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83岁时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医生说她只有四个月的生命，她没有哭，也没有绝望，而是淡定、勇敢地做了四件事：

第一时间对自己的病决定不做化疗，不动手术，就住在社区康复医院接受保守治疗。

第二是很快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她自己动手又指挥家人（儿子、女儿、学生）全面清理了她使用过的电脑以及房间里所有的物品，因为东西太多，每一项都要亲自逐一过目，以至这项清理工作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第三次是在自己生活的养老院（燕园）做了一场告别演出，演出那天她虽然已经完全不能自主进食，打完点滴，吃了镇痛片，还是在燕园的联欢会上用尽全力，演唱了她最喜欢的歌曲《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第四是完成了自传《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崔可忻纪念集。

在她生命的最后还淡定地告诉丈夫衣服放在那里，钥匙放在那里，遥控器放在那里。

她就是北大教授钱理群的夫人，中国儿童发展中心的崔可忻大夫。面对癌症，面对死亡，面对生命她所表现出的勇敢、平和的态度、被世人尊重。

2019年8月4日，中国儿童发展中心研究员崔可忻女士病逝，终年83岁。岁月静静流逝，哀伤之情仍在。

崔可忻的一生，有三个身份不容忽视：她是钱理群的夫人；她是中国儿童发展中心的崔大夫；她是在生命的老年，从容面对生死，坦然歌颂美好的女性。

在生命的最后时间，崔可忻亲自打点身后之事。

她很快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在燕园做了一场告别演出，她还主动提出要编写《崔可忻纪念文集》。在她的自述文章里，没有性别身份，只有一生热爱的音乐和医学事业。钱理群说，她要留下一个独立自主的崔可忻的存在。

钱理群、崔可忻合影

“入住养老院后，太太就从繁琐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她重新拥有了家庭之外的新朋友和新世界，不再拘束如一颗终年环绕无休的卫星。她是合唱团的核心，她是教会的活跃成员，是活动组织者们依赖的智囊，是新朋友圈的向心力。在这里她不再是钱理群夫人，而钱理群是崔可忻的先生。”钱理群先生这样回忆夫人在生前的最后几年。

钱理群先生与崔可忻女士的合影

2018年8月我和可忻几乎同时得了癌症：先是我在体检中发现前列腺癌症病兆，随即到北大医院做穿刺检查，找到了癌细胞，最后确诊；接着可忻感到胃疼，血糖也突然增高，这实际就是胰腺癌的病兆，但当时没有想到，只当胃病和高血糖病治疗，耽搁了时间。

不管怎样，我们俩都直接面对了疾病与死亡。

应该说，我们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老实说，我们当初选择养老院，就是预感到这一天迟早要到来，必须未雨绸缪。而且我们家有癌症遗传基因，我的几位哥哥、姐姐都因患癌症而致命。

我进养老院，没日没夜地拼命写作，就是要和迟早降临的“肿瘤君”抢时间。因此，当我看到穿刺结果检查报告，第一反应就是“幸亏我想写的都已经赶写出来了”。我在当天（8月20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多年来一直担心得癌症，现在这一天还是来了。虽然不见得是绝症，但确实如我住院时预料的那样：我的人生最后一段路，终于由此开始了。”“今后的人生就这样度过：尽人事，听天命；或者说是：一切顺其自然。”“其实，我也应该满足了——想写的，都写出来了；想做的，都做了。”“看透生死，就这样‘不好不坏地活着’”——

“这些，都是这些年，特别是进养老院以后一直念叨着的话，现在也写出来了。”这些话我并没有对可忻详细说：我们早已无数次讨论过，自然不必多说。其实，我们进养老院就已经想透两点：一是把“钱”想透，该花的就花，要把自己晚年生活安排得舒服一点，我们不惜卖房子住进泰康，就是看穿了这一点；再就是把“生死”想透，已经活到八十多岁，再多活几年少活几年，已经无所谓了。

