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超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哲学系教授

郑晓江先生做为生死学前辈，或者如同钮则诚先生所说为“生死哲学大师”，在其往生之后，生死学界同仁总觉应做些什么，那种发自内心，或者说义不容辞的纪念、致敬、感恩。

据我了解，直接或间接，华人生死学界，乃至于部分殡葬业界、医护人员培训等等，大约都或多或少都受惠于郑先生的生死智慧恩泽。中国当代生死学研讨会至今已召开五届，我们总有动念，为郑先生开辟一个纪念专场；然而，终究没有成行。或许，正因为没有成行的纪念，此种感恩与致敬之情才无处释放，不断积累、酝酿、发酵，终于到了忍不住要去致敬的冲动。由诸位生死学界同仁提议，雷爱民博士发起“华人生死学2021年特刊”——“纪念中国当代生死学家郑晓江系列”可谓是广大华人生死学界向郑先生致敬与感恩的共同心声表达。

做为生死学晚辈，坦白说，我不认识郑晓江先生，意思是未有一面之缘，但却读过他一些书，也认识他生前的生死学同道；因此，从他对生命的“二维四重”理解来看，我对其“人文生命”尤其是“精神生命”，或可以说是熟悉的，甚或说是受益良多；许多与他有直接交往的师友，在回忆中也常提到他的生命饱含善意、真诚与智慧。这些可以从其篇篇饱含善意、热情、智慧、洞见的文字——其“精神生命”中可以看出来，他生死实践也在印证他的生命原理。

根据我对郑先生论著的研读以及对华人生死领域的了解，大约可以说他是中国大陆当代生命教育的主要开创者，有筚路蓝缕之功。因此对其生死学智慧的反思、总结，尤其是延续其“生死大哉问”的探讨，或可以视为学术后进对前辈的致敬与纪念。

一、郑晓江先生对华人生死学界的三重贡献

第一、基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而系统发掘传统生死智慧。

根据笔者对于生死学领域的有限了解，不同于欧美世界的“死亡学”，亦不同于中国台湾学界傅伟勋先生基于欧美“死亡学”而拓展的“生死学”，自然亦有别于武汉大学段德智教授基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死亡哲学”，郑晓江教授对于“生死问题”的探讨有其独特进路：基于中国传统，发掘生死智慧。因此，郑晓江教授的工作，无论是在哲学界还是在民间生死实践，往往有亲近感，容易引起共鸣。这大约与其基于本土传统的文化心理适宜性有关。比如其著作《生命与死亡——中国生死智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版）、《中国生死智慧》（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可以视为此种致思理路之代表。基于生死学视角，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儒释道生死智慧有着具体而微的发掘，另一方面对于原有的中国文史哲领域，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国传统哲学领域往往能有新的研究洞见，发人之未发，这些往往是治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学的学者所难以比肩的。

第二、接续中国传统生死智慧而提出五大“生死原理”。

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大陆学界，更多依据中国儒释道哲学智慧而慢慢走向一种“生死智慧”、“善死与善终”，由“穿透死亡”而“感悟生死”、“学会生死”的“生死教育”思路则首推大陆的郑晓江教授（《20年来两岸学界关于“生死问题”的不同进路及其比较》，《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或许与郑先生的哲学训练有关，他对于中国传统生死智慧的发掘，没有仅仅停留于生死观层面，而是更进一步，尝试由生死观念而生死原理，这是一种升华。而此种理论升华又为其它生死学研究者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者开启种种方便法门。比如其著作《生命教育演讲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穿透死亡》（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学会生死》（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版）、主编《感悟生死》（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版），都往往要突显其五大原理“生命与生活紧张”原理、“人生时光与物理时间不等式”的原理、“生命共同体”原理、“生死互渗”的原理、“死是生活的终止，生命可以永存”的原理。对这些生死原理，于学界或许有不同商榷意见，但是，郑先生此种由意见而原理的努力是令人敬重的，而且这些深入浅出的原理也往往在其讲座中确实感动了一些人；原理往往是晦涩的，但是，郑先生的原理却可以感动人，这本身就令人感动。

第三、在生死原理指引下以传统生死智慧服务于华人生死教育实践。

从郑先生论著来看，郑先生是位严谨的学者，他对于生死学论著有着大量的研读。但是，郑先生却不是那种“书斋式”学者，他大约在“神游斋”看了很多书，上了不少课；但是，他接续了传统的“游学”、“讲学”传统，将其丰富的生死学研读、生死智慧发掘、生命原理提炼，以其饱满的热情服务于华人的生死教育实践。他不仅读万卷书，而且也在真正的行万里路：在国人的生死教育之路上，他可谓有筚路蓝缕之功。不仅对于青少年自杀问题、女性的生命教育、老人的死亡恐惧问题、殡葬业界的地位、尊严、规范问题，他均有着敏锐的观察、睿智的洞见和直接的建言献策。这一点我们可以郑晓江合著及主编的《灿烂女人花：生命教育女性读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生命忧思录：青少年生命教育刻不容缓》（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12月版）、《中国殡葬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为例，他对于弱势群体生命质量的关爱、对于社会敏感问题的直面，对于青少年生命悲剧的忧思，悲情满怀而又不失理性公允的表达，痛彻反省而不失温情敬意的言说，皆令人敬重。

