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超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哲学系教授

记得莫言说过“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语文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8期，载《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十卷第362页）有趣的灵魂本不多见，限于自身的“有涯认知”，我们往往在“无涯”信息中蹉跎人生；因此，遇见一个“伟大的人”是幸福的。

其实，无论如何度日，每分每秒、每时每刻、每日每月，我们似乎都平等分有并丝毫不差的度过。但是，以何种方式度过？不同的人之间可以有天壤之别，他人的生命历程，于我们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让我们看到自我的真实处境与生命的可能项度。史铁生先生正是这样一面镜子，他不仅照出了生命的无限可能性，而且引导了灵魂的完美之路。

一、遇见史铁生：摇着轮椅叩问生死的哲人

我对史铁生的阅读最早是拜读其名篇《我与地坛》，阅读时间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读的热泪盈眶……作家韩少功说“《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语文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8期，载《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十卷第359页）。2013年读过其论述生死的文字3篇（载杨耀文选编《文化名家谈生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8月版），2019年12月读邓晓芒教授的《史铁生的哲学》对其文学作品中的深沉哲思予以高度评价（载邓晓芒：《人论三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令人印象深刻；2020年1月读史铁生太太陈希米的《让“死”活下去》（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由史铁生的死（2010年12月31日）而论及生；2021年1月系统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史铁生作品全编》（十卷本），感到冲击和震撼。

研读过程中，逐渐能够寻味到莫言对史铁生“伟大的人”的评价，也联想到研究康德的专家邓晓芒为何会去认真探讨史铁生文学作品中的“哲学思想”（包括“命运观”“生死观”“宗教观”“爱情观”“语言观”“总体评价”六个部分）。据说有些作家在用身体写作（可参见邓晓芒：《灵魂之旅》，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读史铁生的作品，则让人感到，他是在用灵魂书写。他对生死、灵魂、爱情、残疾等问题探讨，基于他真切的生命体验，加之于他深沉的理性斟酌、思辨，由此在其小说、散文、评论、碎笔中处处显其洞见，他的文字是一种人类生命从残缺走向完美的见证和阶梯。

史铁生先生用“扶轮问路”（《扶轮问路》，《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九卷第26页）来总结他一生的工作，他不仅是扶着轮椅为自己寻路，大约也在为人类的残缺与有限寻路，由残缺走向完美之路，而我们大约走在共同的路上（残缺程度不同，有限处境则一）。尽管史铁生关于爱情、残疾、背叛、信仰等主题有着深刻而睿智的洞见，便于问题聚焦，本文侧重史铁生关于生死问题的讨论，自然生死问题与上述其它问题是相互涵摄的。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史铁生的“生死篇章”：

二、不知死，安知生——史铁生的生死篇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史铁生作品全编》总计十卷，1、2卷为史铁生的长篇《务虚笔记》和《我的丁一之旅》，3、4、5卷为史先生1978-2000年的中短篇小说，6卷为散文随笔，7卷为创作谈、评论、书信，8卷为《病隙碎笔》《记忆与印象》，9卷为《扶轮问路》《昼信基督夜信佛》，10卷为剧本、访谈、附录等。从容量来看，作为一个作家，其作品是很有限的，散文随笔、评论之类占了近一半，其两部长篇也多是是对爱情理想、生死意义的探讨；但是，从品质来看，史铁生的文学作品因其睿智深沉、生死叩问、反思明辨而具有独特的意义；若考虑到作者的写作处境，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可以说，史铁生的创作，对于类型化的文学作品写法是一个独特的尝试，对于侧重文献梳理的哲学界而言同样也是一种研究创新和问题回归。由此而言，史铁生的文学作品，在当代华人思想史上，或可说具有某种里程牌意义。

