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钟，医学博士，主攻专业为中国医学史（医学与哲学研究方向），自1991年起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就职，现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编审。卫生部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医学与哲学》杂志副主编等。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中国医学史、医学与哲学、中西医比较、健康科普、医学与人文等，发表过大量医学人文方面的学术论文。他强调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医务工作者，推动医学从生物医学模式向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目前，他正承担着国家最大的出版科研项目——《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健康科普研究项目。目前他正担任清华大学继教学院、卫计委干部培训中心、北京中欧医院管理中心等机构的教学工作，开设的课程有《做与文化相适应的医生》、《中华心灵深处的驱动》、《医生的幸福在哪里》、《扶起跪着的灵魂》、《阅读经典》、《生与死的智慧》、《知者乐，仁者寿——中国传统养生哲学》、《好人好社会与好医生好医院》、《运用医学科技的人文智慧》、《健康传播与人文智慧》等。
生命，首先指生物体所具有的存在。死亡，指生物体的不存在。人类个体与所有生物体一样，重要的是保证自己及“种”的存在，所谓“生生不息”，所以人类个体最恐惧和害怕的事是自己不存在——死亡。疾病尤其是瘟疫会让所有人感觉突然地更接近地面对死亡，从而有强烈的不断蔓延的死亡恐惧，并深刻反映不同的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影响人们的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及尺度。由古至今，世界各民族都在努力缓解死亡恐惧和害怕，例如基督教认为死亡是生命的永恒，即“复活”，《圣经》曰：“我渴求解脱而与基督同在一起”。伊斯兰教认为死亡只是从今生过渡到后世的一个阶段，相信在世界末日，每个人都会复生，并在真主跟前接受审判。印度教认为死亡是一种脱离苦海的开始，通过轮回和消解轮回达到永恒不死。
中华民族的传统死亡观却明显不一样，儒家思想不崇拜至上神，只崇拜祖先及血缘神，所以说“西方信仰看教堂，中国信仰看祠堂”，所以中国人最危难时会本能地喊“我的妈呀”而不会喊“我的上帝的呀”，正如《增广贤文》中所说：“堂上二老是活佛，何必灵山朝至尊”。所以每年春节几亿中国人要回家团圆、上坟拜祖先、朝拜自己生命神圣的故乡。所以中国老人将离世前，请神父或牧师到老人床前祈祷没有什么作用，而如能让老人的儿女、孙子辈、重孙辈到场，老人看见长相、语言、气质及行为像自己的晚辈，知道自己生命在延续，知道自己生命还存在，即完成了所有生物的第一功能——“种的繁衍“，自己可以放心走了。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反映中国人用回避死亡来缓解对死亡的恐惧。在语言上常有类似回避，中国人不直接提死亡，而代用“升天”、“羽化”、“西游”、“登仙”、“圆寂”、“仙逝”等等。儒家思想“贵生避死“，还有一个原因是重视家庭，重视现世，主张“修身齐家”，甚至说“家比天大”。家庭是许多劳苦大众暂时脱离苦海的港湾，家庭的温暖能抚慰在外受冷遇的孩子及亲人，所以中国人并不追求“死后的天堂”，而盼望“天堂就在眼前”，心中都有“我的家就是我天堂” 。 儒家思想特别主张用追求精神永恒超越肉体的短暂存在，《左传》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好一个“三不朽”，灵对肉的超越，精神对物质的升华，中国的先贤、精英、英烈及读书人多追求这“三不朽”。 中国的道家不像儒家那样回避死亡，而是更进一步——否定死亡，认为人可以与自然山水一样永远存在，长生不老，长生不死。道家思想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始终强调“天人合一”，不将自然当作客体，而视自然和人一样是主体，所以《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主体。