综上而言，郑晓江教授固然有着专业的中国哲学训练，但其着眼点不在哲学，而试图基于传统生死智慧而给出现代人一种认识死亡、平静看待死亡从而珍惜人生、善待生命的引导。他对于华人生死智慧的建构以及对于今人树立健康的生死观依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通过“生死互渗”原理、“三重生命”原理来化解人们对“死”的恐惧心理试图达到一种“善生优逝”的现代生死智慧，不得不说，数十年来郑晓江先生的此种努力与耕耘对于大陆学界的生死教育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死观建构功不可没。郑先生的往生是华人生死领域的巨大遗憾，同时他也为华人生死学界留下了“大哉生死问”。从比较视角而论，段德智教授的死亡哲学研究侧重于形而上学，是曲高和寡的，尽管获奖很多；但是，郑晓江先生的努力则是生命教育，有着更多的受众和影响。

二、对郑晓江先生生死学研究的反思

郑晓江先生2013年2月17日早上往生，距今近八年时间。我们对先生最好的致敬方式大约是接续其路更好的服务于华人的生命教育实践，同时，对于郑晓江先生无论是理论生命抑或是实践生命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亦应当直面而非逃避。正如同他以极大的勇气直面生命悲剧、生命忧思而从事生命教育那样，我们也应面对他的生命精进、他的生命智慧、他对华人生命教育的恩泽；同时，也不应回避他的理论缺陷、他的生命迂回以及生死困顿。

我们面对他的生，面对他的死，我们尊重的是他整全的生命。

在他生命精进的高光时刻，我们是他的朋友；在他生命的迂回灰暗时刻，我们更是他的朋友。

在我阅读他论著的过程中，尤其是一些“后记”性文字，可以看出他的言行跃然纸上，甚至可以听到他真诚、爽朗的笑声，大约他是一个生命饱满、灵魂有趣的人，正如同他是一位勤奋博学、严谨精进的学者。因此，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学问、人生，或许也是一种很好的致敬。

若说上面三点可谓郑晓江对于华人生死学界的贡献、精进与优长，那么，于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理论上的缺陷与研究方法上的不足。郑先生的专长在于中国传统哲学，或者说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由此他发掘生死智慧，进而总结出生死“原理”，这些对于华人生死教育实践具有本土亲近感，言说内容喜闻乐见，与本土文化心理十分契合。但是，在理论深度、研究方法以及国际视野上皆显得缺乏。

首先，理论深度方面，原理论证缺乏。对于国际学界的死亡学、生命教育，郑先生很少有吸收、借鉴，或者他对于那种形而上思辨是不感兴趣或不屑一顾的。但是，这却制约了他对于“生命”、“死亡”等问题的深度思考。从其五大生命原理来看，更近似于一种生死智慧、生命感言，从其论述上看，也更多是一种传统生死观铺陈，很难称为一种原理论证。

其次，研究方法方面，郑晓江教授更多还是一种中国哲学的治学方式。郑先生对于社会上的生命悲剧忧心忡忡，他也不断发声、呼吁关注青少年生命教育，他有着很好的感悟和问题意识。但是，在研究方法上，针对这些社会问题，他似乎没有专业的社会学方法训练。田野调查、数据分析等等，似乎都没有，自然这也是国内生死学界的通病。专业研究方法上的缺乏，导致国内生死学研究，更多尚处于感想、感悟、忧思阶段。另外，对于相关的临床实践、临终陪护等，似乎郑先生很少参与。读余德慧先生一些书，他的论著之所以备受关注，一方面与其专业理论训练、睿智洞见有关，另一方面他似乎有着较为丰富的临床陪护互动实践（包括其团队）。

再次、国际视野方面，华人生死学似乎还停留在自说自话阶段。我们知道，，郑晓江教授关于生死问题的研究与台湾学者有着较好的互动（台湾生死学的来源更多依据西学引进），他是比较早就应邀赴台讲生死问题的大陆学者，他的著作与思想在台湾也有着广泛的影响（郑晓江关于生死学的专著在台出版的有：郑晓江：《生死智慧-中国人对人生观及死亡观的看法》，台北：汉欣文化出版，1997年版；郑晓江：《叩问人生-中西方哲人的人生智慧》，台北：汉欣文化出版，1997年版；郑晓江：《祸福之门：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与生活艺术》，台北：汉欣文化出版，1997年版；郑晓江：《超越死亡》，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版；郑晓江：《中国死亡智慧》，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郑晓江：《生命终点的学问》，台北：正中书局，2001年版；郑晓江：《中国生命学——中华贤哲之生死智慧》，台北：杨智文化出版，2005年版；郑晓江：《生死学》，台北：杨智文化出版，2006年版；这些专著难免有重复，但是一个学者于短短几年内出版这么多专著，用功之勤，仍觉不可思议），台湾学者钮则诚教授在《生死学》中提到他时说“大陆哲学学者郑晓江，是少数长期有系统探讨中国生死哲学有所成就者。”（钮则诚等编著：《生死学》第二版，台北：国立空中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但是，通读郑先生的论著我们会发现，他的研究视野更多还是依托于传统哲学视阈，对于现代生命伦理学以及国际学界的前沿研究，他很少互动交流；自然，这也是目前华人生死学界的通病，而非仅仅郑先生一人的问题。

