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创新到生命超越 ——雷爱民博士新书阅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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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次数:248 更新时间:2021年05月12日19:55:48 打印此页 关闭

李极冰

作者简介:李极冰博士,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语言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青岛电影学院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互联网时代下的战略经济研究,互联网时代下的产业经济研究,互联网时代下的交叉学科问题研究,互联网时代下的区域经济研究,互联网时代下的信息决策复杂过程研究,以及人工智能时代下新媒体理论研究,新媒体技术架构和技术演进趋势研究。李极冰博士是中国人工智能媒体采用的主流格式DMM系统(digitalized multi-dimension multimedia),数字化多维度多媒体格式结构和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是这一技术专利系统的主要发明人之一。作者从跨学科角度出发,长期关注互联网时代下的生命学前沿问题,特别是人工智能时代下信息决策问题与生命学之家的关系。

  

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我最近阅读了雷爱民博士的新作《死亡是什么?》。阅读后,生发了我心中的一些感受。

首先,我觉得这是一本值得众人一阅的书。人生在世,生死可谓大事。简单一点来看,人生的过程可以归纳为“出生来世,生活在世,死亡离世”这三件事情。谈“生”的书,可谓林林总总,论及“生活”的书,也是总总林林,唯独是关于“死亡”的书籍,却是少之又少。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意识和民间习俗,对人生死亡的讨论和相关的书籍,多年来几乎成为一个无人触及的禁区。然而,这种社会缺位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就在我阅读此书、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从朋友圈的信息中传来了消息,在我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校园里,一位年轻的学生仅仅因为保研希望的破灭,就选择跳楼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在今年,就在此刻,就在人们已经取得战胜新冠病毒决定性的希望之际,这个在大众眼中看似充满人生前途阳光的年轻人,却选择了放弃一切希望,悲惨地离去。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悲剧曾经多次发生在这所大学的校园里,甚至在今年,这也不是在这所大学里发生的个案,更让我们心痛的是,类似的情况多次在不止一所大学校园里发生。新冠病毒没有使他离去,也没有使他失去对生活的热爱,然而一个保研希望的破灭,就使他选择了死亡。我们的传统教育,从小学到研究生院,几乎从来没有关于死亡的教育。我在想,如果这位学生生前读了雷爱民博士的这本书,那么他在那一刻的思考、在那一瞬间的选择,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他的生命,以及所有爱着他的生命的那些同学、老师、家人、亲人和朋友们,又会在他不同的选择之下,发生什么变化呢?所以,当一位年轻的学者,选择了以死亡作为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时,我看到了在这种选择的背后,是一种严肃的思考,是一股深刻的勇气。在面临传统文化意识对死亡问题禁谈的束缚局面时,这一看似学术性的选择才实际上更具有一种普遍的社会意义。这是一个年轻学者具有实践性的突破,是他对人生问题严肃思考之后的选择,是他内心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承担。因此,雷爱民博士在这方面的尝试,不仅是学术性的, 更是现实性的,甚至是公德性的。我以为,这是此书出版的第一层意义。

多年前,曾经有一部海外大片在国内各大影院上映,片子的中文叫做:“特洛伊木马”,英文名称为“TROY”。当时,我正往返于北京和南方的一些省市,在几所重点大学里给本科生、研究生、MBA班、EMBA班的学生们讲授关于互联网时代下新经济学的一些新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是我在多年从业时对一些交叉学科问题,特别是一些学科概念问题、学科存在的前提条件问题、学科局限性问题,在整合思考之后的一些个人体会。这些体会收敛在一个主题下展开《互联网时代下的新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挑战及其意义》。讲课闲暇之余,我买了一张票去看这个从小就听过的古希腊的著名故事,我选择看的是英文版本的影片。剧情在电影大片中层层发展,动人而缺少惊奇。然而,当剧情中的故事发展到古希腊人策划利用特洛伊木马潜入敌方城市的时候,我看到了影片中的古希腊勇士讲出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台词:“Death makes everything beautiful!”(死亡,让人生的一切都更美丽。)这句话,让我的内心在当时产生了一种穿透性的震撼,使我对自己讲授的课程内容有了新的感悟。是呀,我们多年来拒谈死亡,更没有严肃地思考死亡在历史演进中的正面意义。然而,正是由于死亡在前,我们每一个人才有可能认识到作为自我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才有可能在生命中建立生命有限、时光有限的概念。正是在有限生命和有限时间的前提下,经济学—作为人类决策科学的一种理论和方法,首先在理论上奠定了在本学科存在的前提,也就是在经济领域内讨论一切问题的三大前提:决策时所面临的有限资源前提,决策时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前提,以及决策时所面临的非对称信息前提。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是无限的,那么毫无疑问他生命中享受的时间也是无限的,那么一切资源对于他来讲, 也就不再具有有限的概念。如是,在不存在有限时间概念的前提下,一切决策也就不存在机会成本概念, 一切决策也就不再面临非对称信息这一概念。当经济学存在的这三大前提被颠覆了的时候,也就没有了任何成本、价格、要素、配置、效率、竞争的概念。一句话,经济学不复存在。当然,在经济学基础之上形成的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管理科学就更不可能存在了。在那一时刻,我意识到,死亡的概念,是今天许多学科存在的前提概念。