因此，我们在家里总是聊生呀死呀的，没有任何忌讳。这样，死的威胁真的来了，反而十分坦然、淡然，像没事似的：我照样写自己的文章，可忻还是唱她的歌。

但到了10月底，可忻突然胃痛，背脊疼，吃不下饭，人也变得消瘦——我们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我再也写不出一个字，可忻则独自苦苦思索“问题出在哪里？”根据自己的人体各器官位置的知识和医学经验，她突然想到：是不是患上了胰腺癌？于是，当机立断，找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北大肿瘤医院的朱军院长，提出进行全身PET检查的要求。

尽管这样不按正常检查秩序进行的越规计划，让朱院长有些吃惊，但他仍然迅速作了安排，而且在检查当天，就直接从检查室取出结果，从网上发给了可忻：果然发现了胰腺癌的病兆！可忻也当即作出判断：她得了不治之症，“上天”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尽管我和可忻对“最后的结局”早有精神准备，患上胰腺癌还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但可忻很快就镇静下来：既来之，则安之，一切积极、从容应对吧。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检查，不断出入于医院，各方求诊，奔波了两个月。最后果如所料，胰腺癌已经种植性地转移到了腹腔，到了晚期——这样，我们就真的要直面死神了！

问题是，如何度过这最后的岁月。我和可忻没有经过什么讨论，就不约而同地做出选择：不再治疗，不求延长活命的时间，只求减少疼痛，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这是向传统的“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哲学挑战，而要反其道而行之：“赖活不如好死”，我们一辈子都追求人生的意义，就要一追到底，至死也要争取生命的质量！

但可忻并不满足于此：她不仅为自己制定了“消极治疗”的方案，更要利用这最后一段时间“积极做事”：她要赶在死神之前，做完自己想做的事，并且亲自打点好身后之事，把最后的人生安排得尽可能地完善、完美，将生命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说干就干，连续干了完全出乎我和所有亲友、学生意料之外、我们想象不到的四件大事。

钱理群和崔可忻在贵州

就在2019年1月22日协和医院检查，发现了胰腺癌细胞种植性转移的第二天，可忻突发异想，要在六天后的社区春节联欢会上做“告别演唱”。

我虽然表示支持，并立即与院方联系，获得同意，但心里直嘀咕：她身体吃得消吗？果然第二天晚上，她就疼得睡不着觉，之后连续两天都到康复医院输液四小时。到第五天，可忻坚持要去参加彩排，勉强唱完就疼痛得不行，赶紧吃止痛药。

真到了1月28日那天，她已经不得不住院治疗，上午输液到下午1点，来不及喘口气，就回到住所换服装，稍稍练练声，在4点钟登上联欢会的舞台，做“天鹅的绝唱”。知情者都感动不已，我心里却有些感伤：可忻的一生也就此结束了。她要高歌一曲《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向她心爱的医学告别，向所有爱她的人告别，更要用视为生命的音乐来总结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个深情、大爱，有坚守、有尊严的“最后形象”。

而可忻精心设计的高雅的服饰，则让我想起她的母亲也是在晚年因不愿让人们看见她的病容老态而拒绝一切来访者，要将一个“永远的美”留在人世间。

崔可忻女士的“天鹅绝唱”

当天晚上，可忻又是疼痛得一夜难眠。经过医院用药，稍有缓解，可忻又提出一个新的计划：趁着自己还有点力气，头脑也还清醒，要把家里自己的东西全部清理一遍，该处理的处理掉，该送人的送人，该留下的留下。

她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离开这个世界，不遗留任何麻烦事给家人。我知道，这当然是为我着想，为之感动不已；但也暗中怀疑：这等于要把她精心经营的整个家倒腾一遍，她做得到吗？可忻不想这些，只管立即动手，住进医院第四天，就坐着轮椅回家清理。

