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刘昆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 抗战悼亡诗歌中的创伤体验丰富而真实，既有个人的创伤体验，也有群体的创伤体验。在完形心理的作用下，人们普遍追求民族国家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现实中的残缺与理想中的完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此催生出民族国家生存的焦虑感。在对“是谁造成了我们的创伤？”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归因中，诗人为民众树立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对敌人的仇恨心理激发了民众普遍的民族情感。

关键词：抗战悼亡诗歌；创伤；民族国家意识；完形；归因

一、作为创伤体验的离乱与忧患

（一）死亡的创伤

生离死别是人生莫大的悲痛，尤其是非正常死亡，往往给生者带来难以弥合的创伤。在抗战悼亡诗歌中，死亡意味着客体的丧失，意味着永远的逝去，尤其是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死亡没有了宗教想象的抚慰，这种遭遇创伤的丧失感就显得更为强烈。与古代悼亡诗中反复渲染并坚信不疑的黄泉世界不同，抗战悼亡诗中已不存在一个神秘性的彼岸世界，寄希望于黄泉或来世以得到安慰与宣泄的基础已不存在，个人不得不独自面对残酷的死亡与现实世界，因而这种悲痛更为持久，创伤也更难以愈合。抗战悼亡诗歌中的死亡具有双重意味：一是对于个体而言的死亡，那是一种个体情感的断裂，是与亡者相熟的个体所感受到的情感损失与创伤；另一种意味的死亡是政治层面的，它意味着民族和国家的损失，是基于民族共同体的创伤感受。如黄式苏在《哭次孙毓成》所表达的那样，它首先是作为祖父对亲人亡故的个体悲痛与死亡所造成的创伤，其次才是站在政治层面“不作国殇竟横死，老夫血泪痛全枯”（1）所感受到的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创伤。在诸多悼念抗战阵亡将士的悼亡诗中，这种双重性体现得最为明显。如王用宾在《山西沦陷太谷赵铁山先生忻州陈庄先生均拒受伪命仰药自裁赋此挽之》一诗中，既表达了“哭君无地奠椒浆”（2）的个人悲伤，同时也表达了“碎碑陈敏甘殉名”（2）的民族的共同悲痛。

抗战诗歌中的死亡大都是非正常死亡，大多是因病而死，意外致死或战死，在中国的文化意识中，这些死亡都是不得善终的，因而给生者带来的伤痛就愈加深沉。如陈匪石《挽胡翔冬》中“山城曾解构，病骨念支离”（3）一句，形象地还原了亡者生前饱受病痛折磨的情状，也暗示了胡翔冬死于病痛的结局。这种因病而死的结局是对正常生命进程的打断和终结，也是人生至大的缺憾，因而其自身所带有的悲剧感往往会带给生者更为深沉的悲痛。

在医学上，创伤是机械性因素作用于身体所造成的组织结构完整的破坏或功能障碍，它是对身体完整状态的破坏，造成身体的疾病，带来异常的疼痛。疾病折磨着病人的身体，给病人带来生理上的创伤，并且这种折磨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与死亡的搏斗中反复遭受的创伤体验。冯振在《伤楠儿四首》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朋侪来探视，谈笑如平昔。忽焉变呕吐，闷气横肝膈。吐虽不甚多，元气暗抛掷。半夜值戒严，医药两无获。坐视病渐危，束手竟无策。临终苦呼母，怕母泪沾臆。佛号唱数声，遂尔归冥寂。眼前惑然疑，晴天来霹雳。”（4）对病人而言，反复的疾病让其痛不欲生，身体一次次遭受难以忍受的创伤。而对生者来说老年丧子本就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更何况还要亲眼目睹，并实际参与到亡者生前的病痛过程中，其折磨远超常人想象，因而留下的创伤自然更为严重。然而这还远未结束，“不分汝竟死，气绝犹抚摩。四体渐僵直，不返当奈何。忍痛备棺衾，衣服袍袜靴。平生汝所好，拉杂堆一窠。此是最后恩，有力敢言多。挥泪强细视，盖棺事则那。季父送汝行，寄彼惠山阿。吾力能葬汝，沪墓碑欲磨。魂魄无不之，时时尚来过。吞声不成哭，痛绝聊一歌。”（4）死亡的一瞬间给人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因为它让人联想到自身，因而会有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而死亡之后人的温度与气息将逐渐散去，留下的将是逐渐僵硬的躯体和凝滞的面容，这更让生者难以接受，尤其是当生者看到亡者的遗物时，曾经欢乐的场景一一浮现，恰好与冷酷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心中的失落、悲痛便久久不能停息。黄式苏《哭次孙毓成》中的毓成是被敌机意外炸死的，这种突然性的死亡不像病人的死亡有一个缓慢的过程，能让人形成心理准备，袭击式的死亡往往会带给生者致命的打击，其创伤是瞬间形成的，因而伤害极大，给人的印象往往终生难忘。