对死亡概念的思考,不仅是诸多学科确立的前提,它同时也是人类现实感情生活的前提。死亡概念,与现实生活中死亡的现实性是不可分离的,这是雷爱民博士在书中的又一个重要观点。细想一下,如果死亡不存在,死亡的现实性不复存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会发生许多变化。死亡的不存在,意味着我们生命所享受的时光是无限的。长生不老,这是从秦皇东临碣石追求仙丹妙药时,我们人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梦想。这种梦想和追求,被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形容为人类亘久的美好欲望。然而,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自问一下,如果生命时光是无限的,我们还会有对时光的珍爱吗?没有了对有限时光的珍爱,我们对世间万物还会有那种本然的直觉吗?还会有那种自然的感觉吗?在微敷的秋风下,我们还会有那种对岁岁月月秋叶飘零的感触吗?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我们还会有对日出日落的感怀吗?在漫山鲜花盛开的春天,我们还会有对万物生灵的感知吗?在夏日宁静的天空下,我们还会有对星辰宇宙之浩瀚的感触吗?没有了我们与万物的互动情怀,我们还会有感怀吗?还会有感谢吗?还会有感恩吗?还会有感激吗?我们的生命,会成为一种与万物失联的状态,我们的内心不再成长。没有了感知,没有了感觉,没有了感触,没有了感怀,我们也就没有了感谢,感激和感恩。当诗歌和远方都不复存在的时候,文学和艺术,美学和哲学,就都不存在了。

死亡的概念,对于保持我们人类的学科传统、道德传统是作为一种前提存在的。然而,今天的社会,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继续,也是一种对传统知识、传统方法进行破坏性创新的社会(Distructive Innovation Society)。这种创新,这种建立在对传统方法进行破坏、在破坏基础上对更高效率的追求,是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对效率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这一点,又恰恰是和我们在潜意识中对生命有限性的认识直接相关的。这是我在阅读雷爱民博士一书时,对“死亡与超越”这一论述的一点感触。

试以今天我们所推进的人工智能创新活动为例。从社会所学的角度来看,它在我们进化的历史中起到的作用,正在帮助我们完成一种技术对死亡的超越。在过去的20年中,人类已经从工业化时代进入到信息化时代,又进一步地从信息化时代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从人工智能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人类对自我开始了一种新的自我认同,我们也许是一种有点“了不起”的生命:我们可以将人类智能扩展为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的领域中,完成我们过去在人类智能领域中做不到的事情。然而,这种“了不起”,不在于我们因为人工智能而凌驾于万物之上,而恰恰在于我们生命中深深地存在着一种对死亡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们产生了对自身卑微的认识。

回放一下进化的历史,可以使我们看到人类是怎样进入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在远古时代,我们知道了死亡,然而,我们知道了并接受了生命的有限性之后,仍然存在着生活的勇气;我们在面向死亡时,仍然存在着对美好人生追求;我们知道了自身人性的缺憾时,仍然存在着对优雅人性的追求;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我们承认了自我的渺小,于是有了空间意识;我们对人生有限美好时光的感慨,促使我们形成了时间意识;我们不满于前辈们喋喋不休、没有结论的争吵,于是开始追求思考命题的有效性、思辨问题的真实性、思辨过程的可靠性和思辨结论的可行性,于是我们人类仅仅在抽象的思维下(而不是物理意义的实践下),就创造了逻辑方法;我们不满足于预测的准确性,于是创造了概率方法。所有这些活动都在于我们希望在优秀的生命中提高生命的效率。我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对生命的有限性进行抗争,去争取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使自我的生命趋向一种更高的效率。死亡,成为对效率追求的动因。在对死亡有了认识之后,我们创造了自远古时期就开始的壁画和歌唱;我们开始更深刻的思考,开始把我们的歌唱、我们身边的故事记忆化,把记忆中的具体故事具象化,把具象化的故事抽象化,又进一步把抽象化的事物概念化,之后,把概念化的记忆用符号、数字和逻辑表达出来,再之后,我们在互联网上、在移动互联网上又把这些符号化的概念进行逻辑数字化处理,把逻辑数字化的概念用最简单的“0-1’’数字代码组合表达出来、再在互联网上、移动互联网上利用分组数据交换技术互动链接起来,让这些简单枯燥的、没有生命的“0-1“代码去实现我们的意愿。这一系列从远古时期就开始的进化,在实际上帮助我们人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无生命体(逻辑数字体)的自我迭代进化,这就是“人-人互动”,“人-机互动”、“机-机互动”、“物-物互动”的人工智能时代。有趣的是,如果从死亡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人工智能的出现,看作是我们人类把对自身生命有限性的问题困惑,投放转化为一种对无生命体(数字化概念和逻辑)自我迭代的追求。因此,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上这种对效率的追求,看作是人类对其自身生命的有限性和死亡的必然性,在被迫接受下的一种积极反抗。人工智能,从生命进化的角度来解释,是人类对超越的一种寄托。当个体生命不可能无限迭代自我进化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实现无生命体的自我进化迭代(人工智能下的人类意愿的进化迭代)。这种积极的反抗,使得我们追求市场资源的最大有效配置,使得我们追求自身生命的价值,使得我们人类在不断地进化自我的生存能力。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从另一个角度、技术创新的角度,支持了雷爱民博士在书中论及到的死亡与超越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生命的超越”与对“生命的死亡”,在雷爱民博士的书中,是作为一种对立而相互依托的概念而展开的。这是一种对死亡的哲学性反思。