就“生死”主题而言，史铁生的十卷本“作品全编”可以说都是由“生死”问题贯穿始终的。加缪说“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加缪：《荒诞与自杀》，载《西绪福斯神话》，郭宏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对于史铁生而言，“自杀”则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在他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在父亲搀扶下去友谊医院看病，他当时的决心是“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我二十一岁那年》，《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六卷第73页），他确实没再能“走出来”，而是被朋友抬出去了；但是，他也没有死，而是从此以轮椅为生。这是这真正的“向死而生”，因为残疾的双腿再加上后来的肾病、尿毒症等，他对生命的“残缺”体验是有亲证的，因此对生命的叩问也显得迫切、悲壮。“为何不自杀”、生命意义何在、如何看待命运等于史铁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由此生死叩问而化为篇篇文字便显得沉重与庄严并生，血泪与智慧共俱。

尽管“生死”主题贯穿史铁生的所有文字，具体到他的“作品全编”，关于生死的显见篇章值得留意的有：

第一，1-5卷的小说部分。其知名长篇《务虚笔记》在交代了“写作之夜”和“残疾与爱情”主题之后，小说的开始是以“死亡序幕”（《务虚笔记》“三 死亡序幕”，《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一卷第21页）拉开的。由此而讨论不同情境下的爱情、理想、残疾与叛徒等主题；在残酷的种种剧情背景下，他在痛彻的拷问上述主题以及命运与理想的意义，最终给出了坚守的理由，看似脆弱，但却坚韧，在种种不堪的人生情境中，坚守是一种选择，至少是一种可能。此种思路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再次展开，作者以轻灵的“心魂”拷问现实沉重的人生与美好的理想，我们知道本小说有着当时顾城爱情悲剧（杀妻后自杀）的背景。在短篇小说中，从其早期创作开始，史铁生便在讨论生死问题，比如1978年的《兄弟》便是关于“枪毙人的”（《兄弟》，《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三卷第13页）。而且从其代表作《命若琴弦》（1985年）开始则在直接叩问人的“残疾”：肢体的残障到人性的残缺。由描写残疾人到探讨所有生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残缺”（《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十卷第263页），这是一种提升；由所有生命的残缺到心魂“走向完美”，这是一种升华。

第二，散文随笔部分（第6、8、9卷）。在1989年，史铁生就写了《“安乐死”断想》，并且明确地提出“人为地结束植物人的生命无疑是人道的。”“人是不能无条件活着的；譬如不能没有尊严。”对于“重残”“严重缺陷”等人“他就有权享受安乐死，人为地终止其生命就都是人道的。”（《“安乐死”断想》，《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六卷第30-32页）对于“安乐死”权利，自然是有争议的，但是史铁生的说法依然值得留意，他至少代表了一种“当事人”立场。因为，我们对于安乐死问题的许多讨论，多是站在“旁观者”、“第三人”视角，但是，当事人的权益、诉求终究是第一位的。另外《说死说活》（1996年）、《病隙碎笔》（1999-2001）、《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1999）等篇章（包括其遗作《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1.论死的不可能性”，遗作最后编辑时间显示正是2010年10月30日09:35，《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九卷第331页整理者注）也在明确讨论生死问题。尤其是在1990年之后，可以看出他对于病、死、命运等问题越来越自觉的讨论并逐渐形成达观的看法。他甚至认为徐志摩的诗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八卷第167页），其对死亡之达观可见一斑。需要说明的是此种对死亡之达观绝非任何“超越”或“放下”之类，而是以经过“诚实善思”的爱为底色，在《我与地坛》（《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中他说“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他似乎感觉靠写作成名“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真正的路是通向“爱”之路，而非仅仅获奖成名，因为他感觉到“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我与地坛》，《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六卷第41页）可以说，很难有个明晰的分界，但是在《我与地坛》之后，史铁生的写作，尤其是关于“生死了悟”的写作，处处彰显爱的智慧，那正是一种“毫不张扬的爱”的分享；而且此种“爱”的智慧分享，是乐观的，有着神圣性的底蕴（参见《乐观的根据》，《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九卷第73页）。

