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之为华人，是由中华文化塑造的。不管是就历史与现实的叙述而言，还是就未来的建构而言，“华人生死学”作为关乎“华人生死”的学问或者“华人”关于“生死”的学问，当然也离不开中华文化，不管是就历史与现实的叙述而言还是就未来的建构而言。何况，“生死学”这一词语的生成本身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心性学”这一中华文化的土壤与背景。

        但是，在目前关于生死学及生死教育的讨论中，我们很多时候都能够听到一种声音：中国人惧怕谈死亡，中国文化有忌讳谈死亡的传统；因为“忌讳”谈，所以缺少“科学认知”，于是就会发生各种令人痛心或不可思议的“生死事件”；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开展生死学的传播及生死教育，以便帮助中国人改变“死亡观念”。其实，这种理解有一个很大的误区，那就是将“现实中的中国人忌讳谈死亡”等同于“中国文化有忌讳谈死亡的传统”。其实，在传统文化中，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对谈论死亡的“忌讳”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死亡是那么现实、直接地呈现在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怎么会不去面对（“谈”是面对的一种形式！）呢？！真正忌讳谈论死亡，根本上来说，是近代医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将“死亡”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驱逐到医院后的产物。死亡被医疗遮蔽，死亡被从生活中取走，人们无法在经验中学习死亡、面对死亡，于是才有了一百余年前西方的“死亡学”呼吁，也就是试图将死亡重新以新的方式接入我们的生活世界。“死亡学”不同于死亡哲学，不只是哲学地谈论死亡，而是要经验地谈论死亡。“华人生死学”也不只是基于华人世界的哲学传统去谈论死亡，也要直面经验性的死亡。这也是当下生死学领域何以“安宁疗护”“临终关怀”会成为热点的重要缘由。

       不过，生死学虽然不只是“哲学地”谈论死亡，但是却又不可能离开哲学。因为所有与死亡和生命有关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终极性”。而要“哲学地”谈论，就不能离开文化传统。何况“华人生死学”本就不得不立足于中华文化深刻的心性论传统。其实，我们越是能够将我们自己与传统文化连接，就越是能够自如地去谈论死亡，也就越是能够直面生死议题；而越是只扎根于现代科学主义、经验主义、医学主义中，我们也就越不容易在根本上直面生死议题。诚如韩星教授的文章谈到青少年自杀问题时所指出的：“一些人把这个问题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实际上这正是由于近代以来割断传统文化，使得中华民族丧失了精神家园，出现民族性精神危机的结果。”“如果我们有持续、完整、系统的以儒家为主体，道佛辅助，诸子百家，多元和合的传统文化教育，许多人的心灵不会如此脆弱，他们的精神世界也不会如此轻易崩坍。特别是青少年能多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儒家人伦道德的学习实践中，培养珍惜生命、爱护生命的意识，自杀一类的恶性事件的发生也许可以减少许多。”

       本期特设“中国传统生死学”专栏，邀请大陆知名学者韩星教授和台湾知名学者林安梧教授撰写专文。两位专家分别对儒家生死学和佛教生死学做了诠释，并基于时代变化做了延展和引申，给我们展示了“传统中国文化”谈论生死议题的独特视野。

        “华人生死学”对“生死议题”的关注，理应扎根在“华人”的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必须充分研究和挖掘中华文化中的生死智慧，研究和诠释已经成为“华人之为华人”的“文化无意识”的儒释道各家对于生死议题的“谈论”，以让我们当下的华人接续到“华人之为华人”的文化传统上。这种接续并不只具有抽象的安身立命的意义，实际上也具有非常现实的生死安顿的意义。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礼”者，文化的凝聚也，安顿生死的理据也。