除夕夜又回家翻箱倒柜到深夜。由此开始，整整忙了两个月：开始是自己回家指挥儿子、女儿、女婿和学生清理；到后来身体日趋虚弱家也回不了了，就让大家把家里的衣物、光盘、书籍、研究论文笔记，等等，陆续搬到病房，自己忍着疼痛过目以后又搬回去。

如此硬干、拼命干，到3月20日居然全部清理干净。我四顾一切都规规整整的屋子，突然感到可忻的强大存在：她永远关照、支撑着这个家！

崔可忻女士

可忻还要亲自安排自己的后事，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要开追悼会、写悼词、献花圈，告一个别就可以了。有的亲友、学生如果还想见见我，就到我的住房来，看看我留下的著作、我珍爱的光盘，听听我唱的歌，看看我的录像，就像以往来我家做客小聚一样，重温当初美好的时光。”为此，她精心挑选了一张自己端庄、美丽的照片，要永远用她清澈的目光凝视着我们。

在已经一个多月不吃不喝，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3月7日一大早，一夜睡不好的可忻突然把我叫去，说想编一本纪念文集，收入自己的著作、论文和回忆文章，以及亲朋好友学生的“印象记”，再加上录音、录像，就相当可观了。

乍一听，我有些吃惊，但很快就被她超越常规的思维和不拘一格的想象力所折服，欣然同意，并立即动手，组织了一个由学生辈的友人组成的四人编辑小组，着手组稿、编辑，联系出版。一切都十分顺利，进展神速，不到20天，就基本编就。

在编辑过程中，特别是读了近40位朋友的印象记，也就慢慢地感受到可忻设想的深意，理解了这本不寻常的小册子不寻常的意义。这不仅是关于崔可忻“这一个人”的纪念文集，而是我们这一群人（从可忻近四五十年的老友，到才结识两三个月的新朋友）的一次真诚对话，深层的精神交流。

崔大夫、崔老师只不过是话题的引发人，我们回忆与她的交往，实际是在追忆我们自己的一段历史。而从中发掘出来的，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发现并重新认识了可忻的，更是我们自己的人性之美，我们彼此之间的暖暖人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可忻而重新面对和思考人生的重大问题。诸如如何对待生、老、病、死，如何追求生命的意义，如何对待我们从事的工作，等等。在今天这个虚幻、浮躁的年代，人们已经很少谈人性，谈人生，现在突然有了这个机会，大家就自然抓住不放了。在我看来，这次约稿、写文如此顺畅，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崔可忻老师生前意思布置的告别会现场的角落之一：钢琴上站着金发碧眼礼服裙洋娃娃，喜爱的玩偶坐在琴盖上。

而作为可忻的亲人，我在阅读朋友们的文章时，更是感慨万千。

我深知，可忻，包括我自己，都绝非完人，我们也有自己的人性、性格的弱点，我们的人生更是多有缺憾和遗憾，朋友们，也包括学生，其实也都心中有数。但写的文章中都没有涉及，这不仅是纪念集的性质所决定，或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这个虚无主义盛行的年代，多谈谈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人性之美，人生的正面价值，哪怕有一点夸张，也是别有一番意义。

许多朋友的文章，包括我们自己的文章，都谈到了可忻和我的人生选择，朋友们对此都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这让我们深受感动。但我们依然要强调，这都带有极大的个人性，如果有人从中受到启发，自然很好，但我们更希望有不同意见的讨论。

我们不过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自己选择的路，适合自己的路。最后要说的是，可忻这一生，也包括我这一生，只是坚守了医生、教师、研究者的本分，尽职尽责而已。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再寻常不过，本不足为谈；现在却要在这里纪念，也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守底线的失职，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旦有人坚守，就自然觉得弥足珍贵了。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这些老朋友、新朋友，就不妨借这次编辑纪念集的机会，再抱团取暖一次，彼此欣赏一回，大喊一声：“我爱你！”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3月24日至31日凌晨

作者：钱理群

来源：《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崔可忻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