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老师走了，他走得那么仓促、那么意外，令我猝不及防！胡老师8月18日上午入院，我到医院的时候，胡老师已经昏迷，只有心跳，没有自主呼吸了，期间他一直在急诊室，第二天早上心跳停止，溘然离世……我一直以为，一向健康乐观的胡老师应该可以挺过难关，他一定还可以重新醒过来！可是，事与愿违，时间最终凝固在2022年8月19日上午8点55分，胡老师去了……从此，世上再无那个关心我、支持我、教诲我的、可敬可亲的师长，那个神采飞扬、跟学生在一起只谈学术、“不事江湖”的人师走了，那个会向学生问好、关注学生日常和成长的长者不在了，那个只讲真话、没有私敌、与人为善的学术引路人走了……

世间并无来日方长，人生转眼异途——回想起最后一次见胡老师，那是他今年生日的前几天，见面时胡老师并无异常，健谈如故，临走时，他还坚持送我出小区门口、直到上车，一路上谈笑风生，行走自如，那时的我，大概认为胡老师应该会走完他的80、90、甚至100年以上的人生，就像他的北大哲学系的长寿同事一样。可是，世事无常，那一次竟是跟胡老师交谈的最后一次……胡老师走了，他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记忆，胡老师对我的影响无法估量，他已经成了我为人为学自觉不自觉的榜样。他虽然走了，但是，他并没有走远，我相信：他还在看着我们，还在牵挂着我们，还在为我们的成长和人生而驻足停留、欢喜喝彩！我想，我无法在当前的状态下尽述与胡老师的故事，也无法准确传达自己的思绪，更不可能对胡老师的学术和影响作出评估，但是，如果一定要描述的话，我只能说，胡老师：活得精彩，死得“痛快”，没有私敌，唯留真言！

尽管我不想在此时下笔，来谈论胡老师，因为我知道情绪总有些不在状态，眼泪会不时地流下来，但是我想，世事无常，有些事情必须要说、要快点说，否则，胡老师曾经做过的事情和应有的贡献就可能被掠过了，这是做学生的我无法忍受的。就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高一虹教授说的那样：“胡老师走了，中国内地尚在幼年的生死学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庇护者”。胡老师作为中国哲学界的知名教授，其实他与中国当代生死学的发展有着很深的渊源，胡老师对中国当代生死学的发展从台前到幕后，都做出了令人难以估量的贡献。这一点，或许一些生死学、生死教育界的朋友只知道胡老师曾经在“中国当代生死学研讨会”上出现过、发过言、致过辞，更多的付出就不清楚了。许多事情我有必要在此说明，敬告海内外的生死学、生死教育同仁。

我从2016年还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时，就与师兄张永超博士一道办了第一届中国当代生死学研讨会，并呼吁在国内建设生死学学科、生死学研究机构、在全国推广和普及生死教育等工作。当时，我们可谓举目无亲，在最艰难的时候，在我几乎不认识生死学界太多前辈的时候，此时，是胡军老师在背后全力支持我，他审定了我起草的会议策划以及筹建生死学研究机构的倡议等，并出席了第一届研讨会，全程参会，大力支持，并有发言，没有专家费，还应《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专栏组稿邀请，撰写了文章《生死相依：未知死，焉知生》，本文流传甚广，影响很大。2017年，中国当代生死学研讨会在广州召开，由广州大学教授、生死学专家胡宜安先生召集和承办。胡军教授应邀出席，他的致辞发言引起热议，新华社广州分社的记者专门报道了本次会议。胡老师在研讨会的讨论环节，与参会专家们的精彩探讨让许多人印象深刻，至今还有同仁跟我提起，传为美谈。正是因为胡老师的参会，引来了一些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使得生死学这个冷门的学科在主流媒体中率先得到了报道，由于这些工作全部经由我手，诸事历历在目。再后来，2018年第三届中国当代生死学研讨会在北京301医院召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张东教授、路桂军教授联合承办，实现了我们在医院这个生死场域探讨生死学的开端，胡军教授依然是致辞嘉宾，全程参会，我把会议的相关工作也向胡老师作了汇报，胡老师像过往一样，给予了我们指导、给了很好的建议。2019年第四届研讨会，由张永超师兄召集和承办，胡军老师与夫人杨书澜女士共同出席研讨会，胡老师依然是全场关注的焦点，他的发言依然精彩，影响力持续在线。自2020年起，由于疫情爆发，诸多不便，研讨会胡老师无法到场，但是，我们与他保持了紧密联系。胡老师在生死学相关的会议上出现，最后一次是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高一虹教授举办的“谈生论死”生命文化沙龙上，胡老师依然神采奕奕，还谈了自己对生死的看法。胡老师与国内生死学的发展上，分不开的事情很多：他受聘于我们北京市癌症防治学会生死学与生死教育专业委员会——他是国内首个“生死学与生死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是我们华人生死学与生死教育学会的顾问。胡老师与中国内地、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的诸多生死学前辈和同仁多有交集、知交颇多，大家熟悉胡老师、喜欢胡老师，或许是因为他突出的美声唱法和睿智的即兴发言，但是，却可能不清楚胡老师在我们中国当代生死学研讨会的召开中、生死学发展的推进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由于多年来中国内地生死学研讨会的承办、生死学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生死学研究成果的出版、生死学学术期刊的建设等我都全程参与和见证，所以完全清楚这个过程中胡老师对我们的全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虽然胡老师不是研究生死学的学者，但是，他却是我认识的近年来中国内地对生死学发展的支持与帮助最多的学界前辈，胡老师是中国当代生死学发展之友、生死学建设重要的支持者、培育者、庇护者。无论中国未来生死学如何发展、走向何方，从2016年起的中国当代生死学研讨会注定是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在场的学界同仁钮则诚教授、卢风教授、靳凤林教授、朱明霞教授、杨足仪教授、胡宜安教授、何仁富教授、孙树仁教授、王云岭教授、王治军教授、张永超教授、孟宪武教授、李松堂先生等一同与胡军先生开启了后来连续七年不断的“中国当代生死学研讨会”，为中国人的生死问题研究和教育开启了一个公共的讨论空间和学术园地。

     胡军老师是个哲学家，哲学家注定暂时不被人理解，这不足为怪。同时，胡老师还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一个培育学术新芽的大先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直白的用心与付出，他为中国当代生死学的发展所做的工作注定是不凡的！

      胡老师走得那么仓促，可是，最后的遗容却是那么安详舒展，临别的时候，就像睡熟了一样。我想，胡老师可能在临终时并没有遭受太多痛苦，或许这一点足以让人轻松一些：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些病人在痛苦中不断挣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时候我就想，有些英年早逝、溘然离世或许令人扼腕叹息，也是不幸，它给旁人留下无限遗憾与不解，可是，能够痛快地死，就像云卷云舒、暴风骤雨，那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美？留下的是令人欢喜的高光时刻，人生在最高点离去，或许也是一种幸事！每每行思至此，似乎可以聊以自慰，然而，转念一想，亲爱的胡老师不在了，立马又跌回现实，猛然回头，那个真实的自我，悲伤和不舍原来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