第三，评论、访谈、通信部分（第7、10卷）。在1987年10月23日所写《答自己问》中，第一个问题便是“人为什么要写作？”“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好了，写作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答自己问》，《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七卷第21页）。1988年写的《自言自语》中“三 人有三种根本的困境，于是人有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第一和第二分别是“孤独”和“痛苦”，第三个困境是“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自言自语》，《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七卷第46页）可见其对生死问题的关注是持续的。另外在访谈中，“生死”也是无法回避或绕开的话题，比如他与陈村的对话题目就是《我在哪里活着》（《收获》2001年第2期）；与王尧的访谈题目则是《有了一种精神应对苦难时，你就复活了》（《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中则突显了“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不知死，安知生”（《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3日）。2010年12月26日，庞沄、陈冲等史铁生好友提前给他过生日，史铁生很高兴，提前躺在床上养精蓄锐，见他们到了，便像往常那样调侃“你们又向活体告别来啦？”（庞沄：《与铁生最后的聚会》，载《铁生 铁生：史铁生十年祭》（上），王安忆等著，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第251页）类似的调侃多了，可见史铁生对生死问题的思考通透并贯穿终生。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史铁生叩问生死的独特风采。

三、如何向死而生——史铁生的生死叩问

史铁生关于生死问题的看法之所以值得我们仔细研读原因有三：

第一，生死问题于他是个无法逃避的“生死抉择”。如同他在《我与地坛》中所说在“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我与地坛》，《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六卷第35页）他多次想到自杀、暴怒，终于慢慢平息、“了悟生死”；后又遭遇了奶奶的辞世、母亲的离开，这些都让他对生者撕心裂肺的痛与逝者肝肠寸断的愧掺杂融合，难以自拔；为何不自杀？如何活下去？这些问题迫切的摆在他面前。

第二，他是一个胆小怯懦而又敏感的人，由此对于生死问题感受性更加强烈。这样对于生命的渴望、对于死亡的恐惧就显得更为典型，由此而来的“懦之勇”（刘树生：《懦之勇——回忆好友史铁生性格杂事》，载《铁生 铁生：史铁生十年祭》（下），王安忆等著，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第251页）便具有“可普性”意义。生龙活虎的年龄，突然残废了双腿，他暴怒、无望、抱怨这些身心经历都是一个常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如何慢慢走出此种困境，慢慢了悟生死；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便具有普遍性意义。

第三，他对生死问题有着持续而又深沉的思考，这构成了个体“了悟生死”的关键。陆晓娅老师在回忆文章中提问到底“是什么使铁生成了《我与地坛》之后的铁生？”毕竟轮椅中的生命多矣，而史铁生则是唯一的独特的，她说“早已有一颗种子埋在特生身上，等待发芽”“这颗宝贵的种子就是‘怀疑’。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怀疑是最稀缺的精神特质，是我们身上最早被扼杀、被湮灭的东西。”（陆晓娅：《语录铁生和诘问铁生》，载《铁生 铁生：史铁生十年祭》（下），王安忆等著，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3页）而怀疑、沉思恰恰是史铁生最为宝贵的特质。进一步而言，理性正是人性的底色，恰恰是每个人自身最为宝贵的品质。

因此，基于上述“生死抉择”，生死问题对他绝非“无病呻吟”而是一种真实处境；其怯懦性格，多次自杀未遂（可参见孙立哲等好友回忆，《铁生 铁生：史铁生十年祭》，王安忆等著，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让其不得不叩问：残疾意味着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到底什么是“死亡”？他坐在轮椅上近四十年，此种生死叩问也接近四十年，很难说他给出了终极答案，但是可以确定的说他给出了极为“诚实”的“善思”（《诚实与善思》，《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九卷第121页），那是他的心魂对人生迷途的追问。而此种追问，对于任何其他人都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纵观史铁生对“生死追问”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如下思路值得关注：

第一，对人生苦难的自觉。苦难因何而起？厄运为何降临？基于史铁生的“残疾”事实，他无法去抱怨他人、社会等外在不公，而是直接回到了“命运”自身偶然性的追问。若是外在人为因素造成的恶，可以抱怨、愤恨，甚至会报复，但是没有外在针对性的“命运”哀叹才是更深沉的“生存困境”反思。所以，此种经由“残疾”而来的“苦难自觉”直指人的“存在”境域，不但深刻，同时具有普遍性。因为，对每个个体而言都有其“苦难”处境，尽管“不幸的人各有其不幸”；“苦难”之生存境域则一。问题在于如何认识自我？如何自觉自身的“生存之境”？

