐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异化概念，异化是指主体活动及其产物成为独立于主体，在主体之外的客观力量，这种力量不受主体的控制，反过来，主体受到这种力量的控制，譬如“弗兰肯斯坦”（被人制造出来的人），影像技术，高智能的人工机器人。犹如技术的双刃剑效应，物化也具有两面性。在马克思眼里，有两个物化，一是自然境遇的（适宜）物化，一是被异化的（过度）物化。揭示了物化与异化的关系。为破译、破解消费主义（商品拜物教）与技术主义（技术拜物教）的合流带来有益的启示。

对医学人文概念的哲学修辞分析，还导致了对称性（互文性）思考，产生了第二个传播学意义上的溢出效应，既然非正常状态的疾苦、衰弱、失能、失智、死亡、救疗（救赎）中离不开人文的眷顾，那么，正常境遇的健康、和谐、平衡、增强中是否也有人文介入问题，医学人文是否覆盖了健康人文的内涵？也就是说医学人文与健康人文的半径是否一样长？段志光教授（时任山西医科大学校长）领导的山西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团队率先提出这样诘问，并开启了“健康人文”的新谱系探究，推出“健康人文丛书”，并提出“大健康人文：医学人文和健康人文的共同未来”的新观点。在作者看来，医学人文作为一个多学科和跨学科领域，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显得鞭长屋窄。健康人文则有更自主、立体的理论建构和观念自洽，大健康人文是对人的健康境域和生命过程优化中的影响因素，给予个体或群体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的健康促进和凸显人性的关怀。它更能从全人、全社会和全球角度引领健康，是一个比医学人文和健康人文在严格意义上更好的概念阐释，更富有包容性、开放性、实践性和时代性；可望打造成“健康中国”和全球建康治理中的纲领性概念。

无疑，医学人文的初心是激发缘自人性的职业关怀，而传播学的一个鲜明特质是贴近公众关切，尤其是终极关切，于是乎，传播学语境中的医学人文使命产生一个巨大的转身，那就是从关怀原则走向关怀境遇，回应人们对苦难、死亡、诱惑（求生欲，爱欲与求不得困境）的呼告，从而将医学人文的关怀理念宣导变为生命境遇的共感、共情、共鸣，更加接地气（俗世化、生活化）。抵近人生的终极困境，深度拓展医学与健康的价值内涵，不仅执着于救死扶伤，也应该回应人类苦难，还应该努力去缓解人们内心无边的欲念张扬（不病、不痛、不老、不死）。有节奏、有意识地完成生命教育、疾苦挫折教育、安宁疗护、死亡辅导、哀伤抚慰、灵性照顾等人生必备技能，为技术时代也是消费时代、长寿时代也是慢病时代里的灵魂纤弱补上人生哲学、苦难哲学、死亡哲学、宗教哲学的精神钙片。

三

医学人文的集束效应投射在医学教育上，产生了巨大的价值与行为变迁。人文教育的基本诉求在于弥合技能提升与价值塑造，智商与情商，智慧与德慧，学历与阅历的剪刀差，最大限度地解放学生，调动他们的主动性、主导性，学生变从属为主导，变被动为主动，成为教与学的主人。医学人文主题与案例的导入也有助于改善单纯知识、技能教育的沉寂，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路径”教改，以改进医患交往作为主要目标，努力提升临床人文胜任力；哥伦比亚大学在医学教育中引入叙事医学理念，帮助医学生建构叙事能力，更好地走进患者的苦难，实现共情、反思，继而缔结和谐医患关系；近年来教育部“新医科”理念（倡导使命感的学习，发展问题导向与实践体验的学习）的提出都在试图强化这一教改进程。不过，人文课程的饱和度、亲和度、课程黏性都有待提升，技术与人文融合的双优课程模式更有待探索。

