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期建议“开展全民生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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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次数:232 更新时间:2021年03月03日19:24:05 打印此页 关闭

本文由雷爱民博士起草,经胡宜安教授、王云岭教授、王一方教授、何仁富教授、路桂军教授、张永超教授、索桂芝教授建议、修改、完善。

一、开展全民生死教育的由来

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全世界大量的人员伤亡,疫情激发了人类心底对死亡的原始恐惧,受疫情影响的人们未来仍将受到死亡问题的严重困扰,灾疫给社会遗留的不稳定因素将长期存在,由死亡恐惧带来的愤怒、暴虐、绝望与不安全感等将成为社会潜在的心理瘟疫。只有通过开展全民生死教育,在大中小学、社区、医院等开展系统的生死教育,才能让人们正确认识生死问题,直面和疏解疫情留下的死亡困扰。生死教育(死亡教育)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普及,即便在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生死教育也成了国民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相比较而言,中国内地的生死教育仍然处于教育边缘,仍未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且缺乏激励措施。生死教育的普及对于人们认识死亡,珍惜生命,正确对待生死问题极其重要,在全社会开展生死教育迫在眉睫。

2019年全国两会召开,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提出,建议全民开展死亡教育。顾晋说,死亡教育是向人们传递死亡相关知识,培养和提升死亡事件应对及处理的能力,中国的死亡教育仍处于探索初期,基于尊重生命理念开展死亡教育尤为必要。2020年5月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有委员在提案中建议“新冠疫情后加强全社会生死教育”,教育部在官方网站公开答复表示,将“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生死教育,注重把生死教育与疫情期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培养全社会对生命价值的正确理解和认知,提高国民心理素质和精神力量,采取系列举措,推进相关工作取得成效”。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生死教育的重要性,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以及国家有关部门已经着手推动开展全民生死教育。

二、开展全民生死教育的理由

1、老龄化社会需要生死教育

我国自20世纪末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2000年至2019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从1.26亿增加到2.5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2%上升至17.9%。《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显示,从2035年到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根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3.8亿,占总人口比例近30%;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5亿,占总人口比例超三分之一。

在一个长期回避死亡话题的社会环境中,老龄化带来的问题首先涉及人数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如何面对生命衰老与死亡的认知、情感、价值及态度取向等诸多问题,同时,对于那些承担养老的少子化一代,他们如何应对艰巨的养老送终伦理义务?这些都需要生死教育提供教育引导,以从认知与思想观念上做必要的预应力建构,以及实践指导。

2、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需要生死教育

健康中国战略是一项重要的涉及生命本体的重大战略,它不仅仅涉及医疗卫生、经济资源以及制度安排等方面,更涉及到文化观念、思想意识等方面。而健康中国战略中,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指向美好生活,其中当然包括优生优死。当下现实中的许多突出问题,比如恶性肿瘤发生率居高不下的现实。我国恶性肿瘤年新发病例达到400万例以上,占全球新发病例一半,而年死亡病例近250万例。病人死亡对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提出迫切要求,而根据国际国内经验,开展生死教育是发展安宁疗护事业的重要前提条件。

健康中国战略也需要和谐的医患有关系。众所周知,医患关系高度紧张的现实何以能够真正缓解是一个严肃而紧迫的现实问题,除了相关体制完善之外,根本的还在于医生、患者及病患家人如何看待生死,生死教育既有助于医生正确看待生死,尊重生命,遵循自然,从而改变传统的职业伦理观,正确对待医护职业行为;患者及病患家人同样也需要生死教育,正确认识与对待生死,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从而能够恰当地处理好患病与治疗的关系。健康中国战略也需要每一个普通人的自觉及参与。面对现代背景下人类生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普通民众也需要生死教育,理性理智地面对自己生命的死亡问题,推广生前预嘱,站在生命的终点从容坦然地安排自己,如此,将死纳入自己人生的筹划之中,这样才能真正体验到美好生活。

3、我国疫后重建工作需要生死教育

后疫情时代,全社会生产生活逐渐步入正常状态,但是疫情造成的伤亡事件以及遗留的心理问题将大量涌现,这些问题大多都与人们对生死问题的认知、态度、信念等有关。由死亡恐惧转化而成的愤怒、焦虑、暴虐、无望等负面情绪势必造成大量的心理和精神疾病,甚至直接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形成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应对疫情造成的社会和心理创伤,急需在不同人群与教育层次开展生死教育,推动生死教育进入国民教育体系。