（二）山河沦陷

死亡是个体生命的失去，是主体失去客体的短暂混乱，是一种个人性创伤经验和叙事。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这种死亡的失去表现为国土沦丧、山河沦陷。如濮智诠《刘甫澄湘上将率部离川赴前方抗战以劳殁于汉上诗以悼之》一诗中就有对这种荒芜和死亡的整体描绘：“西风飒飒川云黯，落日荒荒汉水深”（5）。中华民族历来追求一种宏大的整体意识，它突出地表现为对大一统格局的维护和对祖国疆域完整性的执著，因而一旦国家疆域的完整性无法得到保障时，诗人们便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残缺意识。抗战悼亡诗歌中的残缺意识正是由山河破碎所激发的，如倪定一《恸悼佟赵两将军》中所言“国魂晓月黯，江汉夕阳沦”（6），整体地表达了山河沦陷、国势衰颓的现实。李惠苏《满江红·忧时事兼哭谢将军升标》中“散发长吟，悲故国、残垣颓堡”（7）一句，在虚实的交错叙述中传达了山河破碎的凄凉和哀伤。陈碧岑在《曼君殉国》中所言“政事日非倭寇侵，江山半壁亦沉沦”（8），批判的语气中表现了祖国山河沦陷、国家败落的事实，言辞间充满了无奈的衰败感和残破感。再如杨熙绩《踏莎行·十月九日夜追怀刘尧征先生》中所吟“故国青山，故人碧血，余生又见金瓯缺。”（9）一句，表达了对故国美好山河遭到侵占的悲愤，同时也流露出鲜明的残缺意识，其背后所要传达的是对祖国完整性的一种渴望。一方面，山河沦陷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打击了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化韧性极强，打击和压迫越大，反抗就越大，因而这种打击反而刺激了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生成。在抗战悼亡诗歌中，这种在反抗中形成的自信表现得十分明显。如陈海天《金缕曲·哭家修己师少将客死燕京》一首：

大好金瓯缺，正军人、枕戈待旦，耻痕应雪。战死沙场男儿事，马革裹尸踏月。庶不愧、觵觵豪杰。阁上麒麟图画像，岂独料、战绩驰瓯越。相期许，建鸿业！燕云北望音尘绝，怅年来、疏随杖履，慕思徒切。岁暮西风传噩耗，惊叹人天永诀！信大数、终难逃劫，桃李满门皆失色，恨无文、表墓题芳碣。忆笑貌，肝肠结。（10）

山河沦陷造成的耻辱一直萦绕在诗人心头，所以诗人借悼亡亡故的将军表达了一雪前耻、收复故土的渴望。从诗歌中不难发现诗人对国家军队的自信，相信他们的一腔报国热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背后支持着诗人的恰是他身在其中的中华文化，因而这种战胜不仅是军事、政治上的胜利，更是文化上的胜利。