第二，由肢体残疾到精神残疾。史铁生的可贵在于，他固然面临痛彻心扉的双腿残疾，但是他对残疾的思考则不限于人的身体。从《命若琴弦》开始他自觉去思考人性自身的局限，他将人自身的有限上升为“残疾”，而此种“残疾”是人所共有的。因为，他发现所有生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残缺”（《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十卷第263页）。因此“残疾”便是人的命运，是所有人的“处境”。这样，他对“残缺”认识具有了某种形上意义，由个人现实的苦难、身体的“残疾”上升到了所有生命个体的“存在性残疾”，这是一种升华；而由此以来对“残疾”的自觉与克服，便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参考。他的思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自我”的生命历程，而且也明确指出了心魂走向完美的“乐观依据”（参见《乐观的根据》，《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九卷第73页）。由此来看邓晓芒以及其它一些研究者对史铁生“命运观”的“宿命论”解读是偏颇的，他“接受苦难”不同于“认命”，恰恰是一种“认识自我”，对自我的认识让其更自觉、主动的去建构心魂走向“无限”的过程，而这也才是真正的“接受苦难”与“回归自然”（《回归自然》，《史铁生作品全编》第九卷第82页）。

第三，爱愿是化解“残疾”的唯一出路。更可贵的是，史铁生没有停留于“残疾”处境，因此他不是“宿命论”，而是在自觉人自身有限性的同时，经由爱愿，逐渐接近“无限”，由残缺走向完美。史铁生明确说“难道我们不该对灵魂有了残疾的人，比如肢体有了残疾的人，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爱吗？”（《我的梦想》，《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六卷第16页）而且，他认为母亲给他的最大遗产在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我与地坛》，《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六卷第41页）而这正是他生死观极为值得留意的精神资源：爱愿，是一条路，而非一个终点。在带着有限逐渐接近无限的过程中，人的心魂得以释然并逐渐走向完美。这条路是任何人都可以走，都在走的。因此，史铁生的扶轮问路，不仅为他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实际上也为众生找到了一条通途。

小结：走向完美的心魂让蝇营狗苟的生命自惭形秽

2010年10月30日下午6点至10月31日凌晨3点，史铁生感到剧烈头疼经由抢救无效，最终由其太太陈希米决定放弃开颅手术。后经由北京朝阳医院、宣武医院、武警总医院，折腾了9个多小时终于顺利完成了“器官捐赠”（肝脏）手术（河东：《弦断之夜》，载《铁生 铁生：史铁生十年祭》（上），王安忆等著，北京：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2页），而且“铁生的肝脏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苏醒。2010年，整个华北地区一共有五个人捐赠了人体器官，铁生是第五个。”（赵泽华：《史铁生传：从炼狱到天堂》，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9页）

这又让我们想到莫言的评语：“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语文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8期，载《史铁生作品全编》第十卷第362页）史铁生有很多朋友，我们只是他的读者，然而研读史铁生的作品，我们会惊叹于其睿思与洞见，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098a3），由此而言，史铁生是一个充分实现了“人性”的人。史铁生的许多作品，每次读，都让人潸然泪下、发人深省，其作品是伟大的：他关于生死、信仰、爱情、人性、残疾等主题的思考，就笔者目力所及，可以说史铁生代表了当代华人思想界的精神高度。

另外，研读其作品的同时，有两个镜像常跃入眼帘：一个是史铁生的低头沉思，一个是他的爽朗笑声，令人感觉，那是一位朋友，毫无提防的朋友，读其书，如同与其对话，毫无负担。因此，作为一个人而言，由生而死，他遍体鳞伤还不忘完成最后器官的捐赠，竟然还真的救活了一位“肝脏”患者，我们甚至可以说，史铁生本人，就是当代一个极其伟大的作品。

每念及此，不觉，自惭形秽。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又能如何书写自己的人生？如何面对自身的精神残疾呢？因此，研读史铁生，接续其“诚实”与“善思”，发挥人之为人的“理性”精神，似乎便是任何一个心魂义不容辞的责任使命，也是任何一个个体认识自我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