医学教育具有很强的层递效应：在学历教育阶段，从预科到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再到技能操练，从大纲、教材的知识版图更新，到教法、教案的课堂效果优化，都隐含着教育观念的嬗变与突围，都是教师学术积淀与人文素养的自然流淌，北大、协和、复旦、中山等名校的选修课谱系中大量开设人文主题课程，如医学与人类价值、叙事医学、医学与文学、医学名著精读、医学与绘画、医学（伦理、法律）与电影，医学与美学，医学人类学等，这些课程隐含着思想的开放性，精神的丰富性，教养的广泛性，都凝聚着医学人文的价值引领，必然要直抵医学高等教育的基本范畴：物理（无机）与生理（有机），生物（躯体）视野与生命（身心社灵）视野，问题与方法，前沿关注与母题凝视，知识增长与精神发育，专业教育（教练-教学）与博雅教育（教育-教化）兼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兼备，循证教育与叙事教育兼备，实验室境遇与临床境遇的迥异，还有知识生产力与职业体验驾驭、技术腾飞与人格低俗的落差。究其真谛，无时不在撞击着从医的动机，叩问着职业的初心。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近十年来，医者人文素养的自我发现（职业神圣、行为自省、伦理自觉、道德自律），临床人文胜任力的系统培训（导入、考核、评价）已成为毕业后人文医教的两大任务，已经纳入住院医师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课程模块，在郎景和、裘法祖、凌锋、胡大一等临床大师的倡导下，通过积极摸索，派生出肿瘤人文、安宁疗护人文、护理人文、麻醉人文、双心人文、消化科人文、神经外科人文、儿科人文、妇科人文、口腔人文等专科人文模式与路径，疗愈与陪伴、见证、抚慰、安顿并行，贯穿于临床细节之中，医患沟通已经从技能提升为人格养成，共情、关怀、反思、精神阅读、生命教育成为新的临床技能，旨在丰富职业技能，内化职业精神，深植利他情怀，开启职业幸福。应该指出，一方面，医学人文具有系统性、整合性、渐进性、学以致用等规律。另一方面，医学人文又不同于临床“三基”培养模式与训练路径，具有杂合性（技术+人文）、阅历型、默会型、横断型、隐匿型、模糊（混沌）型、哲理型等人文学科养成的特征。人文素养的测评、认证具有很高的难度。尤其是默会知识与技能的养成，如何模式化、标准化？不容易达成。而且成本很高（多对一）。目前，与西方毕业后教育的境遇相比，我们在职业耗竭源头治理，问题医生提前预警与适时处置方面还缺乏有效的丰富与途径。

四

医学人文的深水区是临床医学人文。众所周知，伦理与道德、法律与人性冲突集中爆发于医院。二十年来扎眼、扎心的恶性医患冲突案不少，噱头无非都是“天价药品”“弑医伤护”“谋财害命”“恩将仇报”，有好事者，希望“每天给我一桩伤医案”。除此以外，还有伦理悬空的高技术疗法（如源自牛基猪因的跨种类基因植入，未经伦理许可的基因编辑、细胞免疫治疗，从换角膜、换肾、换心、换肝到危险动机的换脸、换头术，从母亲代孕引发的同宫异代困境），引发社会的质疑与公众的愤懑。无疑，医患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人际关系，萍水相逢，却性命相托，利益博弈，又命运与共，代理决策与不充分的知情同意，注定烧成一锅夹生饭。医患斗眼、斗气、斗嘴、斗力、斗法的背后是生死观、疾苦观、医疗观、健康观的分歧与角力。二十年来，我应约对许多恶性伤医案进行评述，但事后总觉得一事一议的评说难以解开医患关系的死结。

很长一段时间里，临床医学人文的发力点集中在医患沟通技巧的改进上，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境界不高，是叙事医学的兴起带来医患关系的新气象。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源自丽塔·卡伦（Rita Charon，卡伦的词义为冥河摆渡人）的精神发育与临床彻悟。她将虚拟、虚构的价值引入医学，挑战了实证主义的传统，她拓展了求真务实基本诉求之外的医学价值，构成与循证医学的对垒、互补情势。它给临床医生带来种种新境遇，将临床技术生活与文学阅读（精读）、反思性写作，人类学路径，哲学洞识套叠起来。丽塔·卡伦这位消化科资深大夫从脑肠轴的现象中悟出胃肠不仅是消化器官，还是情绪器官，也深感临床大夫困于事务性工作，在医患交往中常常表达、聆听不能，继而共情不能，她在医学教育之后，系统进修了文学课程（获得文学博士），她最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把文学叙事纳入医学教育，引导医学生倾听病患的故事，更敏锐地共情-反思、走进疾苦世界。她大胆地重新定义了医学的目的，不仅只是救死扶伤，还是回应他人的痛苦，继而解除疾病带给患者的痛苦，通过照护让他们重新获得尊严。叙事医学十分重视医患之间的相遇，通过相遇，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患者，尊重并见证（医护/亲人在场，陪伴，共情、抚慰）他们的痛苦，给医学带来更多的尊严与公正。医学无法承诺治愈、康复，但是可以承诺倾听，尊重，见证与照护。她致力于弥合循证医学的缺损配置，打捞真实世界的情-理关系（证据-故事），借助于文学（即生活）路径、人类学路径（质性）来补充实验室（量性）路径，以现象学哲学补充实证主义哲学。从而推动临床医学转身：医学思维从一元到多元（全人），临床医学从事实描述、证据采集到疾病意义的诠释、建构，从追求科学，崇尚技术到彰显人文、人性，研究者从客观性到主体间性，临床医生从价值中立到参与、对话，体验、移情。叙事医学着眼于医学叙事的能力与境遇再造，赋予了更高的感性（文学）与理性（哲思）诉求，开启医学人文2.0境界。丽塔·卡伦叙事医学“五性”（时间性、独特性、因果-偶然性、主客间性、伦理性）的背后潜藏着新的理性维度。如一）哲学化叙事（现象学、死亡/苦难哲学……）；二）伦理化叙事（境遇伦理，而非原则伦理）；三）社会化叙事（社会文化心理多元投射）；四）传播中的叙事（公众理解/误解医学）。