三、郑晓江先生留给我们的“大哉生死问”

上面算是对郑先生理论研究的反思，下面我想回到郑先生的生死实践。

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我大约2014年前后开始读郑先生的论著，2016年3月在郑州大学召集了本硕生共同参加的“知行读书会”，读书会总计进行了30期，第一期（2016年4月1日晚上7点至9点进行）阅读的正是郑先生的《生命教育演讲录》。当时有20名学生提交读书笔记，赞誉道谢之类我就不再引用。我在小结中说：本书由于读书会的缘故，再次重读，感悟颇深，与大家分享如下：1、人终有一死，活着的意义何在？青年学生，时间充裕，精力颇丰，有无关注生命的必要？目睹种种苦，亲人之病痛，其它同龄人自杀现象，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绝症患者等等，我们是否还有谈“善待生命”的可能？如何去谈？关键是如何去践行？2、如上问题让我们再次反省人之所以为人的所在？人是什么？基于人的本性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有无化解的可能？书中生活与生命的区分，我们看到，人的可贵不在生理性身体的生活感受性，更在于人伦中的生命（亲缘、社会、精神性生命）；后者更能彰显人的本性，更能体现人的尊严以及“不朽”的可能。3、那么，我们生命教育的着眼点便在于人对于自身“生活”“生命”的自觉体认，二者不等同，所以有“张力”或“紧张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二者一定是紧张的，作者的说法是在试图化解现代人过于突显感性生活享受而忽视“生命存在”的弊端。有此种自觉，人们才会有珍惜生命的必要，并慢慢尝试尊重自己生命、敬畏他者生命的可能。4、对于死亡、绝症、老人、儿童等等的问题，生命教育是一个化解途径；比如对丧亲家庭的悲伤辅导，对于绝症患者的安宁疗护，这些在我们看来很遥远，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实行，这意味着我们的关心弱势的实践上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我们做的很不够。有许多事实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善待将要面临这些事实的亲友；有许多苦，我们无法代偿，但是，我们我可以选择陪伴。如果上面“自觉”是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与尊重的话，那么自然而然便会推及他人，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与关爱，尤其是那些无助者、弱势群体。5、另外涉及丧葬礼仪的问题，正值清明节，我们看到此种对逝者的追怀、挂念，许多亲友都会离去，若做到了对自我生命的自觉珍视，对亲友生命的善待关爱，那么离去的亲友会常驻我们心间，正如有一天我们离开时，也可能会留存于在世亲友的心间一样。生吾顺事没吾宁也。这或许是我们可以期待的生命？与此同时可以慢慢与他人分享，庞老师说让我们做一盏温暖的灯，同时我也期待彼此培养心间善意的种子，慢慢有关爱他人的意向与能力，这样的灯才是明亮的、温暖的。

对于郑先生去世，有位同学还专门来信讨论，困惑良多；当时我的答复是：

关于郑教授去世，确实有不同说法，有认为是意外事故，有认为是自杀，不好说；关键在于他对生命教育的研究、热情、付出的心血是令人敬重的，我们更看重的是他在世的努力而非他离开的方式……

《生命教育演讲录》是郑教授颇富心血之作，正值清明节我们读他的书，也算是对他的一种纪念和感恩……

如今来看，郑先生的往生倒是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大哉生死问”：

谁来呵护关爱生死学者的生命？

生死学专家如何在温暖他人的时候也做好自我防护？

小结：爱让我们继续前行

无论是生死学理论建构还是生死教育实践，华人生死学之路尚任重而道远，这或许是郑先生留给我们的“大哉生死问”，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批精神遗产。我们就这样走在路上寻路，只要我们在路上，郑先生便与我们同在，共同去叩问、化解那令人纠结的“生死问”；共同去践行、服务那迷人的生死教育事业。

如同前面所言：我们面对他的生，面对他的死，我们尊重的是他整全的生命。在他生命精进的高光时刻，我们是他的朋友；在他生命迂回的灰暗时刻，我们更是他的朋友。

因为爱，让我们继续前行……

2021年1月30日星期六 11:55上海师大505研究室初稿

2021年1月30日星期六 16:07上海师大505研究室修订

作者简介：张永超：北京大学哲学博士（2011），辅仁大学博士后研究（2015），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职于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2011-2018），现任职于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哲学系。北京市癌症防治协会生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已出版《经验与先验》（2012北京）、《仁爱与圣爱》（2015台北）、《天人之际》（2015郑州）、《比较视阈下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及其转型问题研究》（2019北京）等著作。欢迎批评交流：zhangyongchao@shnu.edu.cn。