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霞教授说人类的死亡分为三类：“你死，我死，他死”。简单来说，“你死”是指周围认识的、熟人的死亡，包括家人、朋友等；“我死”是我自己的死亡；“他死”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陌生人的死亡。

   在ICU工作，见惯生死，时常面对“他死”，面对那些和我没有关系的死亡，我该理性还是感性？而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平衡点又在哪？我又能做什么，还能做什么？面对“他死”的生死考验，再次困扰了我。

   那天下午，如往常一样，我正常去医院上班，常规的工作流程，常规的交接班，一切都井然有序，我以为也是如常的一天，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不得不直面生死。

   我管床的一位患者情况很不好，家属放弃了积极治疗，接班前家属已经到监护室见过患者最后一面，已经做好了身后事的准备。接完班后我如常坐在患者床旁写记录，在某一刻，我听不到周围人在说什么，周围仪器的声音也都完全听不见，在那一刻似乎屏蔽了周围其他的声音，只能听到这位患者微弱的呼吸声，此刻我只觉得无能为力，只能在床旁默默陪伴。

   陪伴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ICU工作连陪伴患者最后一程都是奢侈的。很快我新收了一位脑出血昏迷的中年男性患者，病情危重，内环境紊乱，大剂量升压药维持，入科后立即上了CRRT（通过体外循环血液净化方式连续、缓慢清除水及溶质的一种血液净化治疗技术，以替代肾脏功能）改善内环境，升压药也改了双倍的剂量，在忙碌中完成了基本的抢救工作。

   到了晚上20点左右，放弃积极治疗的那位患者呼吸心跳停止，心电图呈一直线，医生宣布了患者临床死亡。做完了最后的工作，也到了下班时间，我交完班准备下班，恰巧新收脑出血患者的家属入室探视，一行五人，看年龄猜测应该是患者的母亲、兄弟、妹妹及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身影单薄，最大的看上去也只是上小学的年纪，古稀之年的母亲佝偻着身子，站在床边小声抽噎，妹妹抱住母亲也小声抽泣。医生也在床边和家属说了患者病情，指着监护仪显示的生命体征告知家属目前患者靠双倍剂量的升压药维持着血压，那一刻我无能为力，手足无措，出了那间房间后，我反复进去两三次，提醒接班同事患者的一些注意事项，最后我真的觉得应该做些什么，我走到床边，把左手搭在那位母亲肩上，她没有抗拒后，我把右手放在了她手上，她紧紧握住我的手，随后我把她的手放在她儿子手臂上，告诉她儿子能听得到，也能感受到，可以和儿子说说话，帮他捏捏手臂。之后我出了那个房间，坐在大厅椅子上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总算做了些什么吧。没几分钟，患者弟弟出来了，告诉我CRRT机灯在闪，让我去看一看，我看了没什么事，让他别担心，可明明接我班的同事在那个房间，但患者家属还是出来找了我，那一刻我觉得是信任，一个小小的举动，拉进了我和患者家属的距离。

   第二天，还没等到我上班，这位患者也离世了，我很庆幸前一天自己有那么一个小小的举动，至少没有遗憾吧。再后来，和朱教授谈到了那两位患者，朱教授说其实是我想和患者告别，因为第一位患者的离开，让我有遗憾，不知道第二天还能不能和第二位患者再见面，所以我反复进入房间，就是为了最后的告别，我恍然大悟，不是我帮了家属，是帮了我自己，感谢他们成为了我的患者，成为了我的生命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