（丽塔·卡伦）

叙事医学完全是新世纪的医学突围，丽塔·卡伦的两篇核心文献都发表在二〇〇〇年，经过十年的积累，二〇一一年十一月，韩启德院士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叙事医学座谈会，拉开了叙事医学在中国普及与发展的序幕，如今，临床叙事的谱系围绕以下范畴大大拓展：如躯体（形态、功能、代谢）失序与全人（心理、社会、灵性）诉求，标准（技术化）病理与平行（人文化）病历；疾病与疾苦，观察与体验，证据与故事，技术干预与共情、关怀，因果必然性与因果偶然性，客观性与主观性（主客间性），医生时间与患者时间（度日如年），派生出癌症叙事、安宁疗护叙事、ICU叙事、志愿者叙事、护理叙事、生殖叙事，颐和善寿叙事、疫病叙事、医护职业化叙事、中医叙事……不一而足。

叙事医学的中国化进程离不开对丽塔·卡伦原创理论体系的系统温习与深刻领会，需要搭建一个文献与交流的桥梁，在译介丽塔·卡伦专著与邀请她来华参访、演讲方面，郭莉萍教授功不可没，她领衔翻译了《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二〇一五，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叙事医学的原则与实践》（二〇二一，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两部经典著作，二〇一七年，郭莉萍率团赴哥伦比亚大学参访，拜会了丽塔·卡伦教授，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受郭教授邀请，丽塔·卡伦来京参加“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国际会议”，促成了丽塔·卡伦的中国之旅，许多中国叙事医学研究者与其有了直接的请益与交流。同时，她还大力推动了叙事医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化，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成立了“叙事医学研究中心”，不仅有理论工作者主导，还吸收了北医三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首钢医院的医护人员参与，将在叙事医学理论、叙事医学实践、中国叙事医学、国际叙事医学、比较叙事医学五大领域深入开掘，努力建构叙事医学的中国学派。南方医科大学的杨晓霖教授率先在顺德医院创立“叙事医学分享中心”，她不仅是当前发表叙事医学专著、论著最多的学者，还在全国推动“叙事医学分享中心”模式的建制化，推动这项工作融入临床。宣武医院从院长到主任，从教授到住院医生，全员参与撰写平行病历，如今积累了近四千份平行病历，还萃集失治（失败）病历出版了反思性的叙事医学专著《用心》；海军军医大学的姜安丽教授，华北油田职工医院的李春护师在叙事护理的理论与教育、培训方面都有非凡建树。

    回望叙事医学在中国十年的传播路程，昭示了临床医学的本质特征是技术-人文的并包，

要洞悉人类疾-苦，就应该将疾病-苦难、病人-患者两分，融合内-外感受的，打捞主-客间性的。导向循证-叙事一体化，观察-体验（目视-心悟）一体化。外在化-内在化，客体化-主体化的统一。明白一个朴素的真理：临床上仅有证据是不够的，故事也是证据，仅有技术是不够的，人文也是技术。