对死亡概念的认识和态度,直接影响了人类的历史,影响了人类的时空观,影响了人类传统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影响了人类对自然、对自我的感情,这些我们在上面浅见的论及到了。所以,我们没有不要惧怕死亡,而是要对死亡有一种宁静的尊重,这是雷爱民博士在书中《信念与超越》一节中论及的生死观。我个人觉得,这种对生命过程的尊重和坦然,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人生的一种力量。对死亡问题的清醒意识,对今天的时代还具有另一层意义:对科学技术创新思路的启示。最近几年,我曾经和国内外一些令人尊敬的学者展开过相关议题的自由讨论。记得有一次是和丘成桐院士(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原主任,清华大学高等数学研究院院长)在北京就人工智能媒体的数学表达,展开了有趣的讨论。在那次和丘成桐院士长达3个小时的对话中,我首先展开了自己对当下已经普及的数字媒体,怎样进化为人工智能媒体的必然路径的思考,解析了自己就这一技术创新的数学形式证明,即多元化媒体形式在空间、时间双相逻辑基础上的一元化、元素化定义和技术实现。在对话中,丘成桐院士和我都意识到这一技术演进的最主要特征及其价值,不在于媒体的数字化,甚至也不在于媒体多元形式的一元化,而恰恰就在于在对媒体元素化的定义表达中引入了时间化定义。这一对媒体元素化、时间化定义的思想,是我在对媒体影响效率的长期思考上形成的。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在现在的技术创新体系中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思路突破点。在和其它一些学者、教授的技术交流中,我们几乎在同一时间点都意识到,今天的5G通信技术,以及今后的通信技术的演进路径,都要从提高通信的时间效率上突破。所谓的5G通信技术,也是在时分复用、码分多址的技术(time division-based, code division multipul access)基础上形成的,并将进一步在时分技术的思路上争取新的突破。对比下,在这之前的通信技术体系中,因为将频谱使用的进化问题集中关注在码分技术(code division access, 例如在过去几年使用的GSM技术和WCDMA技术)这一单相逻辑下,其效率的突破就逐渐成为了瓶颈。在人工智能领域,在5G通信技术领域,在智能媒体领域,在股票期权领域中,我们在最近10年里,都见证了许多突破。这些突破,发生在不同的领域,但是在其背后的思路中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时间有限性的基础上怎样形成时间复用下的效率突破。技术进步背后的哲学,揭示了这已经逐渐成为今后重大技术创新中的一个共同特点,而这一特点,在本质上是人类对自我潜意识中存在的死亡意识分不开的。因此,通过技术实现人类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正是当下时代的一个特征。

所有的人都是独立面对死亡的。死亡,是个体的经历。死亡的这种个体性,使得个人开始真正地面对自我,形成自我意识,并开始对自我的超越。雷爱民博士在书中这一部分的论述,讨论的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人,何以成为自我?在这里,我们看到,死亡的个体性与纯粹自我的发现,是不可分离的。我觉得,这是雷爱民博士对死亡有着深刻体认的论述。从古至今,人民一直在讨论关于自我的概念,自我是怎样存在的,怎样可能存在。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曾经讲到“我思,故我在”。雷爱民博士在书中,对“我在”的问题,从死亡的角度上进行了新的思考、揭示了死亡对于个体生命的意义:从自然生命的自我到精神自我的实现,到纯粹自我的可能。换句话说,没有对死亡的意识,个体的自我是不可实现的,个体对于肉身自我的超越,更是不可能的。

有此,我们看到雷爱民博士的这本著作问世,在中国是一个有意义的文化事件。这本书给我的启示是,一方面,我们看到每个人的个体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生命,每个个体生命的离去,都是值得纪念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个体生命的终结作为大自然进化的一种必然,这一过程也是值得尊重的。我们对生命的存在和对生命的离去,都应该给与尊重。在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过程的尊重的和谐统一中,人类面向死亡、尊重死亡,会使自我更加珍爱生命地去生活。我很欣慰的看到,作为年轻的学者,作为北京大学胡军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原北京哲学学会会长,知识创新体系理论在中国的奠基学者)的优秀学生,雷爱民博士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开拓。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学者,和雷爱民博士一道,去填补这一从理论到现实都缺位的事业。因为这是大众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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