二、“完形”的心理冲动与现实中民族国家的生存焦虑

从本质上来说，格式塔就是一种结构，不同的结构反映了不同的组织水平，而不同的组织水平往往带有不同的感受，这种感受来源于外在结构对大脑皮层的刺激。格式塔心理学发现，有些结构给人带来的感受是愉快的，原因在于这种结构组织的完整性，如和谐、对称、统一及规则性。（11）完形是人类普遍的心理需要，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完形的心理趋向，其中尤以中华民族的完形趋向体现得最为明显。从中国文化的传承性上来看，中国文化一直在追求稳定、和谐、团圆、统一和完满，家国同构的社会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这些追求都可以视为心理完形的表现。在抗战悼亡诗歌中，完形的心理趋向表现得十分突出，它首先表现为对个体不完整的创伤性体认，并试图将其重新完整化的努力。诗人普遍意识到个体生命遭受创伤导致的残缺，并试图通过悼亡这一行为寻求自我情感结构的再完整。在冯振的《伤楠儿四首（其一）》中，诗人亲历丧子之痛，内心之悲伤可想而知。“我有万斛泪，贮为忧时沥。何知仓卒间，翻缘爱子滴。”（12）诗歌富有戏剧性张力之处在于楠儿病情的曲折发展，这造成了一种带有转折意味的意外效果。“汝体虽素弱，此病祇朝夕。中间况已愈，书画亲襞积。朋侪来探视，谈笑如平昔。忽焉变呕吐，闷气横肝膈。吐虽不甚多，元气暗抛掷。”（4）几乎所有人都按照完形心理的预期等待楠儿病情的消退之时，事情的进展打破了人们的期待视野，主人公的病情急转直下，转眼即命若悬丝。“半夜值戒严，医药两无获。坐视病渐危，束手竟无策。临终苦呼母，怕母泪沾臆。佛号唱数声，遂尔归冥寂。眼前惑然疑，晴天来霹雳。”（4）而当人们期待事情的进程发生逆转和意外时，事情却按照一贯正常的逻辑不偏不倚地发展下去，这其实又一次打破了人们既定的完形期待。正是故事进程一次次偏离人们完形的心理预期，导致个人的创伤在一次次挽回的失败中不断加深，并最终走向短暂的绝望。当然，正如疾病恶化与死亡的突然性一样，绝望的悲痛也通过悼亡这一诉说的形式和途径得以排解，并在回忆和模拟的泪水中逐渐消散，并最终走向愈合。面对亡者生命的消散，生者经历了一场“失去”的危机，原本完整而稳定的情感结构陷入了短暂的混乱和失序，亡者的形象也随着身体的消解而逐渐走远，生者因此面临着通过重建亡者形象以实现重建情感秩序的任务，而在对亡者形象重构的过程中，生者有意规避了亡者的负面形象，着意呈现出一个品质优良的好形象，这是生者实现自我赎罪、解救和内心完形的一种需要。在李宣龚的抗战悼亡诗歌中，诗人对亡者充满了赞美之情，赋予亡者道德高尚、志向远大、心忧国家等优秀品质，亡者几乎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完美形象，而对自己，诗人则充满了无尽的苛责和自贬，以此突出亡者形象，以使自己在这一形式化过程中实现自我的救赎。在《哭表弟王司笛》一诗中，“主体为客体设置了‘二选一’的陷阱，通过一种被提供的比较，主体强调了自己的努力，并豁免了自己的罪责。在给定的背景中，主体已尽了最大的责任，获得了道义上的谅解，而字里行间的忏悔意识，则是主体有意无意显露出的意识痕迹。”（13）与自贬和忏悔同步进行的，是诗人对亡者形象的完美化塑造，通过这一过程，诗人建造出一个留存于自我心中的完整的亡者形象，并在自贬和对亡者的赞美中实现了完形的诉求。在《哭森儿》中，诗人意识到了死亡的不可挽回，其实就是意识到生命的不完整性。“亦知汝病终难挽，每检方书胆倍寒。”（4）在多次艰难的挽回失败之后，留给诗人的似乎只有疲惫和心酸，内心涌动着无尽的悲痛想要排解，却只能用蒙庄的自解来疏导内心的苦涩，人生似乎走向灰色和消极的一面。但诗人并未臣服于残缺的现实之中，而是试图寻求一个更为宏阔的视野实现自己完形的心理需求，“久病经年气尚雄，闻鸡壮志竟成空。翻思恢复中原日，告汝凄凉累乃翁”（4），诗人自然而然地把完形的实现寄托于超越个人悲伤的家国情思之上，个人的残缺得到治愈和超越，但这无疑又把个人的残缺引向了一个更为宏大的残缺之中。

因此，这种完形的心理趋向还表现为对国破家亡的指认，以及追求民族国家的完整和统一的心理诉求和努力。相对于个人死亡给生者带来的创伤而言，国破家亡是一种群体的创伤体验，是在民族和国家意义上的残缺。诗人们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和体悟。而在对国家完整性意识的激发和追求的过程中，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心理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构成了从个体创伤抵达民族和国家情感表达的桥梁。在杨熙绩《踏莎行·十月九日夜追怀刘尧征先生》中，从个人死亡的创伤体验到山河沦陷的创伤体验的转换达到了悲痛的转移效果，使得情感的抒发不再局限于某一个人，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悲悯，这也使得创伤的体验更为宏大。但这种宏大的创伤却不是由诗人独立承担的，它是由无数个像诗人一样的人共同承担的。因此这种创伤虽然宏大，却不会给个人制造额外的压力，反而能起到一种号召和凝聚力量的作用。诗人对国破家亡的创伤的指认是凭借着传统的心理意识和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进行的，它把现代经验纳入到传统的框架和意识中，在追求完形的心理作用下，借助传统家国一体的文化构域，诗人表达了民族国家的完整和统一的心理诉求和努力。陈海天《金缕曲·哭家修己师少将客死燕京》一诗中，诗人体验到国破之后的种种危机和灾难，面对深重的灾难和危机，诗人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选择了反抗，希望通过全民族的力量实现国家的统一，保持国家领土的完整。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危机和创伤面前，诗人们几乎都采取了抵抗的策略，危机和创伤带给诗人们的往往不是消极和颓废，而是一种追求完整和统一的进取之心，这几乎成为中华民族一种本能的追求。