未来，叙事医学将走向复调叙事，一是疾苦叙事的内在化：通过平行病历等疾苦叙事形式解决苦难还原问题，实现技术人文双轨临床（平行病理，平行干预）。二是职业精神（职业幸福）的叙事赋能：通过医者共情、反思叙事解决道德与学术、智慧与德慧的价值断裂问题，打造德艺双馨，具有利他快感的医护团队。三是助推医院新文化建设：通过医生职业精进叙事、科室同舟共进叙事，医院场所精神叙事，解决作风-科风-院风的同频共振问题。

五

医学人文兴起的二十年带来了医患和谐的新局面，如果说医患和谐1.0版本局限于个体医生-患者之间，那么医患和谐2.0版本就是医院-社会、医学-公众认知的高度和谐。就是医院人文的提升蜕变。无疑，医院人文近二十年来逐渐成为显学，成为院长圈子里热议的话题，推动这一进程的是一会一刊，一会是“中国医院协会”，其中具体发力机构为“医院文化委员会”（一度十分活跃，近年来沉寂了），一刊是《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灵魂人物为单书健先生（二〇一八年五月仙逝），不仅每一期都有医院人文的专栏，封面文章还不断推出医院人文的焦点话题（如职业真谛探寻、职业精神锻造、职业幸福品味、服务至上文化、科室文化建设、医院志愿者、患者组织、医院场所精神等）与领军人物的医院人文观，一年一度的院长年会上，医院人文分论坛都是热门场所，是他与他率领的团队持续地聚焦于医院人文话题，不断开启新思路，使他们的坚持，才迎来了二〇二〇年“医院新文化建设”的高峰时刻。

要深入认识医院人文，还必须从医院的特殊地位说起。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离不开医学、医院、医生三个核心要素，其中医院是价值枢纽，医学需要通过医院展示其功能，医生需要在医院的服务平台上展露其风采，可以说，现代医学就是医院医学为主导，家庭医学、个体保健为补充的医学体系。如果说医学是医生以健康文化为画布绘出的健康生命图景（西格里斯的名言），医院文化就是生命文化、健康文化、疾苦文化、死亡文化、救疗文化的大舞台，崇尚人道主义的职业精神、场所精神、志愿者精神，弥漫着利他主义的道德与人格魅力，也充斥着技术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今天，医院也是医改的主战场，医疗服务模式、水准，医疗费用的消耗与控制都发生在医院里，医患关系的紧张与和谐也通过医院来显露。医院还总是暴露在新闻的聚光灯下，生老病死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是媒体永恒的主题。褒扬也好，针砭也罢，总是带着价值与道德的锋芒，而非技术与金钱的考量。

医院人文建设是基于医院人文认知、人文境遇与组织运作的独特性所产生的原则性、实操性，集科学因素、企业因素、机关因素、学院因素、宗教情怀因素、人性因素于一炉。如前所述，医院文化是有根的（厚重、厚实、厚道）管理，有丰富、扎实的理论基础，它是什么，文化中有科学内蕴，文化与科学有互洽性，也有类型差异，不完全是互文关系，也不完全交集，因此可以借鉴科学管理中的Z理论、组织行为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企业文化管理学说（基于丰田、京瓷公司的经验）。

    医院人文具有横断性、哲理性两大特点。它牵系医院的办院宗旨、精神气象，是旗帜，是纲领。急火猛烧无法解决好医院人文建设的使命，需要久久为功的韧劲，这对领导力、管理艺术也是一个测试。众所周知，医院管理头绪多而繁，管理者们的核心关注有很多，如医疗安全、学科建设、团队建设、医院品牌、美誉度、患者口碑、满意度，背后都有医院文化的支撑。譬如，北京协和医院的安全文化就是提供一整套“容易做对，不容易做错”的长效制度、文化、心理、行为选择，包括部门安全环境的内部即时评估机制、药品入场遴选的廉政长效机制、药品安全使用的路径约定、手术安全的避险纠错网络、不良事故第一时间（主动-免责）通报-处置制度、医院感染防范的多学科诊疗（MDT）会商机制（安全办-院感办-护理部-检验科微生物检验分部-药剂科-感染科参加的联席会议）。