同时，比较欧洲，文艺复兴后，“神”倒下了，“人”站起来了，甚至人代替了神，只要走在欧洲的城市街道和艺术馆，许多建筑上及艺术品展现的是裸体的壮男和美女，体现人体美。而走进中国人民大会堂和美术馆等处，最多的艺术品是鸟语花香、大好河山、群山巍峨、江河奔流、万马奔腾等，展现的是自然美。中国人深知先有自然后有人，因为主张“道法自然”、“人顺天道”、“人合天道”，并不断接受和感染自然长存的“精气”使自己获得长存的能量。于是道家滋生出许多追求修道成仙长生不死或延年益寿强体养生的方法，比如“求仙草”、“炼丹术”、“房中术”、“吐纳术”、“辟谷术”、“祝由术”等等，代表人物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世宗“求仙草“、“炼金丹”。在当代，我们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强烈表达广大民众对毛主席的热爱、尊重和不舍，也渗透传统道家长生不老思想即原始抗衰老文化的影响。 与世界上许多宗教一样，道家对死亡及死亡以后有丰富的想象，并结合现实社会的伦理约束和道德修养，创造了丰富的生死及鬼神文化。重庆市丰都县就是中国现存唯一的道家生死文化的博物馆，俗称“鬼城”，古代“鬼即归也”，也是“归城”，即中华民族的灵魂归属地，那里有歌颂爱情忠贞的“奈何桥”，有饱含家国情怀的“望乡台”，有边走边总结人生的“黄泉路”，更有惩罚邪恶的“十八层地狱”，等等，详细描绘出渗透价值观的中国人死后的各种场景。 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贵生避死”、“重生轻死”，甚至“乐生厌死”，结果是中国传统思想里“没有死亡准备” 。当其他民族的老人在教堂在寺庙里与上帝、真主、佛主等沟通生死时，我们的老人却在花前月下、公园广场，唱红歌、跳广场舞、打太极拳、唱京剧、扭秧歌……极少去与神沟通生死，从而缺乏心理、心灵上的死亡准备。但是，死亡迟早会来临，面对死亡的心理反应是“不相信、愤怒和震惊”，没有死亡准备的中华民族这种心理反应比其他民族强烈得多。我曾告诉医生和护士，中国老百姓最有忍耐力，家庭矛盾、工作矛盾、社会矛盾等都能忍受，但如果到某个地有某人告诉他们“该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有死亡准备的中国百姓会有很强烈反应，不再忍耐。所谓“某地”就是医院，“某人”就是医生，医院经常是中国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地”，而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死亡”，几乎所有严重的医患纠纷都与死亡有关。在重亲人关系、亲情浓厚和亲生命意识强烈的中国社会，死亡激发的情感很容易使人们丧失理性，记得北京某科学研究所一博士病死于北京某医院，研究所党委发函给医院，要求秉承“生命至上，死者为大”的原则去处理。这类凌驾于理性及法律和科学之上的“死者为大”观念无处不在，许多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反复遭遇，深感无奈。如何面对“没有死亡准备”的急重病患者和老年患者及家属？是我国医务人员必须不断学习课程，如何在抗疫中面对“没有死亡准备”的十四亿人民？是我国抗疫战线的重要课题。
这些年，我国的医生护士同医学人文工作者一道，在探索“如何告诉坏消息”、“如何让患者及家属缓慢接受死亡”、“如何用向上的力量面对死亡”、“如何在面对死亡时少些绝望多些希望“、“如何汇通人类各民族的死亡智慧”……同道们不照搬“安乐死”而主张“生前预嘱”，同道们推广安宁疗法、舒缓医疗强化生命最后的质量，同道们提出人类生命的“善终学”让最后的生命高涨和死亡美好。
死亡，是人生最后一个未知数，对未知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令人不安，加上难预测和难控制的瘟疫，我们的人心太容易被扰乱。干好自己的工作，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为大家多做好事是我们强大心灵的法宝。如果我们自己不得不面对死亡，想想已在天上的亲人尤其是曾经最爱自己的人，难免有一种向往；如果我们的亲人面对死亡，想想天上将有亲人，人间还有亲人，自己将来去也愉悦，留下来也快乐。我们无非是去天堂的道上路过人间，多留些鲜花和美好，从而善始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