但是，现实中的残缺已成为一种无法更改和替换的事实，它与追求完形的努力和理想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由此产生了一种完形不能实现的焦虑。在黄炎培的《天长七首》中，诗人经历了亡妻病故带来的悲痛，原本完整的家庭结构和已经习惯的日常状态被死亡的意外所打破，在震惊中诗人意识到自我世界的残缺，而现实的死亡是诗人无法拒绝之物。尽管诗人试图通过回忆重建亡者的形象，并希望在这一过程中排解自己的遗憾，通过自我批评的方式实现自我的解脱，但妻子作为一个客观之物却是诗人无法抹去的永久标记，每当他与妻子生活过的空间相接触，曾经的生活片段便不可阻遏地涌向诗人的内在空间，而他也在妻子的死亡镜像中看到了自己的死亡时刻，一种更为深刻的死亡焦虑浮现出来。在《天长七首》中，诗人还把个人的焦虑与民族国家的忧患联系在一起，赋予了死亡以强烈的时代感。与妻子的死亡同步展开的，还有祖国大地被摧残、蹂躏的现实，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给诗人造成了更为深重的残缺意识，也让诗人有了更为强烈的完形需要和焦虑感。本来至亲的死亡已经是人生至深的悲痛了，但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诗人赖以生存的祖国大地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诗人必然产生一种民族生存空间被挤压、生存资源被掠夺的生存焦虑。在强烈的完形心理的驱动下，在对民族生存空间挤压的反弹中，创伤意识反而激发出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成为反抗国土残缺、谋求民族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从而实现自我治愈的根本力量。

三、归因：是谁造成了我们的创伤？

正如一个人受到伤害时总会反思是谁伤害了自己一样，一个反思意识强烈的民族在遭受侵略时怎能不反思造成侵略发生的原因呢？就个人层面而言，诗人的许多亲友都是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死亡的，死亡给生者造成的创伤也必然归咎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在陈碧岑的《秋夜雨·一九四一年曼君殉国后》《曼君殉国》《家姑殉难故乡》《夫弟达夫一九四五年殉国海外》等诗中，虽然曼君、家姑、达夫几人死亡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各不相同，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作为亡者的亲属自然十分痛恨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也对发动战争的日本愤恨不已，而个人的仇恨情绪最终无疑都转化为反抗侵略的信念和毅力，成为调动个人反日民族情绪、动员个人投身抗战的情绪动力。在黄式苏的《哭次孙毓成》中，诗人突然遭受了丧亲之痛，情绪顿时失控，无以复加的悲伤情绪弥漫开来，久久不能散去。“人间浩劫何时了，天外飞灾自昔无。”（1）这突然而至的死亡如天外飞灾一般令人猝不及防，加之亡者是非正常死亡，于是悲痛又增添了一丝文化意义的悲凉和遗恨，而反思造成诗人如此创伤的原因，自然会将之归因于日本发动的战争，生者也自然会把愤恨的情绪全部撒在日本侵略者身上，以减轻自我的情感负担。于是，生者对日本的态度自然是一种情绪化的产物，但也正是这种情绪化的态度激起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

对日本人的仇恨心理调动了民族的反日情绪，将个人的仇恨与民族、国家的仇恨联结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这在对抗战阵亡将士的悼亡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卢前的《百字令吊赵登禹将军》中，赵登禹将军在血战中“赢得创伤千百孔，为国开条血路”（14），成为了民族英雄，然而却是以死亡为代价实现的，其中自然多了一些遗恨。于是，日本侵略者就成了谋杀民族英雄的全民公敌，个人的仇恨上升为民族、国家的仇恨。在卢前的另一首抗战悼亡诗歌《百字令读冯玉祥悼佟赵辞，复为挽章吊佟麟阁将军》中，诗人痛斥日本人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西来顽寇，铁蹄所至，无不穷其虐”（14），诗人陈述了日本人把中国大地变成人间地狱的事实，表达了民族受辱、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创伤感受。这些人生体验超越了个人的经验范围，早已成为一种民族的共同体验，其创伤体验也上升到民族和国家层面，其关于创伤原因的反思也由个人性的单一维度转变为双维度的思考。