医院文化是领导人文化性格的呈现，一个医院的精气神折射出主要管理者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人格魅力、管理艺术。无疑，医院文化的定位与领军人物的立场、姿态、文化魅力息息相关，考量他们以怎样的价值追求来创办、管理医院。是价值观办院，还是唯技术路线办院？其实，实践中并不是单一的“优先论”，而是多元、多路径的叠加，兼容并包。其一，必须倡导政治家办院，把“健康中国”使命扛在肩上，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医疗需求。其二，应该倡导经济学家办院，把医院经济规律的探索与驾驭作为中心任务。将各种保险思维、机制为特色的运营机制探索作为中心任务。其三，应该倡导管理学家办院，把医院运营、管理的最优化作为中心任务，提升医院品牌、品质、品位。其四，作为专业性很强的服务机构，应该倡导临床、技术专家办院，把占领医学前沿、培育特色技术、发展优势学科作为中心工作。其五，应该尊重医院的历史传统，倡导慈善家办院，把患者苦难的眷顾以及医护的慈悲、悲悯、关怀能力建设作为工作重心。应该呼唤并造就一批有魅力的管理高人，只因医院里聚集了一群特别有魅力（技术魅力、人格魅力、道德魅力）的人，领头雁尤其要有魅力。

医院人文，抑或是人文医院，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服务中的以人为本，无论是“以患者为中心”，还是“以员工为主体”，都是更加重视人的顺应性（依从性）、能动性；二是管理流程中与人为善，以关爱、关怀、支持为手段，管少理多，心诚悦服地接纳管理并延伸管理。其理由有二：①患者是身心蒙难的弱者，不仅需要躯体层面的关怀、疗愈，更需要心理、社会、精神层面的眷顾、支持、照护、抚慰、安顿。②医院的主体是医护人员，作为知识型员工，其精神和情感层面的需求更丰富，他们的岗位和工作有更严格的规范化、标准化要求。简单的行政命令、粗暴的支配式管理、生硬的规章制度、纯粹以经济杠杆衡量的目标责任制，都不是最好的管理形式。

总之，医院文化旨在推动“四风”（行风、院风、科风、作风）的持续优化。追求患者-员工双满意度，开创新时期医院服务模式、服务品质的新格局。更深入地讲，“四风”俱佳的人文化管理本质上是人性的修炼，灵魂的修补，让医院的每位员工都能在诊疗现场倾听到崇高生命价值的呼唤，领悟到生命神圣、医学神圣、医者神圣，置身于医院救治、照护的境遇中，时时刻刻在意自身的品德、品行、品格、品位，并时时刻刻反省自身的缺失，不断磨砺心灵与意志，工作中不满足躯体的劳作，还汲取心灵成长的智慧，学会在职业挫折中修补人格、修炼意志，在高洁的白大褂之下寻求安身立命之本，以知足之心驱动利他之志，抵达人生圆满。

六

技术人文双轨并进的体验、感悟是永恒的，因为，没有理想的医学职业生活是平庸的，没有人文滋养的医学科学是单翅鸟，没有人性温度的医疗技术是无花果。

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其职业生涯中的浓墨重彩，但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只是惊鸿一瞥，因此，大众传播学的“连台折子戏”（竞争-征服-加冕-狂欢）模式如果不加入哲学的反衬（竞合-敬畏-反思-宁静），似乎并不能洞悉其内在的精神脉络与价值理路，而再鲜活的见闻也只是惊艳一时，唯有思想史的加持，见闻才能嵌入历史，化作永恒，作为传播学的新信条：传播即思想，似乎可以成立。传播是绚烂的花朵，思想才是沉甸的果实，无花果会显得沉寂，有花无果更是人生落寞。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亲历、见证、感知的医学人文二十年，也是我一个人的医学思想史演进的二十年。

（王一方，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者按：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七日，医学人文一级学科在教育部医学门类专家论证组中通过（最终还需国务院学位办公室认定），从此，中国医学、以及医学教育的版图中将创造性地增添人文医学模块，这对于未来医学的平衡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王一方先生《“人文牌”医学——我所见证、阐释的医学人文二十年》一文，结合他自己二十年来与医学人文有关的大量工作，纵论医学人文二十年发展。其中有许多事情，令人感叹，许多思想，令人深思。他特别指出，医学人文运动有两个旨归，一是回归传统的仁慈、优雅，二是穿越时代的价值风洞，调适好技术与人文的张力，在技术化的医学飙升之时，凸显医学的人本特质，在诊疗活动中唤醒、打捞人性、人道、人伦。而文中所述近年来以人道关怀为核心的“叙事医学”“医院人文”等，更是学界和医界最新成果。医学人文，值得我们所有人关注，因为生死之事，是每个人都要严肃面对的。

此文原文17000字，发表于《人文》第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本公众号发表时略有删节。

来源：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