      在这里，作为专栏主持人，想特别分享一下自己关于孔子那句著名的“生死学名言”的理解。那句名言被很多人大大误解，并往往被视为中国人“忌讳”谈死亡的典型话语：“未知生，焉知死”。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首先，在《论语》的话语体系中，基本上没有“下定义”的表达式。诸如“问孝”“问政”等等，不是问“什么是孝”“什么是政”，而是一种行为化的“洞悉”，即“怎样做才是孝”“怎样为政”。因此，季路这里的“问死”以及孔子的回答，不能够理解为对“死”的界定，而应该理解为怎样“面对死”，就像前面的“事鬼神”而不是“鬼神是什么”。

       其次，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中的“知”，决不能理解为经验性的认知，而是“知行合一”化的“洞悉”，即面对“生”“死”的态度、立场、路径甚至方法。换言之，在孔子看来，我们要真能够直面“死亡”，必须首先能够直面“人生”。这一点恰恰是现代安宁疗护中“身心灵社”四维照护中的灵性精神的自觉建构，即帮助当事人回顾、总结、提升人生中的价值亮点，以减少面对“死亡”的恐惧和遗憾。

       再次，在儒家的语境中，“生”和“死”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事实，而是融为一体的“生生不息”的大生命过程的两个环节。“生命”是一个涵括“生”与“死”两个相互衔接的环节的波浪式延续的“生生不息”的过程。一方面，“生”这个环节包括“生—长—老—病—死”五个小的环节，“死”是确认生命之为生命（现实人生）的最后一个环节；另一方面，“死”这个环节又包括“终—殡—葬—祭—传”五个小环节，“传”实际上是让“死”重新回到“生”的“再生”（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再生”，而是儒家生死感通的“传承”意义上的再生）。这里的“传”所引发的再“生”，既可以是经由血缘生命的子女传承实现（所以要“祭祀祖先”），也可以是通过精神生命的“师传弟子”模式呈现（所以要“祭祀圣贤”），还可以是通过文化意义上的“返本报始”模式呈现（所以要“祭祀天地”）。由此，生命就在“生”与“死”两大环节及其内含的“生—长—衰—病—死”“终—殡—葬—祭—传”十个小环节的流动中成为“生生不息”的永续生命。

       最后，在这样一个“大生命”循环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教导的意涵。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过好（面对）“生”（生-长-老-病-死）这个“人生”环节中的“生长老病”，我们就不能很好地面对最后一个作为“人生”终点站的“死”这个小环节；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很好领会生命将通过“生”与“死”两个环节重新通过“传”而回到“生”，我们就很难领会到“死”本身的确切意义，并直面“死亡”带来的课题；再一方面，我们只有在“生生不息”的大生命延续中，才能真正安顿好“死亡”的议题。如此，我们不能简单说，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是一种不敢直面死亡的甚至“忌讳谈死亡”的“实用主义”态度。相反，我们倒是应当看到其中蕴含生死大智慧，即足可以安顿我们这样没有“一神教信仰”传统的中国人面对死亡的形而上学焦虑。

       华人生死学需要从生命的存在、死亡、传承中建构自己的生死学。客观上说，现有的生死学理论和生死教育中呈现的生死理论思考、临终关怀以及哀伤辅导几个主要的议题，尽管基本上可以照顾到作为个体生命自己面对生与死的生命课题，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欠缺生命“永续经营”的维度。临终关怀及哀伤辅导，只是在安顿死者和生者当下的生命存在，而祭祀则是在建构真正的生死连接，实现幽明感通和生命的永续。就中国人的生死存亡的深刻智慧而言，生死学不应该只是安顿临终者的死亡过程以及丧亲者的悲伤情绪，还必须建构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永续沟通和内在的生命连接。因而，回应生命个体追求不朽的渴望与死亡焦虑的冲突，不能不成为生死学建构中直面的根本性话题。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实践者在生死学研究和生死教育的实践中，以及在从事与生死议题相关的事业中，对中华传统的生死学智慧有更多了解、更多理解和更多领会，以帮助我们“自觉地”处理华人的生死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