首先，与个人性的思考一样，民族、国家的创伤也被归因于日本的侵略，因而它唤起的是一种民族对民族的仇恨，激发的是民族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其次，对创伤的归因还导向了自身，即对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被侵略的反思，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延续了近代以来对中国饱受侵略原因的思索，走向了对自身的反省，由并此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急切渴望。李惠苏的《满江红·忧时事兼哭谢将军升标》一诗描述了侵略战争给中国大地带来的灾难性创伤，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情境：“散发长吟，悲故国、残垣颓堡。空怅望西风陵阙，斜阳衰草。碧血横流吴越地，腥云笼罩苏杭道。算人间、多少好头颅，空丢了”（15）。首先跃入读者眼中的是诗人悲苦流落的自画像，不禁让人联想到悼亡诗中那些遭受创伤的亡者形象，这是一种个人性的创伤。紧接着，诗人描述了故国一派颓败、衰落的景象，叙述了中华大地血流遍野、惨云密布的事实，这些灾难都是中华民族无法抹去的创伤印记，是日本侵略造成的恶果，它激起的是反日的民族情绪和团结御辱的民族精神。在燕遇明《追悼》中，诗人从民族内部的视角对遭受创伤的原因进行了反思，正如诗人在序言中表明的那样：“假若我是一个有热血的抗战诗人，为了永远不忘这个中华民族悲痛的日子，我愿把我忠诚的诗句，唱到每一个有民族良心的中国人的心底”（16），诗人希望通过自我的反思唤醒中国人的良心。诗人在这首诗中叙述了国民党不顾抗战大局，公然屠杀新四军的事实，进而反思中华民族内部存在的问题，比如民族内部的勾心斗角、互相攻击，把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整个民族缺乏统一的信仰等，都在诗人的反思对象之列。但这种反思其实并不彻底，并未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层，而只是停留于现象表层。诗人仍寄希望于传统的伦理观念和国家观念，希望能像惩处秦桧那样惩处国民党的顽固派，依然期待着所谓的天理和正义。而反思的不彻底明显是受到了抗战时期整体的政治语境的规约，面对国民党的挑衅，解放区的诗人当然要将事实公之于众，对其罪恶行径加以批判。但是，批判的尺度却不能影响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局，因此这种反思也必然是有限度的，它不可能像五四那样再把传统文化剖析、过滤一遍；相反，诗人们更需要利用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抗战的部分凝聚力量，即便是有违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目标也可以暂时忽略不计。

结语

在抗战悼亡诗歌中，创伤是作为离乱与忧患的表征存在的，个人的创伤最终被转化为民族的创伤而具有了民族的意义。在完形心理的驱使下，民众普遍有追求统一和完整的心理诉求，这成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强大心理动力。而对创伤的体认和归因，则将罪责归因于日本侵略者，这又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民族情绪，为抗战积蓄了充足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黄式苏：《黄式苏集》，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版。

（2） 王用宾：《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王用宾诗词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年。

（3） 陈匪石：《陈匪石先生遗稿》，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

（4） 冯振：《自然室诗稿：冯振全集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5） 重庆文史研究馆：《中国抗日战争诗词曲选》，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

（6） 熊先煜；张承钧：《卢沟桥抗战诗词选》，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7） 李惠苏：《满江红·忧时事兼哭谢将军升标》，《民族诗坛》，1939年第5期。

（8） 郁华；陈碧岑：《郁曼陀陈碧岑诗抄》，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

（9） 杨琼华；杨祚强：《杨熙绩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

（10） 陈海天：《金缕曲·哭家修己师少将客死燕京》，《民族诗坛》，1938年第7期。

（11） 杨辛；甘霖：《美学原理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2） 赵刘昆：《主体意识、主体价值与客体的“主体化”——论李宣龚抗战时期的悼亡诗》，《福建史志》，2022年第2期。

（13） 卢前：《卢前诗词曲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14） 李惠苏：《满江红·忧时事兼哭谢将军升标》，《民族诗坛》，1939年第5期。

（15） 林默涵：《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诗歌编2》，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

How traumatic experiences inspire national emotions

——The literary practice in the mourning poet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Zhao Liuk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in the mourning poet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s rich and real, both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s and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of the group.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estalt psychology, people generally pursue the integrity and unity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defects in reality form a huge contrast with the integrity of the ideal, which gives birth to a sense of anxiety about the survival of the nation-state. In the question "Who caused our trauma?" In the thinking and attribution of this question, the poet has established a common enemy for the people, and the hatred of the enemy has aroused the general national feelings of the people.

Keywords: the mourning poet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rauma; Nation-state consciousness; Gestalts; At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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