4、青少年健康成长需要生死教育

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通过调查发现,北京大学近四成的新生觉得“对自己的学习、生活感到烦躁、厌恶”,“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徐凯文在2016年的一个演讲中称这种现象为“空心病”。大学生“空心病”的出现说明不少青少年学生缺乏对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理解。而根据生死学的研究,没有对死亡的认知,就难以完整地理解生命的意义和实现人生的安顿。许多青少年追求享受,娱乐至死,没有人生目标和方向,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对死亡的思考,不能产生人生的迫切感并规划人生;此外,一些青少年自杀和伤害他人的现象则表明这些青少年不懂得珍惜生命。以上这些都说明青少年的成长需要生死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死教育已经普及,官方政策与建设计划早已出台,不同层次的生死教育课程与项目已相当丰富,即便在我国较早引进国外生死教育的港澳台地区,经过几十年本土化的生死教育探索,业已发展成熟。相较而言,目前中国内地的生死教育仍处于初创和探索阶段,国民生死教育内容仅存于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生死观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涉及的部分生命教育内容。2010年我国在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首次明确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并列同提,在教育政策给予了生命教育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即便生命教育与生死教育需求迫切,但是系统的生命教育、生死教育仍然没有嵌入国民教育中。

三、开展全民生死教育的方案

1、广设生死问题研究课题,在跨学科领域中设置生死学学科目录

鼓励专家学者广泛研究生死问题,推动和深化涉及哲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生死问题研究,借鉴西方死亡学与台湾生死学,建构符合中国内地特点的生死学学科,承认和设置生死学本科、研究生学位,建设生死学研究机构。从根本上解决生死问题与生死教育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合法性问题。

2、医学院规定学生必修生死教育课学分,非医学生选修生死教育通识课程

借鉴国外典型医学院的通行做法,在医学院广泛开设生死教育课程,课程涉及生死哲学、生死伦理学、死亡学、宗教学等必修课程;借鉴国外、港澳台生死教育的成功经验,在大中小学、社区等不同学历与不同群体中开展分层次、有针对性的生死教育,开设涉及生死议题的哲学、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法学、医学、宗教学、国学等通识课程,学生必须在不同年龄修满一定学分的生死教育课程方可通过。

3、开展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生死教育师资培养和培训

为推进生死教育落地生根,目前最紧要的是依托国内已有的生死教育专家和学者取得的研究和教学成果,对即将从事生死教育的从业者进行生死教育课程培训,让其学习涉及生死问题相关的理论知识以及实践应对方法。培训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心理咨询师、医护工作者、社工、志愿者等已经参与到生死教育一线工作的人群;同时,借鉴已有经验和成果,通过系列课程,培养生死教育不同阶段的有资质的专业教师,为未来大规模的生死教育推广做好准备。

4、营造全社会“谈生论死”的正常氛围,引导公众直面死亡

开拓生死教育多元渠道,打破不正常的死亡禁忌,引导公众积极面对死亡,谈论死亡,接纳死亡。通过生死学会议、论坛、沙龙、课题、学会、出版物等引导生死议题,积极应对复杂的生死问题。同时,通过电视、电影、大众传媒、自媒体等媒介,传播生死议题,讨论相关话题,引起社会舆论对生死问题的关注。通过对清明节、中元节等涉及生死话题的节庆传达主流生死理念,引导和塑造人们的生死观念。

四、辅助全民生死教育的具体可行性措施

1、教育部学科招生目录中,在跨学科领域设置生死学,有条件的学校鼓励学科带头人建设生死学研究系所(中心),进行生死学本科、研究生招生。

2、教育学中设生死学与生死教育方向,鼓励研究生进行生死学与生死教育选题,进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和撰写。

3、在国家社会基金项目、教育部课题项目中设置生死问题研究,鼓励涉及生死问题相关的课题研究和专题立项。

4、大学生通识教育课程增加生死教育内容和课程,为医学生开设涉及生死问题的哲学、伦理学、死亡学等生死学内容,针对医学生特点开设相关的应对死亡问题的必修课程。

5、中小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增加生命教育、生死教育内容,鼓励有经验的生死教育教师开设非强制性的生死教育课程,带领学生到生死教育特定场所见习,了解人类生老病死的生命过程。

6、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心理咨询师、医护工作者、社工、志愿者等已经参与到生死教育一线工作的人群深入了解生死问题,学习生死问题相关理论和应对方法。特别是心理咨询师与教师资质拥有者必须修满相应生死教育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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